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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物证检查完毕，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他因为希望快点儿了结此案，就不宣布休息，请公诉人发言，满以为他也是人，也要吸烟和吃饭，一定会顾惜他们的。谁知副检察官既不顾惜自己，也不顾惜他人。副检察官天生十分愚蠢，而且，不光是愚蠢，更不幸的是他在中学毕业时又得了金质奖章，在大学里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罗马法地役权的文章还得了奖金，因此自以为了不起，自高自大（他在猎取女人方面连连得手，更使他扬扬自得），结果就变得格外愚蠢。庭长请他发言，他慢腾腾地站起来，显露出穿着绣金制服的整个优美身躯，两手按着写字台，微微低下头，向整个大厅扫了一眼，不看几个被告，就开始发言。
“诸位陪审先生，你们承审的这宗案件，”他开始发表他在别人宣读报告和文件时准备好的演说，“是一宗很有代表性的——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犯罪案件。”
他认为，一个副检察官的演说应当具有社会意义，就像一些已经成名的律师发表的著名演说那样。不错，旁听席上只坐着三个女人，一个女裁缝、一个厨娘和西蒙的姐姐，还有一个马车夫，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那些有名的人物开头也是这样的。一个副检察官的行事准则应当是永远高瞻远瞩，也就是深入探索犯罪的心理奥秘，揭露社会的溃疡。
“诸位陪审先生，你们面前看到的是一宗很有代表性的——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世纪末罪行，可以说，具有可悲的腐败现象的种种特征，在我们时代，我们社会的一些分子在这种腐败现象特别强烈的——可以这样说——影响下，已身受其害……”
副检察官讲了很久，一方面是回想他已经想好的精彩语句，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一分钟也不停顿，让他的演说在一小时零一刻钟的时间里像滔滔不绝的流水。只有一次停住，咽唾沫咽了老半天，可是他马上克制住，接下去说得更加慷慨激昂，娓娓动听，弥补了停顿的损失。他时而倒换着两只脚，望着陪审人员，用奉承的语气说话；时而看着自己的记事本，用平静的郑重语气；时而用高亢的控诉语气；时而面朝旁听者，时而面朝陪审人员。只有那三名用眼睛盯着他的被告，他一眼也不看。他的演说引用了当时法学界流行的最新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还被看作科学文明的最新成就。其中有遗传说、先天犯罪说，有龙勃罗梭
，有塔尔德
，有进化论，有生存竞争论，有催眠术，有暗示术，有沙尔科
，有颓废论。
据副检察官判断，商人斯梅里科夫是一个强壮、纯朴类型的心地宽厚的俄罗斯人，由于自己的轻信和心胸坦荡，落入了一伙无耻男女之手，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西蒙·卡尔津金是农奴制返祖遗传的产物，是一个受尽摧残的人，缺乏教养，缺乏原则，甚至不信宗教。叶菲米碰是他的姘头，是遗传的受害者。在她身上可以看到退化者的种种特征。然而罪魁祸首却是玛丝洛娃，她是颓废者最下等的代表。
“这个女人，”副检察官说这话，眼睛仍不看她，“受过教育，因为我们刚才在这法庭上听到了她的鸨母的证词。她不仅能读书写字，还懂得法语，她这个显然带有犯罪胚芽的孤女，在有知识的贵族家庭里长大，本来可以靠正当劳动为生，但是她抛弃自己的恩主，沉湎于淫欲，而为了满足淫欲进了妓院，在妓院里她比别的姑娘走红，因为她受过教育，不过，更主要的，诸位陪审先生，正如你们刚才在这里听她的鸨母说的，她会运用一种神秘的性能控制嫖客，这种性能最近已经由科学界，特别是沙尔科学派研究出来，定名为‘暗示’。她就是凭这种性能控制了那位豪富的嫖客，控制了那位善良、轻信的萨特阔式俄罗斯壮士，利用他的信任先窃取钱财，然后对他下了毒手。”
“哼，他这是怎么回事儿，说得似乎离了谱儿啦。”庭长侧身对着那位一丝不苟的法官，笑嘻嘻地说。
“十足的浑蛋。”一丝不苟的法官说。
“诸位陪审先生，”这时候副检察官又继续说下去，一面扭动着细腰，摆出优雅的姿势，“这些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手里，而且社会的命运也部分地掌握在你们手里，因为你们的判决将对社会发生影响。你们要切实考虑这种罪行的危险性，考虑玛丝洛娃之类的病态人物对社会的危害，要使社会免受其传染，要使这个社会的纯洁、健康的分子免受其传染，避免屡见不鲜的毁灭。”
