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居维叶：陈尸间的魔术师

于今，外行人茶余饭后闲聊时，说古生物学家能从一根骨头就重构起生物体的整个原貌，这似乎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可真正这一学科的研究者，凡自知其长短局限的，大多会轻声笑道：“那得看是什么样的骨头了。”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公众的确早已惊奇震撼于博物馆里矗立的巨大铰接骨架，赞叹着已逝爬行动物的复原，那些个有翼或双足的巨兽着实令人着迷。对普通人来说，这就是一种他们所不能了解的魔法。更重要的是，就像大航海时代伦敦码头上的看客，如今公众可以直视这些宏伟的骨架，这些从消失的时间海岸获取的战利品，然后则心底必定更加愿意相信其背后新的理念，也就是那个人拒斥了赫顿和拉马克、跟他们分道扬镳之后发现了什么。真的，他们两人的确触到了时间的秘密，只可惜没能抓得住它，就像太小的贝壳留不住大海的潮声。只有巨大的骨头，大型猫科动物的剑齿，巨象的长牙，只有这些，才能让一般人心头震撼，真切意识到，久已从阳光下消失的古陆上，确曾有如此千姿百态兴旺昌盛的史前生命，繁衍漫布在大地上。早先，人类曾天真的以为，这世界乃是为自己而创造的，如今时间旅者却发现，并不算长的时间以前——从地质学角度来看——人类似乎还不存在呢。这新的故事剧情，还有那些巨大骨架的重生，都得归功于居维叶和他的后继者们。他的丰功伟业给他赢得了一个神秘的称号，“陈尸间的魔术师”，也是从他开始，古生物学家和一根骨头的故事才开始见证这个世界的改变。

赫顿的遗失大陆上，究竟有怎样的珍异巨兽曾漫步徜徉？学者们要想弄个明白，就得从海洋生物的研究更进一步，发展出一种新的方法，让人能单从动物遗骸的某个零件，就能推知全体原先是什么样子。要知陆生脊椎动物可不比贝壳，一般来说，能找到的都不过是些散碎骨片。因陆生动物死后太容易被游荡的食腐动物或鸟类撕碎吃掉，即便尸体很快就被泥土或流沙埋到地里，漫长时间的侵蚀也足以毁掉遗骸的绝大部分。大自然对保存逝者可无多兴趣；她的宗旨，乃是回收利用它们留下的元素，将其重新带往永恒的生命旅程。如此一来，则数不清的脊椎动物骸骨便只能零星可见，东一块、西一块地散落在大野；其中总会有那么一两块恰好保存完整，又恰好被人找到。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局部片段推知原身全体的能力，便显得至关重要。居维叶，便将这一技艺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于是，他的功绩便成为传奇。

比较解剖学的开端，就像我们的许多学科一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举例来说，亚里士多德便知道，较大的分类阶元中，动物多具有结构的同一性，而其中的不同物种，则针对不同目的历经了形态变化。 存在之链本身的等级序列也有助于这种观念的延续传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理解物理层面的形态适调变化是如何代相承传的。实际上，当时人们将其理解为某种蓝图或多种蓝图，其规模宏大，跨越整个整个迥不相同的生物群，规划了各种生命形式的创生。这种“蓝图”应该看作是非关物质、纯粹精神层面的，类似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体式（理念体式，form，某种纯粹精神存在，现世中的个体乃是其粗糙摹本——译者），自然的神圣秩序便在其中得以展现。

然而，随着18世纪拉开进程，人们开始认为，统一的蓝图可能表明，千差万别的生命形式，在物质层面乃有共同的起源。我们已经看到，在布封身上，这一想法早已犹豫不决地冒头了，而这一观点的各种隐约的暗示，早在居维叶以前，对18世纪中叶的法国和德国作家来说，就都不算陌生了。 就像进化论本身一样，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艺术大师居维叶出现之前，已经有人初步摸索着如何准确运用这一观点了。

