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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不再如无知无愁的野兽般在阳光下奔走，他便开始幻想着躲开时间的阴影。他远徙异国，寻索使人青春永驻的灵泉；他相信曾有一段已逝的黄金时代，相信其时他的祖先与今人不同，彼时死亡尚未降临人间。但是，他看到，年复一年，树叶总要辞枝落地；代复一代，自己的同类终期于尽，归于黑暗。由此便产生了三种看法，或不如说，有三种视角，描述人类对时间的理解，直到地层地质学带来新的观念。第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的时间观。那个时候，人还是游荡在大地上的捕猎者，只知暑往寒来，季节变换，端的是山中无日历，寒尽不知年。此时的时间观念至为淡薄，也没有任何方式记录，唯有用过的箭镞，埋入沙土，一朝暴露，多见其锈迹斑斑而已。人群当中，只有灰发的长者，偶能说出，曾见离离芳草，几回荣枯；树上翠叶，多番落地。那时还没有语言，只能用手势来表达“做梦的时候”和“有年纪的”等等这些。显然，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人对时间只有纯感性的感触，却无由让这种感触发生效用，更无法理解那巨量的“无用”究竟有何意义，这只有在今天，天文学家与地质学家方能一窥其深邃。原始人的经验于是及身而终，至多听过些父辈关于往昔时光的口头回忆。大地和星星，大概要比这古老些吧，但没人理解个中涵义，因此这问题本身想来也从未出现。而这个问题究竟有没有提出，则要看相应社会的创世神话了。
然而，在世界的东方，民智渐开的最初几千年里，最早的伟大文明起起落落，一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于此诞生了：时间是循环往复的长河，万物于焉诞生，于焉消亡；消亡不过是离开，而离开只为再来。此种哲学里，能看出旧文明的疲倦消沉，周围满是先辈的残碑断碣，人遂以悲观怀疑的眼光，旁观着神祇的任意作为。古罗马时期最后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马可·奥勒留（今译马尔克·奥列里乌斯·安东尼·奥古斯都，《沉思录》的作者——译者）如是说：
“宇宙的周期运动终归不变，代复一代，兴替无已。或者每一件孤立之事，都是宇宙智慧自身运动所产生的效果，倘是这样，你要满足于它活动的结果；或者是它一旦推动，别的事物就一件一件，接续来到，而方式各有不同；再不就是万物来自不可分割的元素——总之，世间有神，万事大吉；倘是‘偶然’做主，你就不要照样依它支配。”
“大地不久就要掩埋我们所有的人，然后这大地也会变化，从变化中产生的事物也将变化，如此如此，变化无已。一个人，若是思及那改易变化，像后波之逐前浪，无有穷已，且旋起旋灭，其留不永，他会把这一切易逝之物都看得轻了。”
随着基督教兴，一种新的时间观——不同于原始社会历史感浅薄的观念和古罗马式无尽循环说的偏执于古往——开始占据欧洲人的头脑。在基督教看来，时间——俗世的时间，本质上乃是一种神圣媒介，于此媒介中，一部伟大的戏剧——人类的堕落与救赎——正在世界的舞台上演。这部戏是独一无二的，且永不会重演。因此，早先异教徒的无尽循环论，在基督教看来，乃是亵渎神明的。“上帝禁止我们相信此事。”奥古斯丁（圣·奥勒留·奥古斯丁，《忏悔录》的作者——译者）驳斥道，“因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一次，然后复活，并不会再死一次。”用林恩·怀特教授的话说：“道成肉身的独特性，意味着历史乃是上帝指引下的一个直线序列……就宏大领域的世界观而论，从此一定，而再没有更加完全彻底的变革。”
由于人并不具有关于自身的完整历史知识，这一伟大剧本，据估计耗时仅需几个千年，然后将迅速地走向终结：仅仅一天之内，最终审判就结束了。换言之，尘世的时间，是短暂的。当最终审判结束，尘世时间，也就是历史的时间，就消失了，剩下的便是不变的永恒，那才是上帝与义人魂灵的真家。这样一种对时间和人类运命的解释，将西方世界的想象紧抓在手中，将近有2000年之久。此种哲学若按原教旨主义的理解，只能苟存于托勒密宇宙论的框架下，且必须对地质学的事实保持完全的无知。
基督教学者普遍认为，整个世界的历史大约有6000年。阿尔马大主教詹姆斯·乌雪，将创世的日期确定在公元前4004年。可实际上，尽管这一估算得到广泛的承认是在1650年以后，与之相近的数字却早已在很久以前就广为流传了。这些估算的主要依据，便是圣经所载的亚当后裔世系的历史。
