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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在此处的任务是启动。我是语法学家，因而情不自禁地观察到动词“启动”（launch）是一个物质过程，一个“施效”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两个参与者，即动作者与目标），其中动作者为人，目标为人造物，即用以穿越水体的人造物（一艘船）。下水启动过程在于把船从其建造场所转移到其工作场所，即从陆地转移到水上——这与两栖动物不同。两栖动物出生于水上而后移居到陆地，而船建造于陆地而后转移到水上，因而必须经历下水启动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说英格兰女王启动了一艘新豪华邮轮的下水过程，她可能做了某些物质性动作，比如把一瓶香槟扔向了这艘船；但她没有真的去推这艘船，或者说，她没有以物质性的方式去推这艘船，而是以符号性的方式去推它。她说了一些话——做了某些表意活动——而这成为这艘船下水启动的开始。因而对船而言，启动也可以是一个符号过程而非物质过程；这与启动一个中心就相差不远了，而这正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我以这种有些迂回的方式启动了我的讲话，这是因为意义的力量，即意义为符号活动带来重要结果的潜能，正是我们整个事业所追寻的目标。
此中心以本人姓氏命名，我感到十分局促不安，因为我感觉我配不上如此殊荣——但我也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中心的创立者卫真道（Jonathan J. Webster）为其设定的目标与我一直努力遵循的原则十分吻合，即追求我所谓的“适用”语言学——这是一套综合的、理论强大的语言模型，且由于其综合性和强大性，它能用以解决现代社会中必须以某种方式与语言打交道的各类人群所一直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研究问题和实践问题。
各位受卫真道之邀前来参加中心启动仪式的同事们都怀抱共同的使命：认真研究语言以发现语言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正如大家所注意到的，此次集会未被称为大会，而是名为研讨会。大会上我们把可能互不相识的——往往真的互不相识的——参会者聚集在一起，针对某个共同话题进行讨论交流。研讨会则把熟识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就任何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交流——这意味着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话题。与陌生人交流需要花费格外多的时间，每个参与交流者都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来确立其身份并附以凭证。我们无需如此；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彼此熟识，可以直接进入正题。我们源自多样的背景，包括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不同的学术与学科背景、不同的思想观念背景，我们有不同的信仰体系与思维模式，甚至在两者之间进行转换的方式也不同。但我们相互尊重，并都对语言作为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而心怀敬意。此外我们都深信必须建构语言理论以便从事语言工作并认真研究语言。或许我应该再加上一点，用我最喜爱的一位作家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的话来说就是“认真而不拘谨”。我们中间有一位诗人，唐爱文（Edwin Thumboo），我们可以向他请教来确认这点。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学者们并非用不同路径来达成共同目标，而是采用相同路径来达成各不相同的目标。我们的焦点是主题性而非学科性的。我要如何来描述我们的共同主题呢？我认为，大家可以从语法角度来考虑事情——因为语法是意义的数学。如果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晦涩难懂，那么“从事语言工作”意味着你在面对某个特定任务时——可能是管理与传递信息、准备科学与技术课程、诊断医学疾病或者思考信仰冲突的根源——可以说“这是个语言问题；如果要理解或者干预这个问题，我需要把语言作为我的工作领域”。这意味着我们不是把语言当作处理某些其他事情的次要渠道，而是把它当作我们主要的表意资源，当作获得文化、审美、宗教体验，进行认知与学习，建构个人与社会身份并进行互动，以及维持身心健康和幸福的主要表意资源。所有这一切所隐含的原则在于语言是人类整体进化与个体发展的基本条件——因为语言是人类大脑的本质属性。
