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布封伯爵

到了18世纪中叶，许多不同理念悄然兴起，各言其是，尚不能融为一体——将要把这些观念统合为一的伟大理论仍未制作出来。因此，想要从许多科学革新者中追索单一的进路，已不再可能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对好几个当时的思想支流，分别加以评述回顾。那么，沿诸多脉络深入探索之前，首先列出纲要，理出走向，应该是较为合宜的吧。

（1）宇宙演化学说。太阳和行星诞生于弥纶太空的气态星云，这一理论与有机变化论的初次萌动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往常永恒的罗天神界，现在已被视为与易坏的俗世并无分别，亦处于无尽变动之中，也要历经兴衰隆替。尽管事实究竟如何尚有待地质学去论证，但新的天文学所带来的广阔星空，也意味着一个从所未见、不可思议的时间跨度。公众一时无法理解天文观测者的发现。而要使他们理解这些新发现，则须通过过往历史的复活。

（2）如我们在德梅耶的故事中所见，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这个行星的化石包含着很多讯息。就像收藏者手中的古代钱币，其故事向过去追溯，足以上溯几个世纪，甚至追寻到数千年以前。在17世纪，雷和他虔信的朋友们就曾满怀焦虑地思考过这一问题。现在，又有新的小道传闻，说这些深埋地下的生命形式，如今在世上已不可得见。直到此时，环顾四方，仍无人敢说，吾人所处之世界已有哪怕上百万年的历史。实际上，十万年之久已经是一个过于鲁莽的猜测，甚至可列为异端邪说了。只有一个人，我们的布封伯爵，略微地超过了这一猜测。

（3）显微镜，同望远镜一样，也是在17世纪初发明的。正如望远镜向人展示了空间的深远，显微镜也给世人带来一个迄今未见的世界。人们开始探究生殖细胞的奥秘，着迷于生物机体的发育阶段。一个新的生物体，究竟是从它的成年个体的缩微而精准的复制品，慢慢长大的呢，抑或本来不过是一团较为混沌的物质，逐步分化发育而成的呢？C.F.沃尔夫在他的《发育论》（Theoria Generationes，1759）一书中持后一观点，尽管这一观点并未很快通行。值得注意的是，倘接受 发育 说，认为个体生命的发育，乃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那也就意味着，人们可能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加需要平心静气冷静思索的观念——物种本身的形成，也需要更加漫长的种系发生学改变。因此，渐成论（epigenesis），也就是胚胎发育理论，便间接地切合了进化论；这跟早先持预成论（preformationist）的信条——认为精子是生物体具体而微且精准复制的缩微版——完满符合各别创造说（special creation）有的一比。

（4）在法国，由于政理失修，社会酝酿着革命风暴，对人类本身的巨大兴趣——人类的命运与社会的本性，穷人与受压迫者挣扎图存——促使知识分子进而对大自然做深长思索。第一次，人们对于人口数量与食物供给的关系进行研究。野生生物被拿来与人类社会相比而观。不久之后，当18世纪结末之顷，英国教士托马斯·马尔萨斯，运用大量此类研究的资料，写成了著名的《人口论》（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正处于工业革命初级阶段的英格兰，被法国大革命推翻君主制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极端偏激所惊骇，轻易便接受了马尔萨斯在书中所描绘的冰冷景象。“适者生存”的主义已经准备好，只待传入达尔文手中。同时，对教会的反叛，促进了哲学意义上自然神论（Deism）的传播：“神圣启示录”的第二版已经现身，较之人手书写的经书更加完满——这就是自然本身。自此而后，山间所闻，林中所见，日渐为人所仰重——若放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当道之时，这是绝不可能的。

（5）在英国，经林奈所命名的珍卉奇葩，正培育在王家的苑囿和贵族的温室中，供人观赏。变异被仔细观察，人工选择在有意识地进行。改良品系和育种的兴趣在士绅中蔓延开来。布封及其后的进化论者，至少部分地是由此引发出嬗变的观念。但是，没有人敢断然宣称，变化是靡有底止，毕竟化石还深埋地下，牢牢闭锁在巴黎盆地的石灰岩里。

