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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长终于结束了发言，动作优美地拿起问题征询表，交给走到他跟前的首席陪审。陪审人员纷纷起立，因为可以离开而高兴起来，同时却又不知道两手往哪儿搁，因而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就这样一个跟一个朝议事室走去。等他们走进去一关上门，就有一名宪兵来到门口，从鞘里抽出刀来搁在肩上，在门口站岗。法官们也站起来，走了出去。三名被告也被押了出来。
陪审人员走进议事室，像先前一样，第一件事就是掏出香烟吸了起来。他们在法庭里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各人或多或少都感觉自己的姿态有些别扭和做作，等他们走进议事室并吸起烟来，这种感觉没有了，于是带着如释重负的感觉在议事室里分头坐下来，立刻就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
“那姑娘没有罪，她是一时糊涂，”好心肠的商人说，“应当从宽发落。”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首席陪审说，“我们不能单凭个人印象办事。”
“庭长的总结发言很好。”那个上校说。
“哼，太好了！我差点儿睡着了。”
“假如玛丝洛娃没有串通两个茶房，他们就不会知道那笔钱，关键就在这儿。”那个犹太脸型的店员说。
“那么，照您说的，钱是她偷的了？”一位陪审先生说。
“这话我怎么也不相信，”好心肠的商人叫了起来，“一切都是那个红眼妖婆干的。”
“都不是好货。”上校说。
“她说她没有进过房间嘛。”
“您再相信她的话，就完啦。我一辈子也不相信那个坏婆娘。”
“不过，您光是不相信她，也不行。”店员说。
“钥匙在她手里。”
“在她手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驳说。
“那么戒指呢？”
“她不是说过了吗，”商人又叫起来，“那个买卖人脾气暴躁，又喝了不少酒，把她揍了一顿。后来呢，不用说，又心疼起她来。就说：‘给你吧，别哭了。’那人可是个高大汉子，我听到，好像身高有二俄尺十二俄寸，体重有八普特
哩！”
“这都无关紧要，”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插嘴说，“问题在于：这件事是她教唆和策划的呢，还是那两个茶房？”
“不可能单是两个茶房干的。钥匙在她手里嘛。”
就这样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好一阵子。
“对不起，诸位先生，”首席陪审说，“咱们坐到桌子旁边来讨论讨论吧。请。”他说着，坐到主席位子上。
“那些妞儿都不是好货。”店员说。为了证明玛丝洛娃是主犯，他说了说一个这样的姑娘怎样在街心公园里偷走了他的朋友的表。
那位上校也趁此机会讲起一件更为惊人的偷窃银茶炊的事。
“诸位先生，请大家就问题来讨论吧。”首席陪审用铅笔敲着桌子说。
大家都不作声了。要讨论的问题是这样的：
（一）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克拉比文县包尔基村农民，现年三十三岁，是否犯有下列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蓄意杀害商人斯梅里科夫以夺取其钱财，串通他人将毒药放入白兰地酒中使其饮下，致使斯梅里科夫毙命，并盗窃其现金约二千五百卢布以及钻石戒指一枚？
（二）叶菲米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小市民，现年四十三岁，是否犯有第一项问题中所列罪行？
（三）叶卡捷琳娜·米海洛娃·玛丝洛娃，小市民，现年二十七岁，是否犯有第一项问题中所列罪行？
（四）如果被告叶菲米娅·包奇科娃未犯第一项问题中所列罪行，则是否犯有下列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某城毛里塔尼亚旅馆当茶房期间，从投宿旅馆的商人斯梅里科夫房内锁着的皮箱中盗窃现金二千五百卢布，为此带去配好的钥匙将皮箱打开？
首席陪审把第一个问题念了念。
“诸位先生，怎么样？”
大家对这个问题很快做出回答。大家一致回答说：“是的，他有罪。”一致认定他参与谋财害命。只有一个劳动组合的老头子不同意认定卡尔津金有罪，他回答一切问题都是为了开脱。
首席陪审以为他不了解，就向他解释，从各方面看，无疑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都是有罪的，但劳动组合的老头子回答说他了解，但最好还是宽大为怀。他说：“我们自己也不是圣者嘛。”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对于同包奇科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解释之后，大家一致回答说：“她没有罪。”因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她参与下毒，这是她的律师特别强调的。