我想出于同样的整体考虑，我们也会想让其他人意识到通过语言来做事的重要性。但这里有个问题。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你学习了很多语言技能，可能还学习了多门语言，但你没有学习关于语言的知识——你没有去研究语言学。于是多数成年人——我说的是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他们或许在其学科中已成为方家或者知识源泉——但对语言的印象大概还是小学三年级时老师传授的那样。碰巧我们中的一位同事吉奥夫·威廉姆斯（Geoff Williams）就曾在小学教育低年级阶段当过教师，并和其他教师一起工作过。他们给孩子们传授了一些语言学知识（为什么不传授呢？毕竟孩子们已经在学习数学了），目睹了从六七岁开始，孩子们对语法的理解可以达到多么高的水平——有趣的是，随着年龄增长，似乎学习语法的难度也增加了，就像学习语言本身的难度也增加了一样。但是多数人从未接触过对语言的严肃讨论；因而虽然我们数学或物理学界的同事可以谈论“宇宙弦之快速振荡与极限规模云环所产生的局部引力”（the localized gravitational attraction exerted by rapidly oscillating and extremely massive cloud loops of cosmic string），会计师也可以举办“营业现金流非正常应计异象增加之证据”（evidence of the abnormal accrual anomaly incremental to operating cash flows）方面的研讨会，但如果我们谈到任何诸如“从属关系”“非定谓小句”等复杂得令人生畏的概念时，我们会被赶下台，并被告知要剔除这些术语。
如今科学家不得不学习如何简化其语言，学习如何用外行人的话来描述他们自己及他们的学科所要谈论的话题。但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加曲解地简化是有限制的。语言并不简单；语言的复杂性就是人类大脑的复杂性，假装语言比其实际情况要更为简单对任何人都毫无裨益。理论也不简单。理论意味着使聚焦深度远离能被直接感知的事物，并使用虚拟实体作为思维工具。任何“语言智能应用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对人类语言的本质、功能以及时空组织的理论化理解之上。
我必须从作为应用科学的语言学视角来看待语言，并对语言的某些属性做些评论。我已经引入了一个陌生术语“语法学”，但这只是为了避免歧义。我们十分一致地把“语言”与“语言研究”区分开来，并把语言研究称为“语言学”。但我们却用“语法”（grammar）这个词来同时指称作为研究对象的“语法”以及“语法研究”，这引起了很大混乱。汉语区分语言与语言学，也区分——或者说能够区分——语法与语法学。所以“grammatics”等于语法学，即语法研究。每个人都学习语法，因为语法是语言的中央处理器。语言学家也学习语法学，这正是那些孩子被证实能够学会的东西。这些孩子不仅能够学会语法学，也十分喜欢学习语法学，而且能够把它用作思维工具——这是结果导向教育的极好例子。
我必须把自己对语言的观察与对本中心关注点的讨论相结合，并特别顾及此次研讨会的参与者的兴趣所在。我将从对语言的一点观察开始。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一个意义系统；不仅如此，语言还是一个意义创造系统，即意义表达或者“语义发生”系统。意义并非排列储存于某个地方，比如我们内部的心智或者外部的真实世界中的某个地方，等着我们去表达；它们是以语言的形式被创造出来的。（意义也许必须等待着被表述出来；但此时它们已经从语言中产生了。）我们的所有应用都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语言的表意功能相关联。
许多人类活动领域都有工作待完成，而语言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有些领域数十年来一直属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我就以其中的两个领域，即语言教育与翻译作为开端来展开讨论。我将在汉语和英语两门相关语言持续相互接触的语境中展开讨论。