大量知识者加入交流，无数信件频繁往来，科学社团空前活跃，因此，要指实某一想法具体出自某处，常常是不可能的。毕竟，只要用心搜索，哪里还找不出一两个意味深长的句子，或者模棱两可的暗示呢。直到近来，一部分久被遗忘的书籍重经发掘面世，这些曾助益进化理念发展的著作才渐为科学史家所知。比如，远在托马斯·马尔萨斯之前，一个法国人就写了本书在英国出版，其内容从书名中览之自明：《对动物创生的哲学考察，其中在不同种类动物中占统治地位者进行的普遍破坏和屠杀在一个新的视角中被思考；由这一自然机制，各种动物整体上获得生命和利好的巨大增长显然得到了证明》（ A Philosophical Survey of the Animal Creation, Wherein the General Devastation and Carnage that Reign Among the Different Calsses of Animals Are Considered in a New Point of View；and the Vast Increase of Life and Enjoyment Derived to the Whole from This Institution of Nature Is Clearly Demonstrated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约翰·布鲁克纳（1726-1804），书的英文版于1768年刊行。

无独有偶，法国哲学家兼科学家皮埃尔·莫佩尔蒂（1698-1759）长久以来在学界默默无闻，未能获得该当的赫赫名声。直到相当晚近，才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本特利·格拉斯教授发掘出来，获得重生。 1745年，莫佩尔蒂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作《美神之躯》（ Venus Physique ），其中包含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现代胚胎学和遗传学观察，包括初步的颗粒遗传论（particulate inheritance）。这一研究远早于孟德尔的发现。在他的另一本书《自然系统》（ Systeme de la Nature ）（1751）中，他提出如下观点：由于反复出现的偶然歧异，使这样一种情况成为可能，即，我们日常所见的生物多样性，也许出自一单个共同源头。莫佩尔蒂让布封大为赞赏，两人彼此互有取益。

我曾说过，林奈的巨大公众影响力，只有一个人可与之比肩；这个人就是布封伯爵（1707-1788）。1749年，他出版了自己的鸿篇巨制《自然史》（ Histoire Naturelle ）的第一卷。这部巨著乃是一系列对生命世界研究随笔的结集，注定将广为流传，还将被迻译成各国文字。书中篇节，文字优美，笔调雅致，读之令人神倾忘食。信笔挥洒之余，作者频寄微言，话题多触时俗之禁忌。

有两类读者尤为此书所吸引：于各种动物描摹霏娓中可得其趣者，以及透过万物表面、而乐于探赜寻幽的饱学之士。此时距达尔文尚有整整一世纪之遥，世俗境况颇有不同，故不能奢望作者处处坦率直言。布封有迷茫、犹疑与恐惧。因此，文章语句时常隐晦，微而多讽。书中往往呈示纷杂多样之事实，隐含进化衍变之理，令人每每掩卷深思；然紧接便自行断然否认，以掩发明揭示之功。因此，何处为坦诚庄语，何处乃游戏寓言，在布封此书中实费判断。然无论如何，要抛开这一危险的话题，布封是做不到的。百年之后痴迷了达尔文的，在彼时已经痴迷了布封。

布封提出一个观点，叫作“退化”论（degeneration）。“退化”这个词在今天听起来怪怪的，稍微让人有点不舒服，因为在今人看来，生命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无疑是一种“进化”或“进步”。不管怎么说，布封的所谓“退化”，其实不过是进化论的草图初稿。他用这个词的本意，不过是简单地想表示变化，代表原先的形态消失，转变为一种新的类型。令人颇为惊异的是，随着写作的展开，布封在其著作中——尽管是零零散散地——触及了、至少提到了达尔文纳入其1859年那伟大综合中所有最重要的因素。诚然，他没能把这些要素综合归拢，使之成为一体。在这里，我且把诸多要点做一下分析整理：

（1）布封观察到，生命本身有这样一种趋向：其生长繁衍的速度要大于其获取食物的能力，这造成了所有生物间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大自然，”他写道，“依两个固定的轴心运转：她给予每一物种以无限的增殖力（fecundity），同时又预备了无数的磨难以减低其增殖……”

（2）他认识到，在同一物种当中，生物体的形态也存在差异。在家养的植物和动物里，这种差异通常是能够遗传的，因此，可以通过精挑细选，使品种得以改良，并且这种改良的方向是可以控制的。他说，“同一种群之内，个体间存在惊人的外观差异，同时，整个物种又表现稳定的相似性。” 他认识到，“我们的桃、杏、梨”都是“保留了古老名字的新品种……蔬果只需无数次播种培育，便能产出更加优质、更加味美多汁的果实……” 同样地，他指出，家养的鸡和鸽子“近来培育出许多品种，每一种都能生养繁衍，而各从其类”。“想要改善自然，”他在另一卷书中写道，“须缓步渐进，方底于成。”