副检察官带着似乎切身体会到这次判决的重要性的表情，带着显然完全陶醉于自己的演说的神情，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如果去掉华丽的辞藻，他的演说的意思是：玛丝洛娃骗得商人的信任，用催眠术把他迷住，拿了钥匙到旅馆里去取钱，本想把所有的钱一把拿走，但被西蒙和叶菲米娅撞见，只好和他们平分。这之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商人来到旅馆，在那里把他毒死。
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律师席上站起来一个中年人，身穿燕尾服，胸前露着宽宽的半圆形硬衬，口若悬河地发言，为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三百卢布请来的辩护律师。他为他们开脱，把一切罪责全推到玛丝洛娃身上。
他否认玛丝洛娃所供取钱时有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场一事，坚持说，她既然是一个归案的毒死人命犯，她的供词就丝毫不可靠。他说，至于那两千五百卢布，两个勤劳而正直的人是挣得出来的，有时一天就可以得到旅客三个以至五个卢布的赏钱。至于商人的钱，那是玛丝洛娃偷走了，转交给别的什么人，或者甚至丢失了，因为当时她不是在清醒状态。毒死人命是玛丝洛娃一人所为。
因此他要求诸位陪审先生认定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盗窃钱财方面无罪；即使认定他们两个在盗窃方面有罪，那么至少不能认定参与毒死人命，也不能认定参与预谋。
律师在结束发言时挖苦副检察官说，副检察官关于遗传学说的一番光辉理论，虽然能阐明科学的遗传学问题，但在本案中不适用，因为包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
副检察官气得好像要呜噜呜噜直叫，在纸上记了些什么，带着轻蔑而惊讶的神情耸了耸肩膀。
然后玛丝洛娃的辩护律师站起来，畏畏缩缩、结结巴巴地进行辩护。他没有否认玛丝洛娃参与偷窃钱财，只坚持说她没有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给他吃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觉。他想乘机施展一下他的口才，就简要地说了说玛丝洛娃是受一个男人的引诱而堕落的，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而她却不得不独自承担堕落的沉重后果。可是他在心理学领域的涉足并不成功，所以大家都感到很不自在。等他说到男人的无情和女人的可怜，已经语无伦次的时候，庭长有意给他解围，就请他尽可能贴近案情。
这位律师发言之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为自己的遗传学论点辩护，反驳第一个律师说，即使包奇科娃的父母身份不明，遗传学说的正确性也丝毫不容置疑，因为遗传规律已为科学充分证实，我们不但可以由遗传推断犯罪，而且可以由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在辩护中推测，说什么玛丝洛娃堕落是因为有一个想象中的（他用特别刺激的语气说出“想象中的”）引诱者，可是一切证据倒是在说明，她是一个引诱者，引诱了许多人，许多人在她手里成为牺牲品。他说完这话，带着胜利的姿态坐了下来。
然后让被告们为自己辩护。
叶菲米娅·包奇科娃一再地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一口咬定一切都是罪犯玛丝洛娃一个人干的。西蒙只是一连几遍反复地说：
“随你们怎么办，反正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
玛丝洛娃却什么也不说。庭长对她说，她有权为自己辩护，她只是抬起眼看了看庭长，又像一头被围捕的野兽似的，朝大家扫了一眼，马上就垂下眼睛，哭了起来，大声抽搭着。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商人，听见聂赫留朵夫忽然发出奇怪的声音，就问道。那是压抑住的大哭声。
聂赫留朵夫还不明白他目下处境的真正实质，就把勉强忍住的大哭和夺眶而出的眼泪看作神经脆弱的表现。为了掩饰哭泣和眼泪，他戴起夹鼻眼镜，然后又掏出手绢，擤起鼻涕。
他害怕的是，如果在这法庭里的人都知道了他的行径，他就会丢尽脸面。害怕的心情淹灭了原来进行着的内心搏斗。在最初这段时间里，这种害怕的心情比什么都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