汉语和英语是世界上两门最为庞大的语言，但其庞大的体现各不相同。汉语拥有迄今为止数量最大的母语使用者：如果只计算普通话，其母语使用者约9亿；英语和西班牙语的排名紧随其后，这两门语言各自的母语使用者人数不会超过汉语总数的三分之一。但英语使用者人数最多，包括母语与非母语使用者；你无法计算其实际人数，但估计在10亿到20亿之间。英语是一门世界语言；它是国际性的，也是全球性的，被用于商务金融、旅游贸易、外交以及电子通信的各个层次。参与此次研讨会的应该会有“世界英语”研究的权威领军学者（用他自我介绍的话来说）——布拉吉·卡赫鲁（Braj Kachru），他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基础来理解现代世界的社会政治条件中语言拓展疆域的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符号力量。
作为国际语言，英语只是众多国际语言中的一门：我们可以算入阿拉伯语、马来－印度尼西亚语、印地－乌尔都语、斯瓦希里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当然还有汉语普通话。但作为全球语言，至少在当前，英语独一无二：它是唯一的全球语言。但英语不会一直是唯一的全球语言，因为尽管日本人很早就在技术和世界贸易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他们却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使其语言国际化——如果说有任何措施的话，那这个措施实际上是积极阻止这类情况发生。中国人与此不同，他们正朝此方向努力：我听说中国政府最近宣布要建立一百所新学院——我想其名称将会是孔子学院——来教外国人学习汉语。各层次政府部门也开始关注汉语与英语相接触的关键领域。后者或许对我们来说较为陌生，因而我先谈谈后者。
中国生产数量巨大的以英语写就的材料，这些材料涉及从官方文件到公众告示再到包装标签、旅游手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几乎所有材料都是从汉语翻译过来的——有的材料即使没有汉语原文，也是由中国人用英语写好的，背后承载着中国的意义。许多材料的英语质量低劣，或者难以理解，或者十分古怪，或者兼而有之。人们经常认为这是由词汇语法（句法和/或词汇）错误导致的；这类错误确实存在，还有一些印刷上的低级错误。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整个措辞，甚至在于语义层面。以下是从地方旅游手册上节选的两个例子：
Temple of Sunshine Stone, originally named “Lotus Temple”, is one of four famous temples in Xiamen. As a matter of fact, this temple is a rock cave. Its ceiling is made of rock and, therefore, it is also called “one piece of tile”.
日光岩寺原名“莲花庵”，是厦门四大名寺之一。实际上这个寺庙是一处岩洞。其洞顶由岩石构成，因而也被称为“一片瓦”。
Gulang Island Concert Hall was built in 1984. The design of the hall is so good that at every seat music can be heard.
鼓浪屿音乐厅建于1984年。厅内设计十分巧妙，以至于每个座位都能听到音乐。
我将以上例子译为质量低劣的汉语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其效果。
通常大家相信语言之间的区别在于语法和词汇，但它们表达的意义是一样的。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把顺序颠倒了。诚然，不同语言的词汇各不相同；汉语和英语的语法及其句法结构实际上十分相似。两门语言的区别更多地体现于它们构建意义的方式。正如我所说，语言是表意系统；不同的语言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意义。这在科技语篇中造成的差异很小，因为科技的意义往往具有普遍性；但文化遗迹与旅游指南的语言可变性要大得多。无论这些错误的源头是什么，其效果都是灾难性的：其语言对本欲呈现的文化价值造成了破坏。埃里克·斯坦纳（Erich Steiner）也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他是翻译理论的领军专家，其专业领域之一就是特定语域的翻译，也就是说，研究语类整体匹配的问题——比如文化遗迹英语与文化遗迹汉语的匹配。通常把英语用于中国此类语境中就犯了语域错误。在这个领域我们需要开展大量研究，比如研究汉语的语类变异、不同翻译语境中可接受度的限制、对等类型及其优先级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本中心都可以研究。