在无损居维叶天才之名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指出，在他将统一蓝图——目前看来，这蓝图确实在现实生命世界中存在——转变为一种探索过去的新方法之前，有这样几件事已经发生了：①公众的关注，特别在欧洲大陆，已经从贝类转向动物骸骨。美洲发现巨大骨架遗骸的新闻，开始传回到旧大陆，在某些事例中，骨架甚至已经在欧洲展出过了。②地球年岁的显著增长，加上史密斯有关化石地层序列的发现，使公众对陆生脊椎动物的兴趣大大提高了。人们都想知道，和史前海洋无脊椎动物的千篇一律相比，同一时期，陆地上又会有哪些参差多样、形态各异的生命形式呢？③有关世界其他地区的地理知识日益增长，神秘大型脊椎动物隐藏于不为人知之所，这种可能已经非常渺茫。最终，物种灭绝为现实所接受。因此之故，人们期待着，失落的史前生命可能带来前所未见的惊人奇迹。④第一帝国时代，巴黎盆地的岩层被大量开采。某些地层里，淡水生物的遗骸时有发现，而同一地方，更深处的沉积岩层则含有大量大型陆生动物的化石。当时一位匿名作者曾悲叹感慨史前生命的消逝，又对新发现物种的起源捉摸不定，苦思不解，便沉吟数语，笔带敬畏：“头脑已经迷茫——眼前飘过的，唯余模糊不定的光线和隐约庞然的影像。”

正是在这片广阔而不断扩展的远景光影中，居维叶，就像现代的浮士德，亲审遍察从发掘中收集的成堆骨头。他曾说：“我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陈尸间中，有20多种动物的数百具骨骼的残片碎块包围着我，让我困惑。我的任务是将它们全部复原。比较解剖学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指引我把每一根骨头，每一块碎片都拼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

有一件事是令人由衷感到满足的：翼手龙（Pterodactyls）的命名，正是来自居维叶本人——多亏我们的现代魔术师，在人们头脑中复活了这位逝者。毕竟，跟小恶魔如此相像的翼手龙，这有膜翼会飞的爬虫，难道不正宜于在魔法大师的头顶盘旋吗？这一幕该画成油画，居维叶这人本就有深沉的戏剧感。他知道，这些生物实在是有史以来，铁锹所挖到的最为非凡奇异的东西了；他也知道，它们完全属于一个消失了的久远世界。然而，在他眼里，没有什么可以逍遥于自然法则之外。每一根骨头，每一颗牙齿，仍要符合解剖学的法则。尽管为了适应当时的特殊环境，这些骨骼可谓奇形怪状、五花八门，但它们仍然符合古代爬行动物的范式，或者说蓝图和同一性，经历漫长的衍生变化，最终成为今天爬行动物的模样。因此，我们的生物学家便敢于下这样的结论：“翼手龙已逝，但其身体构造的模式仍在。它们是高度特化以适应飞行的爬行类脊椎动物。然而从结构上看，它们与现代爬行动物有明白的亲缘关系。”

居维叶，这位完善并推广了这条回溯过往的新路的人，本是一位家境平常的瑞士军官的儿子。他的早期教育是在斯图加特获得的，在那里他受到德国早期解剖学研究者凯尔梅耶的影响。1788到1794年，他受聘为法国诺曼底伯爵之子的家庭教师，因此他免于受革命牵连，后来又得贵人相助，于1795年重返巴黎，入巴黎植物园工作，开启了辉煌的职业生涯。嗣后，他又入政府居要职，极得拿破仑宠爱。1800年，他开始发表《比较解剖学教程》，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其理论后来在与亚历山大·布隆耐尔特合作进行的巴黎含骨矿床研究中得以出色运用。 他著作多产，较为出名的有《化石骨骼研究》（ 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s Fossiles ，1812）和《动物王国》（ Le Regne Animal ，1817）等。他的《地球理论》（ Theory of the Earth ，1815）英译本流传甚广，其时对比较解剖学的传播起到了主导作用。所有这些作品都多次再版。我们早已提到他发展了灾变论的第二个版本，现在专论他的所谓“相关律principle of correlation”。