（3）布封认识到，不同种类动物间有内在的形态相似性，这一观察乃是依据化石追踪物种远祖谱系的必要前提。他说，“有这样一种原初的普遍设计，其渊源也久远，其消退也缓慢，较体型与其他外部情况更易得到保留……”

他洞见深刻，但只是谨慎地宣称，在全能上帝无以计数的造物种类中，“有些低等科属， 乃是由自然所孕育，历时间而产生 ”。 似这等言语，每交织深藏于正统言说的网下，有时甚至更为大胆：“每一家族，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来自同一最初的祖先。甚而至于，所有不同动物都来自同一物种，历经时光，不断改善与‘退化’，进而产生了当今所有的种类。” “改善和‘退化’嘛，”更早些他说道，“不过是同一回事；毕竟两者都意味着从原型的改易偏离。”当然布封立即用他语岔开，好安抚教会权威的不满。令人颇觉有趣的是，在反复申说世间生命皆出于各别创造之后，他这样说道：“ 我们应该相信 ，那时候（指创世——译者）这些生物的样子，跟现在的该 区别不大 吧。” 这显然是至为勉强的让步屈就。

（4）某种程度上，布封一早便预示了世纪之末詹姆斯·赫顿的渐变论。跟德梅耶一样，对于地球形成和地质事件的动因，布封同样寻求自然之力的解释。在列举了无数风、雨、河、雾对环境产生的各种作用后，他敏锐地洞察到：“我们似乎从没注意过，尽管自人类诞生迄今，时间如此短暂，而所谓‘自然’者，从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若我们将过去与未来的岁月，压缩到我们短暂历史的长度，那此刻这一瞬间，不，就算人的存在本身，对全能之主也不过是漫长历史中一件寻常小事。”

布封早已预见，地层的形成和其上生命的演化，需要有一个延长许多倍的时间跨度，方能予以解释。“大自然最伟大的工匠，”他写道，“就是时间。”当然，依现在的标准，他对地球历史的长度之预计，不消说是十分局限的了，但在当时，这已然是异端邪说。据他看来，地球大概花了有72000年，才从白炽状态冷却下来，渐渐降温到一个合适的程度，地上生命才得以出现。他还认为，整个地球的热量仍然在微不可察地散失着。于是，他进一步数算，差不多再过个7万年吧，地球就会冷得不再宜于生命的存在了。

（5）他接受某些动物已从地上灭绝的事实。他将这灭绝归因于地球的变冷，认为早期某些喜热的动物区系因此而遭淘汰。基于同样原因，他推断，现存物种终有一天也将慢慢消逝殆尽。他认识到，猛犸的骨骼应属于某种已经灭绝的大象，并预见到古生物学的价值。他指出，“欲了解一切不存于现世的生物之化石，有赖于长远之研究，精确比对不同物种石化之遗骸，它们仍大多深埋地下，有待发掘。此一学科尚在其婴儿期。” 然而，终有一天，通过比较解剖学的运用，人类就有可能重新测定“自然不同阶段之年岁”。最终，布封认为，我们将能“给无限长的时光之路竖立上里程的碑记”。

（6）布封同样认识到以实验方法研究进化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倘不经长期艰苦的育种试验，不同物种间的关系将永远不能澄清。“人与动物相距多远呢？”他巧黠地暗示，“比方说，大型猿类，其身体结构与人类如此之近似无间，我们该如何看待它与人的关系呢？……会不会，其中弱小的种类，已被强悍的族群所摧灭，甚至，已毁于人类的苛虐呢？……” 尽管在某些篇什中，他小心维护着人的独特品性，说人虽禀“动物之躯体”，却赋有神祇之精神；但是，他还是在得便之处插播了几句：“或许有人会说，将猿与人做直接比较是不公平的，因猿类生活在丛林里，而人生活于文明社会中。那么，既然我们对人在纯粹自然状态下的样子缺乏正确的了解，为公正起见，何不拿野蛮人与猿类做一对比呢？” 于是布封以霍屯督野蛮部族为例——这一部族较为人熟知，18世纪航海家们是经常描述过它的——给出了一幅令人作呕的画像。最后他评论说：“须知，纯自然状态下的人，其与霍屯督人的差别，就跟霍屯督人与我们的差别一样巨大。”