我再来谈前面提到的另一个话题，即教外国人学汉语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中，对许多人来说，“应用语言学”就意味着对外英语教学（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ESOL），即面向非母语者的英语教学；如今我在《卫报周刊》上看到美国人说他们“极度需要”普通话，饱含极度热情的措辞（以及相同的“极度”用词）和苏联人1958年（原文如此）发射sputnik（卫星）之后所用的措辞一样；我们也会需要ChiSOL（Chinese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即面向非母语者的汉语。我感觉这恐怕也会成为一个灾难性领域。先前我儿子在澳大利亚一所中学里学了两年汉语，但纯粹是浪费时间，不是因为老师不好，而是因为教学大纲不好；这导致除华裔学生外的其他学生都无法学好，而华裔学生此前已经熟知汉语的表意方式了。我自己也曾教说英语的人学习汉语，这是我的第一份职业；我要说的是如果学生想从一开始就学习汉字，那么许多问题就会出现了。在应付文字前，你必须先熟知这门语言，就像孩子的学习方式一样。中国孩子在开始学习汉字时已经在熟练使用汉语了，因而对外国学习者来说也应该这样。正如半个世纪前瑞恰兹所说，多数语言学习者都无法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同时处理该语言的形、音、义。
以我先作为学生而后作为教师的经验来说，学习汉字的时间越往后推则学习者表现越好。假设你在教一个为期三年的学习班，如果在时间过半后才开始教汉字，那么在三年期限结束时，与那些从一开始就要学习汉字的人相比，这些学习者不仅会学到更多语言技能，而且会认识更多汉字。一旦你语言交流流畅了，识字将不再是一个难题；但是如果交流不够流畅，你就难以学会汉字，而且更严重的是，汉字会阻碍语言技能的学习。
诚然，成人初学者需要书写，因而可以给他们提供拼写本。拼音会有所帮助，但需要标上重音；改良的拼音也许会更好，但我自己从未教过；最好用的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其冗余度正好符合注音体系实际所需。拼音完美地适合于其设计初衷，即供中国人在中国用作注音系统。但拼音缺乏冗余度，在未标注声调使用拼音时尤其如此，其区分度太小，对外国学习者用处不大。悲哀的是，我很怀疑国语罗马字现在是否会被重新启用；如果我要开办一所汉语学校，我会使用这套注音体系。
对于青少年或者成年初学者来说，无论学习何种语言，他们都会发现最难跟上的老师是那些训练不够的母语使用者老师；这类老师对于外国学习者面临的问题毫无概念，而且可能受困于附加于语言的错误观点。这些错误观点往往会阻碍有效的语言教学。中国人在教其母语时有两个类似问题需要克服，即学会把语言与其书写体系相分离，并抛弃认为汉语独一无二的观念。诚然，汉语是独特的，因为任何语言都是独特的；但汉语并不比任何其他语言更为独特——普通话是东亚语言的典型样本，正如英语是西欧语言的典型样本。无论是否用汉字写下来，汉语还是汉语；汉字正好适合汉语是因为汉字词素不怎么变异——同理汉字也适合越南语，只是后来被越南语放弃了；但汉字不怎么适合日语（日语中的汉语借词除外），但日本人依旧欣然使用汉字。语言与其书写体系之间并无内在联系；世界上的多数书写体系都是借用而来的，并且历经多次修正后才发展成当前的形式，传播到当前的区域。
作为今天的汉语老师，我至少想要以下资源：第一，编辑和标注好的汉语口语语料库；第二，多重注音工具；第三，囊括不同语类的已标注的语篇语料库；第四，为外国学习者编写的字典和同义词词典；第五，师生通用的汉语参考语法；第六，包含不同地方口音的汉语口语录音材料；第七，汉字学习游戏（类似多年前我自己基于老旧的《幸福家庭》英语游戏卡设计的那种游戏）。如果想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汉语教学，以上要求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以上谈到的两个领域，即英汉之间的翻译与语言教学，都需要进行英汉比较研究，从而使两门语言建立密切关系。我自己作为语法学家的工作始于汉语描写研究；更重要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已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应用于描述现代汉语语法的许多方面。