居维叶细心指出，尽管脊椎动物遗骸使回溯古往的前景有了更宽广的视角，但由于残骸零星散碎的现状，其研究仍为人所轻，致使仅有极少数人有本事从碎骨残片中做出有意义的发现。此时的居维叶，在漫长努力之后，终于获得了最后一份藏宝图的秘录，与史密斯、赫顿两人所持有的部分，恰好完全吻合。他说，实际上，“从现存生物身上学到的比较解剖学，将成为一座梯子，向下搭到过去的世界上。我们掌握的所有信息——尽管还并不太多——使我们得以假设，在现代生物世界观察到的统一设计，可以扩展到上古时期久已被埋藏的过去。我手中的钥匙，比较解剖学的法则，使我们有能力将早已消失的巨兽复原，并将它们与现存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为发挥他在鉴定和修复方面的专长，居维叶有一套自己的法则，放到现在或可以称之为“整体论”（holistic）或者“有机化”（organismic）原则。他认为，器官——实际上包括所有的解剖结构在内——与整个生物体的生命活动息息相关，没有任何器官可以单独发挥作用，而不需要其他相关部分的适应配合。因此，仅靠一个脚印，我们就能推知这头兽的很多信息，哪怕我们除这脚印外一无所知；只凭一根羽毛，就可以推断很多关于这鸟的情况，因所有鸟类，其身体结构上都有已知的联系。“因此之故，”居维叶说，“我们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要知道，哪怕最小的碎骨，甚至一个极不明显的隆起，都表明某种特定的、确切的特征，从而跟某一纲、目、科、属或种相联系；故而，只要有一根骨头的末端保存完好，通过仔细检视、精确对比和类推，我们就能完全确定这根骨头属于哪一种生物，就好像整只动物都在我们眼前。” 居维叶昼夜精研，对现存和灭绝的动物骨骼可谓了若指掌，其鉴识之功渐臻化境，他的这一专长，为自己赢得了无数惊叹和赞誉。

仅举一个例子：1726年，有个叫约翰·启则的人报道说，在康斯坦茨湖附近有一块石板，里面发现人骨化石，而据他所说，这是生活在大洪水前的人类留下的。这一人骨标本，便因其宗教背景收获了巨大的关注，从而被运往哈勒姆展出。但在1811年，居维叶鉴定了这一骨骼标本，发现骨头来自某种已灭绝的巨型蝾螈。可以说，随便拿一块骨头，就敢说是巨人残骸或者圣徒遗体，这种日子一去而不复返了。

再说两件男爵的功绩，这次要提的，是他为达尔文的发现扫除了障碍。其一，是他打破了存在之链这一假说。读者应还记得，18世纪的人仍然沉迷于连续上升的生命形态阶梯，不同物种由看不见的刻度一一划分、层层相叠，而且在难以觉察的程度上相邻的层次间彼此还有些重合渗透，一路向上，以至于人。这一假说却在一个问题上欠了思忖：就是说，按照该理论，所有生命形式应有高度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实际上超过了自然所真实拥有的。于是存在之链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极其成问题的分类法——试图将所有生命形式压缩到短短的一部阶梯上。

居维叶跟这一概念挥手告别。他的论证很简单，因为从解剖学角度看，一些大类的生物，其间呈现的解剖学组织性差别如此之大，绝不会配置到同一个单一的递次上升的分类系统。进而，居维叶设想出四个大的门类：脊椎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以及轮辐动物（the Vertebrates, the Mollusca, the Articulata, and the Radiata）。最后一个门类在后世的研究中经历了最多的改变，尽管如此，居维叶从根本上发展了动物学的分类系统，即便他并未意识到其中的进化内涵，但他证明世间并非只有一部阶梯，而是同时有多部。软体动物的器官蓝图和适应结果，使其永远无法配入脊椎动物的序列。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生物组织不同世界的敏锐洞察，使他最终拒绝了带有旧时存在之链味道的进化论，对古老笨拙的形态学深恶痛绝。