那个商人一心想为玛丝洛娃开脱，曾坚持说包奇科娃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有许多陪审人员同意他的意见，但首席陪审却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说没有根据认定她参与投毒。经过长时间辩论之后，首席陪审的意见胜利了。
对于同包奇科娃有关的第四个问题，大家都回答说：“是的，她有罪。”不过根据劳动组合老头子的意见加了一句，“但应从宽发落。”
同玛丝洛娃有关的第三个问题竟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首席陪审坚持说，她既犯有毒死人命罪，又犯有盗窃罪，商人不同意，上校、店员、劳动组合的老头子都支持商人意见，其余的人似乎都摇摆不定，但首席陪审的意见渐渐占上风，尤其因为大家都累了，宁愿附和那种可以快点儿取得统一的意见，也好让大家快点儿脱身。
聂赫留朵夫根据法庭审讯情形以及他对玛丝洛娃的了解，相信她在盗窃和毒死人命方面都没有罪，而且起初他也相信大家都会承认这一点。后来他看出，由于那商人辩护得十分笨拙，而且他辩护显然是因为迷恋她的美色，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加掩饰，同时由于首席陪审正是抓住这一点进行反击，更主要的是因为大家都累了，渐渐倾向于认定玛丝洛娃有罪，这时他就想表示反对，但是他很怕为玛丝洛娃说话，他觉得，大家马上就要看清他和玛丝洛娃的关系了。可是同时他又觉得，事情不能就此罢休，必须进行反驳。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正想开口说话，这时一直沉默的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显然被首席陪审那种盛气凌人的口吻所激怒，突然开口对他进行反驳，说的正是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
“请问，”他说，“您说钱是她偷的，因为钥匙在她手里。可是，难道那两个茶房就不能在她走后配一把钥匙打开皮箱吗？”
“对呀，对呀。”商人附和说。
“她也不可能拿那笔钱，因为就她的处境来说，她没办法处置那么多钱。”
“我也这么说嘛。”商人支持说。
“多半是她到旅馆去了一趟，使两个茶房起了歹念。他们就利用了这个机会，事后把一切都推到她身上。”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得很气愤。他的气愤惹得首席陪审也气愤起来，因此也就特别固执地坚持相反的意见，可是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得极有道理，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话，认为玛丝洛娃没有参与盗窃现金和戒指，戒指是商人送给她的。等谈到她是否参与毒死人命，热心为她辩护的商人说，必须认定她无罪，因为她没有来由把他毒死。首席陪审却说，不能认定她无罪，因为她自己也承认药粉是她放的。
“她放是放了，但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
“她用鸦片也能害命。”喜欢插叙的上校说。于是他趁机讲起他的内弟媳妇服鸦片自尽，要不是就近有医生及时抢救，就没命了。上校讲得那么动听，那么郑重，神态那么庄严，所以谁也没有勇气打断他。只有店员受到他的感染，决定打断他，好讲讲自己的故事。
“还有一些人却喝惯了鸦片，”他开口说，“一次能喝四十滴。我有一个亲戚……”
可是上校不容许打岔，又继续讲鸦片对内弟媳妇造成的后果。
“啊，诸位先生，现在已经四点多了。”一位陪审先生说。
“那该怎么办，诸位先生？”首席陪审说，“我们就认定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就这样，好不好？”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觉得自己取得了胜利，很满意，就表示同意。
“不过应该从宽发落。”商人补充说。
大家都同意了。只有劳动组合的老头子坚持说：“不，她没有罪。”
“结果也就是这样嘛，”首席陪审解释说，“并非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这样一来，她也就没有罪了。”
“那就这样吧，还有应该从宽发落；这样就十分周到，没说的了。”商人快活地说。
大家都十分疲劳，又争论得头昏脑涨，所以谁也没有想到在答案中加一句：她有罪，但并非蓄意害命。
聂赫留朵夫当时非常激动，所以也没有发觉这一点。答案就照这样写下来，送交法庭。
拉伯雷
写过一位律师，有人请他办案，他拿出各种各样的法典，念了二十页毫不相干的拉丁文法律条款之后，便建议掷骰子，看是单数还是双数。如果是双数，就是原告有理，如果是单数，就是被告有理。
在这里也是这样。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不是那样的决定，不是因为大家都同意这样的决定，而是因为，第一，庭长的总结发言虽然很长，这一回却偏偏漏掉了他平素总要交代的话，也就是陪审人员在答复问题的时候可以说，“是的，她有罪，但是没有蓄意害命”；第二，上校讲他的内弟媳妇的事讲得太长，太乏味；第三，聂赫留朵夫太激动，竟未注意到没有补充说明并非蓄意害命，以为有了“并非蓄意抢劫”这样的补充说明便不至于判罪；第四，当时彼得·盖拉西莫维奇不在议事室里，首席陪审重读问题和答案时，他出去了；然而主要却是因为大家都十分疲乏，都想快点儿脱身，所以就同意了可以快点儿了结此事的答案。