与此相关的领军学者中有四位今天也与我们一起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北京大学的胡壮麟，他最先通过汉语研究为我们开辟了这条道路，并筹建了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清华大学的方琰，她将于2008年在清华大学组织召开第35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此会在非正式场合被称为“系统功能奥林匹克”（Systemic Olympics）大会，详细情况请咨询方教授！]；复旦大学的朱永生，他与胡教授一起撰写了最早的汉语版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中山大学的黄国文，他领导的功能语言学研究所与本中心紧密联系，以便在研究与应用方面开展可能的合作。本次研讨会方琰和朱永生的论文都从系统功能视角论及汉语的体范畴，而黄国文与王瑾共同署名的论文则基于功能变体及其社会语言学语境来研究汉英语码转换。
语言学众多潜在应用领域背后隐藏的是语言研究的核心领域，特别是描写、比较、类型以及翻译研究；这些研究领域如今越来越依赖于以可计算形式呈现的大量数据——计算机化的语料库，以及计算语言学的方法论。英语与汉语都得到了详细描写，因而相关的语料库数据已经可以使用或正变得可以使用——但总是有更多工作需要去做，特别是对自然口语的描写，因为多数创造性或多数新表意潜势的创造往往都发生于自然口语中。同时仍然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从而使语料库变得对语法学家更为友好。虽然最早的语料库被认为是语法研究的资源，但是单词检索比语法结构检索要容易得多，因而语料库发展成了词汇学家的工具，而语法学家不得不以具体单词的形式来提出问题并希望这些单词的检索能引导他们找到相关信息的来源。语法学家需要借助语料库来达成许许多多的目的：研究语法的量化模型、研究基于语类的语法变异、研究处于句法与词汇界面地带的系统等等。我希望本中心能够推动计算机往表意机器的方向发展。
我会在讲话结尾处再谈及此问题。但此处我要特意提及的是，我们中的许多同事很长时间以来在各种研究项目中一直采用计算方法来处理意义。本中心的卫真道主任采用中国香港法典平行语篇开展了一个基于实例的英汉翻译研究项目。约翰·贝特曼（John Bateman）曾花数年时间参与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的一个计算语言学项目。麦考瑞大学的麦蒂森与其同事吴灿中合作开发了英语与汉语版的多语比较与语篇生成方法，并与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照屋一博（Teruya, K.）合作，把日语也纳入此研究框架中。克里斯蒂安·麦蒂森还开发了一个“语篇概要”（Text Profiling）系统来给从语篇选出的语法特征绘图，从而能从语法频率的角度来描述一门语言中不同功能变体的特征。大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五代”计算机的出现，计算机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工具来帮助我们找出更多的语言特征。以可计算形式呈现的两个大型系统功能语法模型也始于那个时期，包括威廉·曼恩（William Mann）主持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彭曼（PENMAN）项目，克里斯蒂安·麦蒂森作为语言学顾问专家参与其中；以及福赛特在位于威尔士的卡迪夫大学开展的科米纳尔（COMMUNAL）项目。正是这些项目经历，使得系统功能语言学在随后的语言技术发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我所谈到的这些活动——语言教学、翻译、自然语言处理——如今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应用语言学的领域，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得以发展的部分语境。我们说本中心将关注“智能”应用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前面的研究都是非智能的。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从这些经历中得到的启示是，你必须先有一个理论才能把它应用于实践中。在各种应用背后必须要有一套逻辑连贯的知识体系——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套知识体系也会被应用的结果所塑造、修正和发展。