不管怎么说，居维叶在不知不觉中为分途进化开辟了道路——拉马克曾小心地瞥过一眼，但最终并未推导出这一结论。无论我们后来对所有生命共同本源又有什么新的认识，自居维叶已还，存在之链在某种程度上终成神话，尽管在神学统治科学的时代，它曾激发过人们对博物学的兴趣。这个星球上的生命，遵从了好几种不同的蓝图，在人类可知的范围内，倘不是纯靠发挥想象，它们决不能放进一单个递次上升又彼此联系的序列中的。相反，每种模式都沿着自己的独特进化走廊分头发展。成为人类并不是蠕虫的奋斗目标。生命是一丛灌木，而不是一架梯子。

最后一点：尽管居维叶并不承认进化论的解释，但他仍然第一个留意到了自己在巴黎所做研究的特别之处。“可以观察到，这些骨头能构成一个清楚的序列，这表明不同物种的出现有明显的承续性。” 他清楚地认识到，较年轻的沉积岩层，其所含的生物个体与现存生物更为相似，而年代久远的岩层则正相反。在他看来，这些岩层说明生命复杂性是逐步递进的，是通过这个星球的数次“革命”才演化至今天的模样。德佩雷称这一想法是“根本性的观点”，其价值长久以来为世人所忽视。 的确，巴黎研究无疑是地层中发现最早的陆生动物演进的证据，同时，也是史上发掘最早的完整哺乳动物序列。

居维叶的发现促进了生物学上的进步主义（biological progressionism）倾向，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一倾向清楚地拉开了19世纪进化论的序幕。不仅如此，居维叶本人——20世纪的批评家经常忘记这一点——早已认识到，他的相关律本质上是经验归纳的产物。他知道，只有对灭绝生物解剖学知识的进一步拓展，我们才能不断增强回溯过去的能力，避免时不时地犯下错误，毕竟，最悠远古老的那些灭绝生物跟我们的常识通常相去甚远。毫无疑问，从我们今天所掌握的标本证据来看，确实有部分过渡性样本和极少数的骨格绝伦之辈，形态并不符合他的相关律。但是，绝不能因此就摒弃他的方法，毕竟这一方法曾帮助我们打开了通往过去的大门。

他不会想到会有始祖鸟这样的动物，兼具羽毛和牙齿，但是他自己的哲学很快就会适应这种例外，因为，正如他本人在后世批评出现前就已写下的：“我们对这些形态关系的理论认知尚不足以引领我们，除非能得到观察和经验的帮助。” 更不用说，他本人就极其成功地鉴定了若干种有相似现存后裔的动物，他的鉴定因完全合理而无懈可击。此外，居维叶秉性沉静——年少时候，他曾费尽心思给一套珍藏版的布封动物学插图上色——很可能也像一个安静的孩子那样，保留着某些私密的想法。比如，他曾隐晦地写道：“用不着什么普遍的哲学原则，对事物的观察本身便足以说明，我一直谈论着的所有关系，其背后必然隐藏着 秘密的原因 。” 当他写下这些话时，“变异之遗传”尚有35年才得以问世。作为官员，乔治·居维叶男爵有傲气，有时甚至有些狂气。但他为人却甚谨重。当巴黎正上演人头落地的惨剧的时候，他兀自在诺曼底海岸过着平静的日子。多年之后，他已在学术之路上走了很远。也许他也曾有过暂时的彷徨犹豫吧，也许他究竟没有。无论如何，说到最早的时间旅者，他的名字必然位在其中最伟大者之列。 sNlSm0+XpPg2G2cXmr0A9EVD3pcpfvevPiCENWe0hLBxARpEGwsrB7bJR1dTBP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