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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且让我们回顾以往，退后一步，做些一般性的观察吧。自（19）世纪之初，生存斗争就已为人所知。然而，想指定这一不言自明之理出于哪一个个人，则可谓徒劳。实质上，它被看作是某种修剪设备，促使物种间保持动态的平衡，使健康的种系（stock）得以保存。举几个例子，马修·哈勒在1677年言及于此，1755年卢梭也意识到这点。如拉马克所指出，“我们知道……更为强壮、装备精良者，会吃掉病衰体弱的，体型更大的吞噬个子小的。”
尽管拉马克的理论并不将自然选择作为其主要机制，他至少恰如其分地对待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将自然选择作为自然界一既有事实加以接受，而并不像今天的生物学家那样予以特别的重视。从存在之链的原理来看，自然选择乃是这个世界自然之恶的一部分。其哲学背景部分在于，造物主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如此之多不同形式、不同习性且相互矛盾的生命，只有通过“自然战争”才能存在。四大五行，尚自相克相搏；而人类，乍看似乎摆脱了这一宿命，却跟自己的同类无尽地斗争。要得出这一观察结论，固不必求助于马尔萨斯，这本就是此一世纪人所共有之思想。
便是其后的查尔斯·达尔文，其主要贡献也并不在于将生存斗争应用于解释整个动物世界的创生，而更多的是他发现，将生物变异与自然选择的修枝刀相结合，也许正是解决有机体形式无限趋异的关键。
回首通观整个19世纪进化论的大概状况，不难看到，给当时的学术气候定下基调的主流神学理论，其先入之见影响至深，如此，则无怪乎整个社会虽早已熟习动植物的优选育种，但进化理论却迟迟不前，花了这样长的时间才最终底于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我们已然看到，自然之链理论，尽管承认有一个从最低等生物渐至于人、甚至高于人的有机复杂性等级，却隐含另一个意思，那就是，生物的创造乃是瞬时一成，再不改变的。然而，博物家自17世纪起，就已在具体实践中相信物种能够变异。只是，在缺乏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人们暂且假定，这种变异是有其局限的。任何物种都有个范型（type form），虽在某一范围内允有波动，但归根结底，生物可塑性是受到限制的。
这种观点能够解释，为什么园丁和养鸽发烧友育种成功，却并未引发严重的学术冲突——实际上，一直等到物种灭绝与漫长地质时代的观念为人所知，学界才被迫面对真正的严肃问题。在达尔文以前，错综复杂、彼此联系的生命之网早已为人所熟知，但其所关注的最终指归，无外乎给神学设计论提供一种直接论证——那才是真正压倒时代的宗教主题。因此，自然选择说，尽管已被接受，但只是在一种至为局限的意义上被接受的。
具体到拉马克，也许有人要说，之所以他未能抓住随机变异的潜在重要性，可能是由于他并不确信真的存在大范围的物种灭绝。如果他当真能够舍弃自然之链理论，接受大量物种曾经灭绝的事实，他本可以至少去思考一下偶然因素在生命中所起的作用。而由于对生命的过去缺乏细节的知识，仅通过对无脊椎动物变异的观察研究，他只好得出结论，认为消失的物种并非死去，而是变成了现存的新物种。如此则他的生物发展观便有了许多定向控制的意味，而灭绝与偶然因素所起的作用，若非完全没有，也是极其微小了。
神学设计论仍具深长影响。实际上，拉马克和伊拉斯谟·达尔文，可以说二人都曾致力于改进存在之链理论，将不变的神圣蓝图所固定下来的阶级，转变为贝尔所谓的“各别意志综合论composite of particular wills”，说白了也就是某种开放式的竞争型社会结构。
尽管两人不大可能清楚地察觉这一事实，然而，新的观念实在诡异地反映出他们所处的社会之变迁。
在英国，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反动，注定会使伊拉斯谟·达尔文的理论成为过时。重新确立的宗教正统观念，复又将拉马克斥为“法国无神论者French atheist”，其学说则受到“道德谴责”。最终，学界通过“沉默的共谋”，使拉马克的研究工作窒息而死。
思想史上已多次上演过这一幕：某一新观念为社会势力所压，其再次的出现，也将因此受到影响而迁延无期。
然而回头看去，吾人仍可以看到，历史确乎正迈着稳定的步子，向令人满意的合理进化机制前进。布封曾设想气候及其他类似环境因素直接导致生物体产生可遗传的变异。拉马克否认环境的直接作用，而主张只有通过生物习性的改变，才会进而产生机体的可遗传变异。伊拉斯谟·达尔文的看法与之类似。
如此，则可以说，拉马克和伊拉斯谟·达尔文，二人最早认识到了生物体与环境构成的二元生态关系，其中生物体需不断适应环境的改变——一旦环境改变，生物体便须做出持续的反应。此外，拉马克还可能第一个看到，“用进废退”对个体器官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后来，查尔斯·达尔文对其略做调整，将其用于自己的进化论体系。
再观拉马克之困于“灭绝”难题，让人不禁深思，仅涉现存生物的比较形态学，似不足以完整进化理论而打开过去之门。时间旅者尚需进入更广阔的光阴之海，如早期的航海家那样，到时间长河彼岸，去搜索异珍，猎获新奇，以说服他们不愿改变想法的同时代人。这旅程尚待三位伟大领航者前去开拓；面对重重障碍，茫茫前途，他们终将拨迷雾而见远方。他们三位的英雄故事，且待下一章慢慢讲来。
[24] Geoffroy Atkinson，《17世纪大航海与观念演进之关系》Les Relations de Voyages Die XVII e Siècle et L’évolution des Idées, Paris, n.d.，p.82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