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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家每称：伟大的航海家所发现的世界，尤其是他们穿越大西海域之举，对于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人的思想，作用至伟。诚哉斯言。那些传奇船长们的发现，毫无朦胧晦涩之处。无论是广见博识者，还是目不识丁者，无不为新的事实和场景所震撼，而思维日渐深密。这些思想，便通过航船所停靠的码头和归航船工所讲的故事，传播开来。沾溉所及，心智日开，整个欧洲皆受其益。这一过程，大大促进了科学时代的到来。
进化论，或称演化学说，就是这一波冒险经历所带来的一个间接结果。它本身就是一个新大陆，简直蕴意无穷。实质上，它就是由那些航海大师们，穿过层层浮草，透过茫茫海霾，冒险犯难窥探到的。后来，到了19世纪，进化论由达尔文这个航海-博物家确立为自然界的事实，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像波谲云诡的大西海岛一样，进化论创立之初，思想界的大海同样是波涛凶险，抵岸非易。倘不成功，它就会被视为谵妄的幻觉，纯是由人的躁动不安的想象虚构出来的；它会被贴上种种可怕的标签，诸如“亵渎上帝”“妄想”和“不信神灵”等等，简直是某种海妖水怪；最终，它就会像一缕缕升腾的海雾，一如既往地遮蔽人类的视野；那将是一片由幽灵和长不大的魂灵统治的旷野，而人类本身也将同它们一样浑浑噩噩，无法超拔于幽冥之境。人类从未梦见过的万古长夜将继续横亘于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淼淼洪波，销蚀着山川的容貌，已逝的巨兽留下的累累白骨和躯壳，埋藏于不为人知的岩罅和深渊。
20世纪就要到来，这样的蛮荒图景怕就要绝对地主宰人类头脑了。长期以来，基督教思想就认为世界是永恒的，然而那是一种属于上帝的没有影子、没有变化的永恒。相比之下，俗世的时间不过是堕落与救赎的幕间短剧，而自然界那个低等世界，只不过为道德剧做着舞台背景。托马斯·布朗爵士在《医生的宗教》（
Religio Medici
）一书中写道：“时间嘛，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只比我们大五天罢了，它的星象图跟我们世界的并无二致。”
中世纪严丝合缝的狭小疆土，那只满载已知动物和圣经版人类的方舟，很快就要面临神学上的挑战：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摆到了面前。浅而观之，航海家们是出去探索土地和财富，然而，他们却睁开肉眼看了，并把自己的观察带了回来；这些观察刺激了那些好奇心的仆役和足不出户的思想者。托马斯·布朗爵士后来在答辩时又说道：“我们随身携带着不依赖我们自己而存在的奇迹：在我们身上，有整个非洲和它的天才。”他说得对。然而，他为之惊叹的那些个怪异奇迹，显然是一种颠覆性的和不易捉摸的思想的产物，这种思想已经蔓延开来，就连那些待在自己菜园和花园里不喜走动的学者们也遭到入侵。侵入托马斯·布朗的虔诚世界的，还有“经书里没写的另一个秘密……尤难索解，那就是……美洲大地上，有那么多猛兽和有毒有害的动物，应该有的却没有，那就是马。这是非常奇怪的事”。不光是鸟，还有那些危险的、不受欢迎的野兽，都是从什么路径来的；为什么欧亚非三大陆从没见过的生灵会出现在那里；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必定是怪异的，因我们只有一个方舟，而所有动物，不都是从亚拉腊山开始繁衍的嘛。
这个秘密的解答，显然在于进化论的物种辐射式扩散和有机体变异。17世纪并没有提供恰当的答案，然而很清楚，正是那些航海家，带回来关于大猩猩和霍屯督角的描述，从南北美洲带回来奇异的植物种子和关于红种印第安人行为的报告，展现出一整个新的神秘世界，供人们审视。古老的解释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旧日的哲学捉襟见肘了。
早在距18世纪还很遥远的时候，博物学者就开始求索，试图解释有关动物分布和变异的离奇事实；诸如我在上面引述过的托马斯·布朗爵士的思索，注定要在欧洲思想界广泛传播。所有必要成分汇聚一起、做成一个关于物种演化的工作理论的文献之基本齐备，已经为期不远了。一个真正的演化理论呼之欲出，就等待宗教偏见慢慢消退，等待出现一个集大成式的头脑，能够处理海量的庞杂数据，让它们都在一单个抽象框架的范围内相互联系。
然而，纵观整个科学史，一个新的科学假说之提出，常常要在旧的思维模式与新的思维模式之间达成一系列妥协。很清楚，要想充分理解这一演化原理的演化本身，就必须对它所从来的那种知识氛围做一审视。各种各样的思想之流，循着互不相干的渠道，最终在达尔文的头脑里汇聚为一；那些思想，每一个本身都错综复杂，自成一体而独立存在，仅凭列举其各自的提出时间和倡导者的名字是远不能充分展现的。我希望，在随后的篇什里，我能从文献资料的化石世界中，重新把握到某种活的思想的形态，窥见其流动、突变和随着时代的推移而自我变迁。那些追溯动物谱系的人，循着愈延愈长、似乎永无止境的往昔之路一路追踪的时候，是有一种着迷般的勃勃兴致的。我目前的任务，也有点这样令人着迷。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像考古学家一样，为文献的缺失和谱系的互不相干而气恼不已。因此之故，我不打算打理早期希腊作家的那些纯属玄思的物种演化思想，也不想打理阿拉伯炼金术士那些跟本题多少有些相关的想法。在这些事情上，已知的丝丝缕缕，在其他作家的大作里都已经得到充分论述。在本书中，我们只关心过去的三百年，这三百年足以供给我们关于物种演化思想的性质和发展的主要脉络。我对这一课题的论述，无意要写成一部生物学通史。我将用两章的篇幅，紧扣主题，并特别关注人类演化领域发生的种种问题。
像托马斯·赫胥黎这样的尽人皆知的名字，我将会寥寥几笔，一带而过。那不是出于忽略或无知，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跟本书的特定思路关系不大。我将甘冒琐屑和学究气的风险，决心遵循各种思潮的路向，是这些思潮，产生了进化论这一整体思想的主体部分；我将通过耐心细致的分析，来认识一下，称作达尔文主义的那个思想组合是从什么地方、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我并不幻想自己能讲述那个完整的故事。假如我能在人类知识的总库存里，加进那么一点管窥之见，看到了那各种各样的配料如何凝结成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成为当今西方思维的根源所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19世纪后的这个时间段，它本身当真也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问题，复杂，多面，需要长篇大论另做处理。假以时日，我考虑再写续篇，专门申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