那么什么是系统？什么是功能？什么是语言学？研究语言学意味着去描写各种语言并建立语言理论，即以理论术语去解释语言。如果你从事功能语言学研究，这意味着你的解释是功能性的；但功能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最抽象的层次上，语言的本质与组织——语言的“架构”，或者（从动态视角来说）其城镇规划与交通流量——通过参考语言所发展起来并服务于人类生活的最概括的功能来解释，更具体一点说就是语法内部的各种详细运作原理通过它们之间功能上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影响来解释。如果你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这或许还意味着另外三件事情：第一，这些概括性的功能被理论化为“元功能”，成为各不相同的表意模式，其中每种模式都对语言的整体结构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像交响乐团中不同类型的乐器一样；第二，潜在的语言模型是“系统的”（systemic），表现为许多相互关联的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这些系统共同定义了语言的表意潜势（即被视为一个资源库而非一套规则的语言）；第三，语言具有逐步层次化的组织形式，其中的秩序关系表现为符号性的体现关系，而不是物质的、物理的因果关系，即语言的各个“层次”以价值与标记而非原因与结果的方式相关联。最后一点我将在后面再讨论。
正如任何其他领域一样，这样一套语言理论并非在出现时就已经是成品；它是逐渐演化而来的，得益于各方声音的贡献。当然它还会继续演化。作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语言本质及其运作方式的抽象概念系统，它是一套科学的理论；而且随着新挑战的出现，它总是处于压力之下，比如正在描写的新语言，源于已描写语言的新语料库数据，在新应用中的新发现，特别是在语言技术应用中的新发现等等。对我来说，一套理论总是意味着一套策略工具，一套解决问题的机制，一套行动指南。我所谓的“适用”理论是能从应用经验中学习总结的理论（或者说我们从应用经验中学习总结，因为我们无法把它当作能自主学习的机制来使用）。比如在语言技术中，自20世纪70年代初维诺格拉德（Winograd）对系统语法进行改编以来，系统语法已经在语篇生成中使用了很长时间，而且我们从曼恩和麦蒂森、约翰·贝特曼以及罗宾·福赛特开发的系统中收获颇丰。最近，本次研讨会的发言人之一乔恩·帕特里克（Jon Patrick）把系统语法应用于文档分类领域，其项目初衷是识别贴在网页上的欺诈性赚钱计划，或者说“骗局”。该项目获得的积极成果还为拓展此类应用提供了新方法，或许可以纳入语法中更为复杂的系统中，包括马丁和彼得·怀特提出的“评价”人际系统。约翰·贝特曼注意到此方法的一个缺陷——这本身也是一个理论问题——组合体的表征或语言结构的分析根本无法实现自动化以执行所要求的任务。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了所提供的语言资源的能力范围”。他或许是对的——他通常都是对的，但我想起两件早年的事，那时我被告知我的语法无法计算，而这肯定是错了。其中之一是1956年，当时我在分析一篇分别用英语、汉语和意大利语写成的语篇以用于剑桥大学的一个机器翻译项目；另一件事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我在写一个系统网络来生成英语的动词形式。在下一代计算机出现之后，两件事中的这个问题似乎都不复存在了。期待这个问题会再次出现是毫无道理的。
在埃里克·斯坦纳的项目中，语法被用来处理翻译理论中的问题。大家注意到至少在某些语域中，译者往往把译文表达得比原文更为明晰：他们会把论证中的某些缺漏和含义补充进来。我们说译文更明晰时所用的标准是什么呢？明晰化过程中出现了哪些语言步骤呢？在这类计算研究中，比如在乔恩·帕特里克和约翰·贝特曼的研究中，我们在词汇语法和语义之间来回穿梭。实际上当我们研究意义时经常这么做；虽然在理论上我们意识到它们属于不同语言层次，但在使用理论时我们似乎并不把它们截然分开。
用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在何处——甚至是否应该——把语义与词汇语法表征为不同层次一直是个问题。词汇语法把意义进行内部组织，使其成为一个自我调节的范畴系统；语义则把意义组织成为词汇语法与外部世界的界面——这个外部世界即人类经验与社会关系的生态社会环境。罗宾·福赛特一直是一位系统功能理论的领军思想家，他未把两者看作不同层次，而是把其区分映射到系统与结构的区分上，把语义学简化为语法中更为抽象的方面。但他的视角主要是句法性的，而我在面对语言整体的复杂性时需要把两者分开。有各种理由让你不得不把描写变得更为“厚实”：第一，是为了解释意义是在这两个层次上的不同系统空间中组织的，马丁和麦蒂森称之为“类型”与“拓扑”空间；第二，是为了解释所涉及的这两种不同类型、不同量级的结构；第三，或许最为重要的是为了处理隐喻，隐喻在所有表意策略中使用最为广泛（朱永生在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隐喻是语义和词汇语法间的交叉耦合（先是解耦合，而后在不同的序列中再次耦合）；它是植入于语言架构中的基本特征，是马丁所谓的“层次张力”的伴随物。