这些语句中显露的某种倾向，可延续至达尔文时代，且在达氏本人的著作中约略有所体现。我所指的，是对生物形态学的坚定使用，坚持以此作为解开生物血统谱系的钥匙，而不是等待古生物学的来临。由于存在之链观念的长期影响，这一倾向得到加强，尽管存在之链本身，其所涉物种关系乃是亘古不变的。此外，由于化石的历史仍旧鲜为人知，且其时间跨度难以揣测，学者的注意遂聚焦于现存动物及其相互关系上。因此，即使那些进化论先驱们，通常也认为不同动物种系发生学上的关系，比欧洲人、霍屯督人和猿类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更为近密。有些篇章里，布封似乎颇为吃力地想要从现存生物的梯级比较中解脱出来，从“祖代形态”中解脱出来——当时此类研究，设想某种动物的远祖会是另外一种与之类似的现存者。有时他也曾窥见，确定动物家谱与旁系分支在世系研究上有重要价值。然而，尽管他预见到古生物学的重要性，但是他仍未能意识到那门学问的深度和广度；于是他的演化学说，基本上也就只限于当下，未能扩及生命历史的全部。

（7）布封是最早一批认识到动植物分布重要性的生物学家。他观察到，新大陆与旧世界在各自热带的动物区系存在显著的不同。同时他还发现，北方与北极地区的动物区系较为相近，而亚洲与北美毗邻之处，两地的动物区系相似度最高。正如我们前所述及，早在17世纪，就有学者对新旧世界动物群差别之大感到困惑，而布封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说到新大陆物种与旧大陆的不同，他认为，“新大陆的物种……彼此间亲缘关系较远，这似乎表明，它们的形成有些共同点，也让我们猜测，它们较其他地区的所有动物，其退化（即evolution——L.E.）原因更为古老”。 由此，布封得以窥探到，动物不是从亚拉腊山的方舟散播开来，而至少有一部分乃是发源于它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就是说，这些新大陆的物种，乃是从其发源于本地的先祖原型，历经适调演化而来的。 如此，我们便见证了承续律（Law of Succession）最早的表述，不久以后的19世纪，克利夫特、欧文、达尔文等大家，将从古生物学角度对这一法则进行阐释论证。

（8）最后，我们也许会注意到，尽管语焉不详、笔端踟蹰，布封同样也发现了永恒世界不断变动而充满瑕疵的一面——这一点后来也让达尔文着迷。布封说，他见到了“可疑的物种”“异样的产物”“异常的存在”。他看见了魔镜中的自然，在那瞬间，好像神祇看到云层飘然流过。也许在那最后的一刻，他与同时代并驾齐驱的林奈，眼中所见并无多少不同——只是布封，他看得更远，说话的胆子更大些罢了。

1788年，伯爵离世，比林奈多活了10年——两人实生于同一年份。他离开得正是时候。次年，他的儿子同另一些贵族死于大革命的怒火。临刑前，布封公子在断头台上骄傲地说出最后一句话，语带诘责：“公民们，我姓布封。”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林奈一样，布封在全世界享有盛誉。曾经，交战中的两方舰队，停下炮火，友善地让载有属他标本的船只从战场中间经过；他曾与富兰克林信来信往；在一个伟大国家思想学术最称鼎盛之时，他曾在其学林领袖之列。

他的思想，散见于《自然史》的浩繁卷帙，隐藏于描摹各色鸟兽的散文篇句，此实为学术史上之一大憾事。这一思想之隐，不仅增加了学者对其了解的困难，也削弱了他的进化思想的冲击力度。倘若他曾勠力将其思想作一进化之专论，想来不但其观点可得远为透彻之表述，他本人也会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思想之方向。盖因其体系尚有一缺憾：他从未满意地找到变异的机制。有时，他似乎很清楚“选择”在育种实验中的作用。考虑到他对个体变异也有清醒的认识，这两点意味着，他和其后达尔文的理论已经非常接近了。可实际上，布封似乎从未能够从人工选择领悟到自然选择之理。相应的，他提出“气候”才是引起“退化”的主要因素。的确，构架自然选择论的所有要点，布封都已齐备了。他所欠缺的，只是把它们综合提炼，融为一体，再去掉其中多余的保护性宗教色彩——那色彩是他的时代所要求的。 f8qsXGjE+6UFFcCT3vI1GdpHspmI8tscVHXdUWr/lma74ooaG/l2szHMHpi5Vz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