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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灾变说初兴

如果要在18世纪里,找出一个真正卓越的天才头脑,配得上站在17世纪伟大的天文学天才和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的中间,这人就是詹姆斯·赫顿了。尽管科学史上,赫顿被尊称为历史地质学的奠基人,但他的名字却并不像牛顿、达尔文那样妇孺皆知。他的发现,乃是一种无形之物,那是人类心智长久以来一直深闭固拒的——这就是时间。他发现,时间乃是无有极限,无有尽头的,这像是古代东方人的时间。但这一次,他不仅发现,还将其证实了:证据便是世上的石头,地上的尘埃和泥土,那是虔信者脚踏着往赴朝圣之所的。詹姆斯·赫顿也因这一发现而屡获回报——愤怒的敌视和“异端”的指控,甚至还有更凄苦的东西,那就是无声的冷遇和蔑视。如果没有他忠实的朋友和追随者,约翰·普莱费尔从旁襄助,他很有可能遭受半世纪后孟德尔的命运,被人彻底(哪怕是暂时的)遗忘。尽管这样的悲剧并没有发生,但是,当你看到他存世的唯一肖像画,看着他那悲苦、狭长的脸颊,看见他的双眼仿佛从远方注视着我们,你不能不感觉到,这双眼睛已然将人类的名利视作祸乱洪荒的天灾,并将弃之如敝屣,转而寻求某种源自内在的高贵平静。他的眼睛告诉我们,以他的目光之深长,人已经不能使他产生些微的兴趣;若想看到他的笑容,除非恰巧在某个令人愉悦的日子,晨间散步时,在树上看到一只奇异的鸟儿。

目前为止,我们所关注的大都集中于哪些人在现存的生物世界中做些调查研究,找寻有机体嬗变和阶进的蛛丝马迹。如此,在评价赫顿的功绩之前,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地质学理论,便该是理所当然的了。可能你已经猜到,那时的理论,基本上是圣经创世说与缓慢进展之科学观察的某种折衷。到18世纪末,灾变说(catastrophic),或按其产生时的说法,突变论(cataclysmic),成为时人所认可的地质史理论和正统学说。

灾变论学说,或者说灾变地质学,有前后相继的两个版本,由于化石的存在渐为公众所注意,每一版本都不得不追加考察了地层学和时间的问题。亚伯拉罕·维尔纳的名字与第一个版本联系在一起,他是德国地质学家;法国古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则提出了第二个版本。赫顿所反对的,乃是维尔纳的第一版灾变说。这一版本便是所谓的“水成说”(Neptunist),其地壳分层理论,假设整个地表曾覆以浑浊海水,水中泥沙沉积,层层岩石便产生了。最初的岩层是不含生命的,其后不久,含有化石的其他材料进一步沉积,其地层形成便对应了不同生命形式的连续创生。随着海水消退(没人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更高等的生命形式,哺乳动物,就在地上出现了。对此,吉利斯皮曾指出, 该理论图式在神学上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不同的人可以完全根据自身的信仰和教派,对圣经创世记中的“一天”,给出或快或慢的解读。不管怎样,这一理论中生命的创生,其顺序总是能跟创世记保持一致,最终归结到人的诞生。

灾变说的第二种理论,在赫顿离世不久便博得了公众的青睐,有一段时间,几乎完全把赫顿的学说淹没了。这一版灾变说最早与居维叶的名字连在一起——尽管居维叶从未提出过生命创生的完整理论,而只是讨论过动物区系因地质灾变而移徙到其他地方的情况。一直到此时,灾变说,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本质上不过是维护基督教神学教义的工具,它所起到的作用,不外乎是给神学教义加上点科学的色彩罢了。它保留了神创说作为大前提,其代价不过是将圣经故事改头换面,将创世解读为在不同地质时代进行的一系列物种创造。同时,它默认诺亚时代的大洪水,以为那乃是一系列地质动荡和灾难里距我们最近的一次;不同地质时期的史前生物,就被一次次这样的地质灾难,分隔成不同的历史阶段。每次灾变毁灭旧有的物种之后,新的物种便从新创造出来。随着岩层中蕴含的有机体渐次演进更加为人所知并得到更好解读,其展示人类出现之前的史前生命阶梯,与现时世界的存在之链如此相类,人们便以为,演化的进程早已预言了其最终目的,也就是人类的诞生。

容易看到,这一理论中存有明显的超自然因素,这一倾向在19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实际上还有所加强。但是,我们须得谨记,在赫顿写作《地球理论》( Theory of the Earth )的1785年,灾变论中所隐含的进步论(progressionist)倾向,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直到后来,人们对地层中的内容物了解渐多,这一进步论倾向才达到顶峰。

特别奇怪的是,法国的灾变论学说,反倒源起于想要摆脱超自然主义影响的尝试,那些尝试,致力于在无超自然力的条件下对地球历史进行解释。如前文所述,宇宙演化的思想是在18世纪中叶流行的,大部源自笛卡尔,因此在法国广受欢迎。布封在他的《地学》( Theorie de la Terre ,1749)一书中,试图追溯地球形成的历史,自从部分物质脱离太阳,构成了地球,随后又历经一系列“自然纪元”。他认识到,平行地层“不是一下子生成的,而是由一次次沉积相续形成的”。尽管时间跨度被大大低估了,但他仍认识到,以多种形式出现的侵蚀“持续产生效果,其造成的变化,在较长的时间里逐渐彰显”。他开始相信,原本微不可察的变化,在极长的时间跨度下,其效果会“产生巨大的革命”。

“革命”一词,如托姆科伊夫博士几年前曾指出的,对布封来说仅仅意味着巨大的变化,并不特指世界范围内的灾变动荡——尽管很快就被理解成那个意思。 考虑到布封写作时代的知识水平,我们可以说,他的写作只能带几分赫顿的味道。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以后,布封的后继者居维叶,才给地球“革命”以真正戏剧性的解释。然而,如果研究一下布封是怎么用这个词的,你会发现,他在很多情况下,只是把“革命”用作了“变化”的同义词。比如说,比之火山爆发带来的自然景观的剧变,河水的侵蚀作用,就只能产生颇为迟缓的“革命”。与布封相比,居维叶长期在巴黎盆地进行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工作,因此,他对灭绝这一问题就格外留意。同时,仍旧是由于专事研究脊椎动物的原因,居维叶难以对演化之变的持续进展有较为完整的把握。许是因为这一点,他对布封颇为推崇,并且从布封的作品中受到启发,把其“自然纪元”的概念重加诠释,将每一次世界性地质灾变都和一个纪元联系起来。如此,则每一纪元过后,新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就会产生。

尽管居维叶本人并没有解释新的动物区系是怎样产生的,但不久后,纯粹灾变论就已经成为地质学领域的主流正统。《圣经》所载的大洪水,已被看作是最后一场大灾变。创世记的前几天,则应象征性地理解为一些早期纪元生命形式的创生。大量有关物种灭绝与创生的文献出现了。有的作者居然从地层中数出了20个不同世界,其内容多以作者所见闻的局部地区地质特色为基础,却错误地推及于世界范围。这一理论体系在宗教上本就有吸引力,又正值因法国大革命的刺激,英国保守势力反倒崛起。灾变论学说,一方面解释了动物的大量灭绝,同时又保留了当代宗教信仰的本质根基。于是,其广受欢迎和风行海内,便愈发势不可当了。 trBFt+36AVZEU6eNKuAlimVp0cBat1kCs4sQIqb8nW75mlmvX+UjSC+xse4aL0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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