意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韩茹凯所强调的问题。在其早期对语言和言语艺术（关注语言如何获得极高的价值，比如在文学中）的研究中，以及观察母亲与学龄前儿童的对话以发现日常互动所蕴含的学习模式的大型研究项目中，韩茹凯不得不特别关注语境中的语义建构，包括语篇中必须建构的语境里面的语义建构，比如在文学作品中的语义建构；还包括在语言使用情景所“赋予”的语境之中的语义建构，比如婴幼儿时期的语言发展与运用中的语义建构。使用语言时——包括儿童不假思索的语言听说行为——人们以十分复杂的意义模型来运作，正如韩茹凯在其语义网络中所呈现的那样；但人们在有意识水平上所接收的意义概念过于简单与贫乏（因而“语义”表达的意思与它对功能语言学家来说所能表达的意思正好相反）。
韩茹凯强调语言智能应用研究往往要求对意义建模。克里斯蒂安·麦蒂森解释了这个要求是如何导致人工智能研究中“意义基块”的发展取代“知识基块”的。从每次都必须提供新概念清单和新语法描写的十分独特、专用的专家系统，发展到能适应涉及语言技术的各种任务的大规模可输出系统，这种取代是根本的一步。
正如麦蒂森明确所述，此类系统依赖于一套统一的“元理论”，即一套用以语言建模的元语言理论。这不可能是一个“合成语码”，即在折中主义的旗帜下点滴知识的拼凑物——虽然它经常声称自己是已摆脱了理论束缚的“常识”，但它其实往往反映了远低于我们的常识性知识所蕴含的认知水平。这个元理论将会提供——将会要求——一种对语言的综合视野：此种视野正如语言自身，能经常调整其视角与焦距，也会时常更新其与生活的联系、更新其表意潜势。
科学理论是相互联系的意义的系统——“符号系统”——其中的论据都是仅存在于符号层面的虚拟现象、虚拟过程和虚拟实体。它们的存在得益于语法隐喻资源；就像我们在“the conducting capacity depends on the width of the channel”（其导电能力取决于导电电路的宽度）中所看到的一样，其中所有动作和事件都被转化成或者都依赖于名词，比如conducting（导电）、capacity（能力）、width（宽度），而所有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转化成了动词，比如depends on（取决于）。所谓的“能力”是虚拟的事物；它不存在于物质世界中，但在理论的虚拟世界中是坚实、可靠的。
一种语言同样也是一个符号系统：它并非像物理系统一样由物质组成，而是由意义组成。语言是进化而来的系统：它并非由人类设计而来，虽然人们常常试图通过设计去对它加以干预。语言在人类中与人类大脑一起进化，就像高级意识所采用的形式一样。它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涉及社会的、生物的以及物理的组织形式；它在社会生活语境中习得和使用，经由听说器官在大脑中以生物方式进行加工，显现为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的物理过程。许多时候它蛰伏于我们的有意识注意水平之下。
一种语言也是一套理论。每种语言的词汇语法都是一套人类经验的理论，即一种组织与解释自然世界与我们自我意识的内部世界的方式。同时它也是对我们人际关系的一种演绎。人类大脑的复杂性源自我们与物质环境之间以及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的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于是，作为大脑进化的一部分，语言产生了。
在执行其任务（一项或多项）的进程中，即识解人类经验和演绎社会过程的进程中，语言进化出了许多特征。语言是非决定性的——它的范畴是模糊的，而不是清晰界定的。语言是概然性的——它通过趋向性而非确定性来运作。语言是不可量化的——虽然它的某些特征可以通过“信息”的形式测量，但其多数特征无法测量。语言充满了互补性——充满了一对对矛盾性的编码方式，要深刻理解其所表达的意思，就需要把矛盾双方都考虑进去。语言还是层次化的，被分成一系列的组织平面或“层次”。用术语来说，这些层次包括语义层、词汇语法层、音系层和语音层，即意义层、措辞层以及语音上的两个表达层。有些语言还有文字模式的表达层，体现为书写。但书写是次要的，在历史进程中只进化了两三次，而且正如我所说，语言与其文字脚本（script）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多数语言的文字脚本是无数次借入与顺应的结果。
