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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博物家的笔记里，零零散散的观察，信手拈来又随手搁置，作者本人多不予整理总结。比方说，有人就发现，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显然是第一个提出如下观点的：在泛北极（Holarctica），也就是近北极的那片陆地，其民人常能主宰这个行星南端的广大领土，因这里的人天生比南方大陆所生者更加吃苦耐劳，意志坚忍。不论达尔文是否曾意识到，他本人无疑曾在进化的意义上表述过这一观点，以说明北方生物群通常较南方生物更有竞争优势，尤其是在生物区系的南北向大规模迁徙运动中。这一情况在第三纪和第四纪曾较为常见，其时物种从南方的生物聚集区向北方迁徙时，虽偶有例外，但少见成功。
培根的这一观点出自其随笔名篇《论事物之变迁》（ Of Vicissitudes of Things ），大约是16世纪最末十年中写的吧。原文录如下：“但北方和南方是固定的；而且很少或从未见到遥远的南方人进犯过北方人，而只是相反。这就表明：世界的北方本性上是比较好战的地区——这可能与北半球的诸星宿有关，或者与地球北部的各大陆有关；而世界的南部，大家知道，几乎全是海洋；或者北方的冷（这是最明显的原因），不用训练与纪律，就能使人身强体壮，勇敢顽强。”
达尔文本人对此论的演绎见于《物种起源》，其文字表述从初版至末版毫无更改，亦摘录之：“我猜想这种偏重于从北向南的迁徙，是由于北方陆地幅员较大，并且由于北方类型在其故乡生存的数量较多，结果，通过自然选择和竞争，它们便较南方类型的完善化阶段较高，或者说具有占据优势的力量。”
尽管这一陈述在此处仅关乎植物，但晚些的版本中，达氏亦明确表明：“同样的原理可以适用于北温带、南温带以及热带山岭地的陆栖动物和海栖生物的分布。”我在此列出这两段引文，当然不是想说达尔文的学说源自培根，而是想让读者略窥上述理念的古往源头，想想进化论里有多少理念要历经如许演变发展的历程，方有当今思想体系中理论合法之地位。实际上，达尔文显然更可能是从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当中吸收了“极地优势”这一概念，他从这本书中获益匪浅，汲取良多。书中，莱伊尔曾论证近古地质时期的寒冷气候促成了物种南北向的大规模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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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一类的理念——若没有它们，任何关于进化的理论都无从建立——在17世纪的著作篇什中可谓数不胜数。大多时候，相关阐述不过寥寥数语，如天文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在其身后发表的著作《天体的发现》（ The Celestial Worlds Discovered ，1698）中，便认识到了比较解剖学的基本原理。书中他辩称，其他星球的生命很可能跟我们这里的颇为相像，为了论证他便举了美洲新大陆做例子。“谁能怀疑呢，”他说道，“上帝他老人家若是高兴，想要在美洲或其他遥远国土创造些跟我们这里的动物截然不同的生灵，岂不易如反掌？可结果呢，他并没有这么做。”
“外观形态确乎有些不同吧，”他继续说，“但即便这些差异当中也有些共通之处：体格和形态间有密切的关联，生长和繁殖的方式，以及使种群存续的方法等都是的。他们的动物也有足爪和翅膀，与我们的一样，体内也有心肺肠胃，以及用于繁殖的器官……显然，自然并没有在她的作品中恣意展示她本可以自如挥洒的种种异别……”对所列举这些差异当中的形态相似之处做了一番考量之后，他乃认为，“从关联和相似中，可得出分量不小的立论”——我们看到，惠更斯的想法无意中窥见了一方紧要的未知之地，其面目即将被达尔文层层揭开，阐幽发明，终将以达氏有名的“变异之遗传”一语为世人所铭记。
回到托马斯·布朗爵士。他的华章让我们清楚看到，在他那个时代，有教养的人的思维方式中有两本书，两种启示，二者都对他的宗教生活有所助益。“除了经书里的那个上帝”，他提到另一个上帝：自然。“这一部普适、公开的手稿，向所有人的眼睛敞开着：不知晓上帝存在的人，在另一个化身中发现了他。在那里没有丑陋，没有怪异，有的只是那混沌。”他一面思索，一面把深沉的眼光投向蟾蜍、熊和象。“万物无非造化”，而“自然是上帝的艺术品”。这可谓对宽容和探究精神的至高表述，它源自人对自然界日益增长的热切关注，而终有一天将软化过去那严厉的正统卫道士的观念，那些人一直以为，我们的大地和其上的所有产出都是卑贱不足论的。设计论由是引入人们的视界，这一观点藉由《布里奇沃特论纲》（ Bridgewater Treatises ）在19世纪早期达到顶峰。与后世相比，布朗作品中的这一思想还没有那种狭隘的人类沙文主义；那种完全以人类为中心和一切前提的哲学，乃是由某些略欠才华而较多正统教条的后来者所提出的。
自培根时代以来，英国思想界对博物学的研究，有两种影响至为重要。其一直溯培根本人的纯粹科学实验方法，用这位不列颠大法官那句严峻的话说，就是要将大自然“拿来拷问”。另外一种更具人情味的人文传统，则源自约翰·雷和吉尔伯特·怀特这两位牧师-博物家，而一直传到其后数百年中的文士-观察家，如梭罗与哈德森等人手中。这两股深流时而汇合，相互之间作用影响，但很大程度上仍各自分别，各有不同的方法论和基本观点。尽管达尔文通常被归为纯科学家一脉，然读者须知，他并非没有受到自然史研究中文学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在英国尤盛。达尔文是吉尔伯特·怀特的忠实读者，曾经对朋友珍妮斯抱怨说，外国期刊对这种充满趣闻的博物学作品不感兴趣，殊为憾事。
