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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世纪的前几十年，进化史研究者颇感难以综理其头绪。看似无关的事件，各门各类的科学发现，工业化的趋势，宗教的世界观——这一切，从历史角度来看，纠结缠绕，互不融合，直到突然一天，全都清晰透明、交融一体，以达尔文主义为核心，新的思想范式终于出现。这就像盯着一个化学蒸馏器，等待里面产生某种稀有的多面晶体：一下子，所有原料都溶解了；再看看，也有可能，不过如此——就在下一秒，仿佛无中生有，结晶就这么出现了。这一时期的学者，想评估他们彼此之间互有怎样的影响，如我们所见，确是非常困难的：因他们全是活跃于同一圈层的同代之人，相互来往交流密切，很多时候，在某些观点成篇付梓以前，其实早就已经在对谈或书信往来中详细讨论过了。因此，尽管其中一流的著作和思想家，皆早已广为人知、享誉甚久，但其荣誉地位的评价论断，不可避免地会带些武断和随意性。
18世纪的思想家，全都热衷于书信往来。许多在今天会立马登核心期刊的文字，那时候却只是信来信去，常常几十年不会公诸于世。手稿中独创观点非止一二，然蒙尘日久，最终却由别人先发表了。由于通常来说信件不若已刊文献便于保存，因此我们当下所讨论的这一时代，比其他时期尤其掩藏许多让人心痒的小秘密，只是在正史上，这些秘密大多不被理会罢了。我们的历史局限性交代已过，言归正传，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要检视下“前达尔文时代”的时间问题。如前文中所见，若没有“久远时间跨度”的预设，任何一种进化理论都无法存在。但恰恰是这一要素，却被当时的基督教宇宙论断然否定，探索中的科学家，前路因之阻断。盖因西方思想中，关乎时间跨度之两种观念，其差距之大、罅隙之深，足可比拟天文学上托勒密与哥白尼两体系差异之悬殊。时间这一观念若不得到改变，则任谁也难于专注深思广泛有机体改变之可能；前者乃是后者绝对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且先看变化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可以说，这一过程涉及两个重要的论证：一是证明世界是古老的；二是先不提进化不进化，只证明我们行星历史上，确曾发生大规模的生命形态承续演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