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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有机物的形变，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把握生物的演化，有两条主要路径。一是通过我们周围的有生世界来把握，一是通过化石的记录来把握。尽管后者保存非易，零碎不全，只藏在这个星球的沉积岩中。换言之，一架梯子延伸到过去，通过对复杂程度不等的现存生命形式进行精细的比较解剖学研究，运用这一研究所得到的信息资料，找出生命历史中有何种主要的生理学进展和解剖学进展。另一架通往过去的梯子，是古生物学，也是通过比较解剖学，去分析现已灭绝的生命形态的有机遗存，那就是它们遗留在古老地层或古海底物质中的骨骼或身体印痕。当然，解决此问题，还有些辅助的方式，从动植物分布的研究中派生而来，或从胚胎学派生而来，后者是一门研究生命个体从受胎之时起发生发展的学问。然而，从本质上说，所有这些方法，都或多或少有赖于我们的两大技术：分析现存有机体以推断过去；运用化石有机体以确定过去时期的实际生命形式。这样，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检验比较解剖学的研究成果，因它的一般原理仅仅建立在现存动物研究的基础上，正需要加以检验。
纵观科学史的进程，人类认识生命历史的最先线索不可避免地要来自当下世界。然而，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只有（在西方存在的）特定类型的神学思想才引起人们以某种方式或通过某种框架看待自己周围的世界，正是这样的方式或框架，使得西方人的头脑有了接受进化论的准备。尽管听起来有些离奇，但实在是犹太思想与希腊思想的结合——两者恰是在中世纪的教会内部混为一体的——才构成了一部分基础，在它之上，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才在18世纪和19世纪最终生发起来，这个成就就是：复原失落的生命历史，展现其中的全部关联。不过，这一成就还有待于一个转变：要一个静态的自然观转变为一个动态的自然观。航海家们提供的那些前所未闻的奇异动物，以及那些跟野人相差无几的猿类，只做了生发这一变化的酵母。
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文献中，广泛散播着一种神学教义，这一教义名目不一，诸如Scala Naturae（自然标尺），Chain of Being（存在之链），Echelle Des Etre（存在之链），Ladder of Perfection（完美度阶梯），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名目。此前时代的著作中，也不难追溯到这一主题。拉夫乔伊教授在他的杰作《伟大的存在之链》（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42）中仔细分析了这一教义及其历史。在他之前，也有好几位用心不错，但史识幼稚的作者论及18世纪文献中存在的这一思想。他们起了误导的作用，使达尔文的前驱们错上加错。我们应当仔细检视这一思想，因为，在思考我们的第一条路径，也就是通往过去的活梯子时，这一思想就令人满意地等同于造物标尺的概念。无疑，比较解剖学的兴起与存在之链的历史联系相当深密，而后者有关生命形式的复杂等级之见与之关系尤深。尽管如此，这里却要提醒诸君：存在之链与现今所谓的生物进化链可全非同一物事，那个东西，在当今进化论者听来或许会显得殊为怪异。另外，那一思想也并没有丝毫天演进化的涵义，且明确否认任何有机体有朝一日完全灭绝的可能。存在之链的整个思想体系与中世纪社会的现实世界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它本就是那个现实世界在精神领域里的某种有力投射。
“世间有一阶梯，”布朗爵士继续道，“其高低上下丝毫不爽，井然有序，比例和谐。”依照自然标尺的刻度所示，自底层无知无觉的矿物起，向上历经低等生物，渐至于人，再上则到达纯粹的精神存在，比如天使。如此则吾等众人便兼具了尘世肉身与理性精神的双重性，此之谓“大的真两分者，其本性便有两重倾向，各生存于分离割裂之不同世界当中”。简单说吧，人既生存于物质世界，也存在于精神世界。“人”这一可敬的所谓“双重人格”，在造物标尺上的位置正好处于有机生物与精神世界的承启连接处。人不得不忍受这一精神与肉体的分裂，且因此导致了我们自身行为的混乱与矛盾。