无疑他最初的兴趣乃是受到《塞耳彭自然史》（
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
，1789）里的蚯蚓研究的鼓舞激励，而这方面他所得之益当不止于此。很少研究者注意到，达尔文的《驯化下动植物的变异》（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旧译《家养动植物的变异》——译者）中曾提及，在1780年，怀特向他的朋友彭南特提出，小蓝岩鸽是该鸟国内各品种的原型。这一假设作为进化论证据方队的一部分，得到了达尔文的详细阐述，不止频见于《起源》一书，也出现在他后期另外几篇有关驯化的论文中。达尔文本人并未宣称这一观点是由他首次提出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为自己的理论寻找论据而梳理生物学文献的时候，大约不会将怀特的这一观点搁置一旁，不予考量。
多谢无以计数的如怀特一般拥有超凡观察力的学人，没有他们辛苦工作所积累起来的细节枝叶，进化论假设的参天大树不可能拔地而起。提醒诸位，在我们以上所讨论的事例中，有机体的变异已经在一单个物种的范围内得到清楚的认识了。再往前百五十年，布朗曾对着他自己的掌纹苦思不解，发现这东西“我怎么也不可能从他人身上发现与之同样的”。个体间如此的不同使他惊奇，“即使相似的同类事物中也存在多样性”。遗传学其时尚未问世，但其本质已经包含在这一简单的论述中了。
比怀特更早，也更伟大的牧师-博物家，
约翰·雷（1627-1705），是布朗的同时代人。雷是17世纪最重要的博物家之一，尤属于最早一批志在对生物世界进行分类和描述的先驱者，正是这一工作拉开了发现有机体进化理论的序幕。
对不同生物进行正确有序恰如其分的分门别类，这件工作是绝对必要的，否则不止是对生物进化的调查研究，甚至连认识到进化这一事实的存在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在生命形态及其改变演化之学能够追溯古往以前，眼前生物世界的复杂性秩序必须首先明确彻底地掌握。而要将现存生物与已灭绝物种做出清楚明白的区分，又有赖于比较解剖学的长足发展。另外，博物家必须能够从不同物种万千差异当中辨识出相似性，确认其间的亲缘关系。他必须能从相似中观察到不同生物跨越年代鸿沟的内在联系。同样地，研究者一定要有本事从细节微妙处做出推断区分，要敢于判断说：“你看这里，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嘛。”要达到如此高深的知识水平，显然非一日之功。正如我们即将论及的瑞典伟大分类学家林奈所称，“科学的第一步，便是要将彼物与此物做出区分。这类知识首先包含事物之间的具体差别；为使这差别得以永久确定，则有赖一系统方法以给予每一不同事物以各自不同之名称，各名称均要记录，俾便记忆”。
约翰·雷在这一方面堪称典范，他的研究建立了一套基于清晰的结构相似性之上的自然分类系统。
在这一方面，雷可谓林奈的先驱，且对其影响甚深。此外，从雷对行为的关注和对“自然系统”的强调上，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内涵也许较其卓越的后来者更加深远广阔。他不仅仅使林奈的《自然系统》成为可能，同时也是吉尔伯特·怀特以及《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作者佩利的先驱，影响所及，最终促成了《物种起源》的问世。雷最受欢迎也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无疑是《造物之工所体现的上帝智慧》（
The Wisdom of God Manifested in the Works of Creation
，1691）。书中他开创了一种新的论述体式，既阐发了生命世界的神秘法则，又将大千世界的种种奇观统兼于体系当中，这一套路至今在无以计数的自然读物中清晰可见，无论其作者是机械论抑或是活力论的理论拥趸。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在一封写给朋友吕威（1695）的信中，他提到了某些石头上令人费解的蕨类叶片印痕。颇有些踌躇后，他不得不承认，这些印痕与真实叶片之间如此精确的相似性，实在不好用某种化学品的意外作用来解释。由于他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因此，当他独到的洞察力深入下去，意识到，眼前化石的真正含义一旦被完全接受，将对虔信者带来何等的冲击，他不由心生悲悯，因为他看到，这将带来一连串后果，对时人所理解的圣经世界将产生巨大的震动；化石现象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或有非常古老的年岁，而物种的存在或有期限。想到这儿，他如临深渊，于是后退了一步。他申说道：“不管你说什么世界本身多么古老，它的住民多么古老，人类嘛，总归是新来的。”
无论如何，他有点郁闷。多年以后，这一不幸预言又该使林奈感到不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