陪审人员摇了摇铃。手握出鞘军刀站在门外的宪兵把军刀收入鞘里，闪到一旁。法官们坐到位子上，陪审人员一个跟一个走了出来。
首席陪审神情庄重地拿着问题征询表。他走到庭长跟前，把表交给他。庭长看完了表，显然感到十分惊讶，把两手一摊，就同两位法官商量。庭长感到惊讶的是，陪审人员提出了第一个补充条件“并非蓄意抢劫”，却没有提出第二个补充条件“并非蓄意害命”。按陪审人员的答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玛丝洛娃没有偷，没有抢，同时却毫无来由地毒死了人。
“您瞧，他们的答案多么荒唐，”他对左边的法官说，“这就是要她去服苦役，而她又没有罪。”
“哼，她怎么会没有罪。”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她就是没有罪嘛。依我看，这种情形应该引用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如法庭认为定罪不当，可取消陪审人员的决定。）
“您以为怎样？”庭长问那位和善的法官。
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即回答，他看了看面前那份公文的号码，把数字加起来，用三除没有除尽。他本来占算，如果除尽，他就同意；可是，尽管没有除尽，他因为心地和善，也就同意了。
“我也认为应该这样办。”他说。
“那么您呢？”庭长问那位满脸怒气的法官。
“无论如何也不行。”他决绝地回答说，“报纸上本来就在说，陪审人员总是为罪犯开脱；如果法庭也为罪犯开脱，那人家又会怎么说呢？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不过有什么法子呢？”他说过这话，就把问题表交给首席陪审宣读。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于是首席陪审倒换着两只脚，清了清喉咙，把问题和答案念了一遍。所有的司法人员，包括书记官、律师以至副检察官，都露出惊讶的神情。
三名被告不动声色地坐着，显然不了解答案的意义。所有的人又都坐下来。庭长就问副检察官，几名被告应该判什么刑。
有关玛丝洛娃方面的意外成功使副检察官感到分外高兴，他认为这次成功全由于他施展了雄辩的口才。他查了查有关条款，便欠起身来说：
“我认为处分西蒙·卡尔津金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处分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应根据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处分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
所有这几条都是限定范围内最重的刑罚。
“法官退庭，商议判决。”庭长说着，站了起来。
大家都随着他站了起来，带着办了一件好事的轻松愉快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来回走动着。
“老弟，咱们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错事。”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这时首席陪审正在对聂赫留朵夫说一件什么事。“咱们这是送她去服苦役呀。”
“您说什么？”聂赫留朵夫叫起来。这一回他丝毫没有注意这位教师那种令人不快的随便态度了。
“当然嘛，”他说，“咱们没有在答案里加一句：‘她有罪，但并非蓄意害命。’刚才书记官就告诉我：副检察官要判她十五年苦役。”
“我们就这样决定的嘛。”首席陪审说。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又争论起来，说，既然她没有偷钱，就无从蓄意害命，这是不言自明的。
“在离开议事室之前，我把答案念了一遍呀，”首席陪审辩白说，“谁也没有反对嘛。”
“我当时从议事室出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您怎么也没有注意？”
“我万万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说。
“好一个没有想到！”
“不过，这事还可以纠正呀。”聂赫留朵夫说。
“唉，不行了，现在全完了。”
聂赫留朵夫看了看三名被告。他们这几个命运已定的人仍然那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栏杆后面和士兵前面。玛丝洛娃不知为什么在微笑。这时聂赫留朵夫心里有一种很卑鄙的心情在蠢动。在这之前，他预料她会无罪开释并将留在城里，他感到很尴尬，不知怎样对待她才好；而且，不论怎样对待她都很为难。现在服苦役而且去西伯利亚，就一刀斩断了他和她的任何牵连：受伤未死的鸟儿不再在猎袋里扑腾，也就不再使人想起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