但是，如果说这一长串不同的生命形态，并不代表任何物质层面物种演化的关系，那么，它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恰于此处，我们注意到二者的真正区别，也就是说，认识到自然界复杂性等级的存在，跟下面的假设是完全不同的，那个假设是：低等级的物种在物质层面可以进化为更高的等级——比如，从猿进化为人。18世纪的学者清楚晓得，在自然标尺上，人和猿是紧挨着的，但这一激荡人心的观点并没让他们像19世纪赫胥黎的听众那样感到惊骇莫名。原因很简单：原本的自然标尺理论明确肯定，物种是永恒不变的。整个生命之链依上帝的旨意而创生，其当下的顺序必已历万世而不易，与创世之日造物主从混沌中创造宇宙时定然是一模一样。
前述已及，存在之链是静止不动的。造物可不在进行时。因此，生命形态的相似性无关变异之遗传，而是源于神圣造物的连续和一致性。彼时，不论是神学家还是科学家，都以为我们的世界不过才几千年的历史。如此一来，就给进化论的提出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现有理论完全没给演化过程留下足够的时间。神学上也否认动物物种有灭绝的可能。总的来说，人们其时对物种灭绝一事颇不以为然：那么多相同目类的生物，好大一整个族群，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呢？自然标尺上零星的物种缺失，会威胁到人类得天赐神佑的信心。
时日既久，许多现已不见的古老生物，其遗迹陆续被人发现，而人们接受起这些事实却明显心怀拒斥。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这些报道，宣讲传播也得不到积极的效果。由于对世界某些方面认识的缺失，即使到了18世纪，对于特定生物的灭绝，很多人仍然习惯且乐于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即便这种动物在欧洲确已找不到了，但世界之大，总会有哪个偏僻的犄角旮旯，这东西在那儿还活蹦乱跳的吧？
对一个如此富有神学意味的问题，这倒真是个舒服便利的开脱之法。可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时常见一些报道，说什么某种庞然大物在北美内陆一直存活到殖民时期云云，而人们对这类奇闻将信将疑。盖因彼时的知识气氛本就是滋养和鼓励此类异国新闻的原因。这一类故事里，那些神秘生物总是幸存于某个稍远一点的所在，开始不过是在弗吉尼亚的林带，要不就是拉布拉多某处，但很快就不得不深入内陆，或者直接潜到了五大湖区。消息都很神秘，要么有人在密林里听到奇怪的低吼，要么就一竿子给支到遥远的南美，说看到什么巨物在平原上嚼食。不幸的是，没有一个案例，其文献出处经得住严格推敲，也从未运回过任何皮毛或牙齿，猎获自活体的珍兽，以装点热切的博物家的陈列。直到19世纪初，随着人们逐渐接受了古生物群曾相继完全灭绝这一理念，那些发现幸存猛犸或乳齿象的零星报道才终于日渐消歇。此处，顺带也要提醒各位，直到地球的古老年岁和地层年代的连续性为人所知以后，人们才明白，古生物化石究竟有多么沧桑的历史。
科学史上的这一幕至今仍引人入迷：明确否认了生物灭绝的自然标尺论，同时却鼓励促进着比较解剖学的观察研究，这一过程最终竟导致了物种灭绝这一事实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存在标尺上各物种间存在着演化生成的关系，这一理念恰在此时同步萌发了。原教旨主义思想者所给予逐级向上的造物阶梯的关注，他们对于神圣造物所带来的物种间变化的连续性的积极探索，以及对“标尺上暂时缺失的零星环节必定存在”所做的狂热求证，这些努力极大地促进了对变异和物种分类的研究。
此时此刻，存在之链只稍差些许便可以形成一个羽翼丰满的演化理论了——所缺的无非是给生物体形态异变加上沧海桑田的时间跨度而已。换言之，所缺的是一个新的宇宙，它并非过去某时一经创造而一成不变，而是仍然处于创造之中。讽刺而又颇有趣的是，生物学上物种间不变的上下梯次的消逝，与人世间法国大革命风暴中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消失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实如此，正是在旧有社会制度解体中的法国，诞生了最早的现代进化论者。回首往日，在造物标尺论占主导地位的漫长岁月里——稍后的篇章里将会看到，其影响将一直延入19世纪——我们发现，进化论的种子正是在这一传统形而上理论的掩盖下，借由它的土壤启迪了同时代人的哲思，为自己的生发做好了准备。“便是如此，进化论的假说伪装掩护着自身，”洛伊斯·惠特尼写道，“如其所愿，在愉悦的萌芽之日，趁主流世界的权威正统尚未嗅出其中的危险，静静地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