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

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

我们热爱，我们便存在。

泰戈尔（1861—1941）生于数一数二的名门，其家族是印度四种阶级中最高身份的婆罗门。泰戈尔的父亲是宗教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其兄长们皆以哲学家、音乐家、梵文学者著名，家庭成员中有不少思想进步、学有成就的爱国者。生活在具有先进思想的家庭中，泰戈尔受到了良好的教养和熏陶，很早就走上了文学道路。

泰戈尔童年就醉心于诗歌创作，十三岁写诗，十四岁发表第一首诗《献给印度教庙会》，十七岁发表第一首叙事诗《诗人的故事》。可见，泰戈尔在文学方面可谓天智早开，天赋异禀。

当泰戈尔步入成年后，他的创作可谓一发不可收拾。丰富的生活经历，更是给泰戈尔带来了很多创作灵感。

1878年按照父亲的安排赴英国学习法律，由于不喜欢法律，转而学习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鲜有人知的是，除了文学家外，泰戈尔也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印度国歌《人民的意志》和孟加拉国国歌《金色的孟加拉》都出自泰戈尔之手。

1880年回国，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881年，泰戈尔出版第一部诗集《黄昏之歌》，在印度文坛引起瞩目。1881—1885年，出版抒情诗集《暮歌》《晨歌》《画与歌》，还有戏剧和长篇小说。戏剧和小说多取材于史诗和往世书（即古印度文献），诗歌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20世纪初泰戈尔遭遇到个人生活的不幸，丧偶、丧女、丧父的悲痛与伤感在诗集《回忆》《儿童》《渡船》中有真实记录。他还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小沙子》和《沉船》。

20世纪初至1919年，泰戈尔进入了以中长篇小说和哲理性的抒情诗为主的中期创作阶段，也迈入探索印度民族解放道路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泰戈尔积极参加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写下了《祖国的土地》《祝福孟加拉国土》《战胜自身》等著名诗篇。尽管当时与领导民族自治运动的国大党领袖们的观点存在分歧，泰戈尔颇感苦闷和彷徨，但他的创作却异常丰富。这一时期，他出版8部孟加拉文诗集，8部英文诗集。

1910年，长篇小说《戈拉》发表，它反映了印度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塑造了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战士形象；歌颂了新印度教徒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祖国必获自由的信心，同时也批判他们维护旧传统的思想；对梵社某些人的教条主义、崇洋媚外也予以鞭挞。这期间泰戈尔还写了象征剧《国王》和《邮局》及讽刺剧《顽固堡垒》。同年，孟加拉文诗集《吉檀迦利》出版，后泰戈尔旅居伦敦时把《吉檀迦利》《渡船》《奉献集》里的部分诗作译成英文，1913年《吉檀迦利》英译本出版，泰戈尔因为这本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在给泰戈尔的颁奖词中写道：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除了是一位世界级文豪，泰戈尔更是一个胸怀天下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生都在为民族解放奔走呼号。

1915年，泰戈尔结识了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他同印度国大党早就有联系，但同国大党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他同甘地有很真挚的私人友谊。他对甘地的一些做法并不赞同，但从道义上和在社会活动中，他们总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1916年，泰戈尔来到日本，他对日本这样充满生机的一个新兴国家，颇多感慨。后来他从日本又到了美国，以“国家主义”为题，作了许多报告，他谴责东方和西方的“国家主义”。

1919年印度出现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泰戈尔拍案而起。从1920年起，他频繁地出国访问，目光扩大到了全世界。泰戈尔认识到了改良主义与非暴力思想的错误，反帝、民族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成为泰戈尔作品的主题。这时期，泰戈尔写有：《随想集》《总结集》《再次集》《最后的星期集》《叶盘集》《黑牛集》《边沿集》《新生集》《病榻集》《康复集》《生辰集》等20多部诗集，以及其他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痛斥帝国主义，肯定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伟大作用，并对自己作了深刻的剖析。

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仍坚持写作，发表剧本《摩克多塔拉》《红夹竹桃》，长篇小说《纠纷》《最后的诗篇》及一些诗作。

1924年，梁启超、蔡元培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并专门指派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深谙英语的徐志摩担任随行翻译。

泰戈尔乘火车抵达北平前门车站时，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等前往迎接。在京近一个月时间，泰戈尔先后在法源寺观赏丁香，参加诗会；游览故宫，会见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高等学府发表《中国与世界文明》《文明与进步》《真理》等演讲……

5月7日恰逢泰戈尔63岁生日，以徐志摩为首的文学团体新月社精心策划祝寿会。祝寿会由胡适主持，梁启超致贺词说：“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古代印度的别称）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印度对中国的别称）过他63岁的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结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

梅兰芳在刚刚落成开幕的珠市口开明戏院，专门为泰戈尔演出了一场自己新编的大型神话京剧《洛神》，泰戈尔特意穿上了他创办国际大学时定制的红色长袍礼服前往观看。

泰戈尔在访华期间曾发出感慨：“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更加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泰戈尔一生同情中国，热爱中国，他曾经两次访问中国。1924年以后，他的作品大量译成中文。从20年代中期起，《飞鸟集》《新月集》一类表现随感的短诗出现了。可见，泰戈尔的诗歌对中国萌芽的新文学是有影响的。此外，他在诗歌中表达的一些思想感情也影响了中国。

冰心是受泰戈尔影响较大的一位作家。她在自己翻译的《吉檀迦利》序言中写道：“泰戈尔是我年轻时代最羡慕的外国诗人。”大学时期的冰心就写了一篇题为《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的散文，文中表达了她对泰戈尔的崇敬之情。她写到：“泰戈尔！谢谢你以优美的诗情，救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卓越的哲理，慰籍我心灵的寂寞。”

冰心早期的著名诗集《繁星》和《春水》，是直接受到泰戈尔影响而创作的。冰心曾坦言，她在写《繁星》《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的“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甚至在诗的形式上，《繁星》和《春水》也“因看着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都是很短的三言两语”。在《繁星》和《春水》中，那些晶莹亮丽善于捕捉刹那间感受的小诗，在当时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这种富于哲理的诗，在“五四”后的文坛上颇为流行，对于中国新诗的创立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1930年，泰戈尔访问了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使他极为振奋，兴之所至，写成了歌颂苏联的《俄罗斯书简》一书。

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泰戈尔立即严厉谴责。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叛乱，他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明确反对法西斯头子佛朗哥的倒行逆施。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他写信给在那儿的朋友，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关怀和声援。

1939年，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世界大战，他又应欧洲朋友之邀，撰文怒斥德国“领袖”的不义行径。泰戈尔一贯痛恨法西斯。但是对被欺压的弱小民族，他则表示无限同情。特别是对中国，他更是始终抱有好感与希望。

1941年8月6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祖居宅第里平静地离开人世，成千上万的市民为他送葬。 i0TejP56jc2MI9GtfDpriTSA9/twTczblE1lMMiFQAZ7I17bPlinhKe+KSwLFh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