至于审判日，也就是世界末日的到来，据估计离我们也不甚远了。有些人，唯恐那“伟大戏剧”不合对称律，坚持认为基督的到来，应该占据尘世历史的准确中心，就是说，基督诞生以前有多少年，在他死后到审判日就该有多长时间。另外一些人预计的时间，比这还短得多，主要是部分更为狂热的教派。他们不断宣称，审判的时刻近了，并寻找一切可能的预兆和征象来证明自己所言。即便到了今天，时不时的，我们仍然能听到类似的预言。大概没有别的什么民人能有基督徒这么奇特而极化的日程安排了：他们的物质世界是短暂的，而其精神世界却具有无限的永恒，超越一切缺陷和变化。
新科学兴起，自17世纪起，便开始不断侵蚀基督教神话叙事的基础。而19世纪的几场进化之辩，不过是加速了其衰退的进程。但是，即便我们认识到基督教教义的脆弱无力，唾弃基督教对世俗思想的残酷迫害——这是中世纪历史较为倒人胃口的一面——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在历史给出的有限几个随机组合中，只有基督教世界以清晰有序的路径，最终诞育了实验科学的方法论。无疑，这一组实验品中还有许多别的成分：古希腊的逻辑和哲学，与贵族式思想家相对而言的手艺人的实验方法——这些都早已得到广泛探讨了。但其中最使人惊奇的，如怀特海所说，
“那纯然是一种信仰行动（act of faith），相信宇宙本有秩序，并可以为理性心智所理解”
。
诚然，怀特海说得对，实验科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哲理。
它之开始有所发现，而运用其实验方法，不是因为知，而纯然是因为信：相信宇宙是可以理解的，相信它是由一个创造者掌控的，相信这位创造者做事情，既不是凭着突发奇想，任意而为，而一旦发出运行之力，也不再动辄干预。实验方法的成功，确实远超人类当初最理想的憧憬，但其背后的哲学基础，这种其所从来的信念，实在要归功于基督教教义中上帝的本性。
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有趣的悖论了：科学，其所从事的老本行与信仰行为可谓毫不沾边，但其本源之所出，却正是一场信仰行动：相信宇宙乃是可以理解的；而科学到今天依然维系不堕，行进不辍，靠的也还是这个根本假设。
时到17世纪，“地质年代漫长悠久”的蛛丝马迹，便再也逃不过虔诚然而细心的思想者的注意。1663年，当雷站在布鲁日海底森林前发出惊叹时——其时海水褪去，露出底下的干土，这森林原先便在土下埋着——我们已看到了科学时代黎明前的微光。他说道：“旧时的海底，竟深埋于几百尺厚的土下，而这土不过是注流此海的河川所携泥沙，日积月累沉积而成。造化之奇，曷过于此。”的确，事态如此惊人，他不得不叹呼称奇：“想想吧，依着今时的说法，世界自诞生之日起，到如今也不过才5600年。”
海底森林使他困扰，有些山岳也让他头疼。基督教的一首诗里，有几句应景的词大约颇能引起他的共鸣：
山崩岳摧兮断崖现
人难测兮，思之悸颤
山摧崖现，世界的样子确乎发生了改变，然而这却不见于任何的记载——那么，“如果这断崖不是从开辟之初就这样的，则要么它所经历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长久；要么，在上古时期，创世未久之时，地表曾遭受远比后来更强烈的震荡和剧变”。
一位通信者提到了同样的问题。1691年，一位爱德华·劳埃德先生在致雷的一封信中提到，威尔士某山上滚落下巨石：
“我在附近山区的峡谷中搜索这种巨石，找那些大小、样子与这次滚落者相类似的：居然如此之多，不可思议，除非设想它们来自古久以前的大洪水。因为在两个山谷里，我就找到了几千块同样的……然而寻访四周，哪怕最年迈的人，所能记得的也只有两三次这种事件（坠石）。那么，按照自然的常理推测，则其所历的时间，岂不比世界的年岁还要大过许多个千年吗？”
雷确曾小心地推测，说某些贝壳乃是现已完全灭绝的生物所遗留，“至今这一推断哲学家仍旧不甘承认”。
但断崖的问题仍然横亘在他面前。他忍不住要去看，去想。“可是另一方面，这将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足以令《圣经》震动——尤其是关于世界创生的历史。至少，这将推翻神学家和哲学家所一向接受的观点（吾人是有很好的理由这样想的），那种观点是：自创世至今，所有动物或植物，没有一种消失，也没有新的生成。”（1695）
如今，我们已然能够看到，站在19世纪的门槛上，曾让拉马克挠头不解的两个难题，时间，还有化石，也许只是同一谜底的两个分开的谜面。这将带来一个新的世界：更为广阔，更为久远，更加令人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