语言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其中有一个连续的脉络，即体现关系。物理过程，即那些例示物理系统的过程发生于时间维度上，因而可以用因果关系来解释。符号过程与此不同；它们的显现当然也是物理的，因而处于特定的时间或空间中：口语在时间上展开，而书写过程在空间中进行。但符号过程的内部秩序并非基于时空关系，而是基于体现关系。意义体现为措辞，而措辞体现为语音或文字。其中每个步骤都是价值与标记的配对，或者用符号学术语来说，是“所指”与“能指”的配对。
由于人类生来就具有在几乎任何发生（或者未发生）的事情中寻找意义的能力，任何现象都可被视为符号的，就像医生把高烧视为流感的标记或者症候一样。流感并未引起发热；流感只是被显现或者说体现为发热。用语言学术语来说，流感是意义，是一套理论中的一个术语，一套人类身体状况理论中的一个术语。有了此种概念适配，本中心就可以顺利地与医学专家合作——特别是在病理显现为语言紊乱的情况下，比如失语症或阿尔兹海默症。
与语言紧密相关的还有其他一些符号系统，那些与语言一起在语篇构型中发挥“多模态”作用的符号系统，即各种类型的视觉图像，也可看作各种形式的视觉艺术。这些符号系统有时被认为独立于语言，但多数时间它们寄生于语言之上，就像胡壮麟分析过的PowerPoint报告一样。所有创造和接收此类图像的人同时也是语言使用者。所以虽然地图、平面图、示意图、图形、表格、曲线图等视觉辅助手段可以呈现未用语言表达的信息，即与措辞表示的信息互补，但语篇融合现象总是出现在语义层中，也就是说，在语言的意义系统中而非意义系统外。因而整体语篇可用语言学理论来解释——如果本中心意欲研究旅游指南、文化展示等遗迹性话语，这将是一个关键因素。
实际上体现性系统的问题处于语言智能应用研究的核心位置。大卫·巴特在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此类系统的生命力，并强调除了我们的“系统思维”这个复杂性理论与管理的关键词，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我们所处理的许多系统实际上是体现性系统。大卫·巴特和克里斯蒂安·麦蒂森两人在麦考瑞大学的社会生活中的语言研究中心（Centre for Language in Social Life）一直从事“系统安全”领域的研究。他们仔细考察了保健服务以及航空安全规程中的崩溃现象，发现在具有高度符号风险的某个点，系统易发生故障，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信息”——从系统功能的视角来说，即意义——的管理与传递。
换句话说，系统故障常常是语言故障——意义流动与反馈故障。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成功也常常是语言上的成功呢？意义被识解与交流，并被转化为适当的行动。我们应当能以此种方式来思考学习问题。如果学习取得成功，那么学习者的表意潜势得到了扩展，新的意义与原有意义融为一体（或许原有意义需要加以重组）；这些新资源会受到质疑，甚至挑战，而学习结果则依据某种成功标准加以判定。在日常学习中——常识性学习中——学习者通常自己管理其意义搜寻过程，并且自己判定结果成功与否；当这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他们学习失败了我们会有巨大麻烦的时候——我们给学习者提供训练：我们为他们管理好意义，并由我们当裁判来评判他们的成败。与常识性知识不同，教育知识必须能被测评。
因而教育中“学习结果”的测评，无论是针对教学法的测评还是针对结果有效性的测评，都依赖于对所涉意义的分析意识。学生要想能加工所获得的知识，能把知识捡起来为己所用，能用所学知识来思考问题，就必须能够从语篇中读取意义。为此他必须把体现关系链延伸到语言之外，把处于语义界面另一边的语境考虑进来。此外他还必须能够同时从两端看问题，能够控制两种视角，即认识到语篇既是语境的体现，也在识解语境，换言之，他必须能使用语言来学习。吉奥夫·威廉姆斯考虑把语言的整体设计或者说架构明确地告诉学习者，作为供学习之用的“抽象工具包”的一部分。他考虑的是小学阶段，但或许我们可以在大学教育阶段也提出同样的问题。
系统功能理论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把体现范围拓展到语言的核心层之外，从而把我的老师弗斯所谓的语言的“外部关系”也纳入此理论范围之中。为了理解语言实例，即作为语篇的语言，我们引入了情景语境，其中语篇扮演了一定角色。为了理解语言潜势，即作为系统的语言，我们引入了文化语境这个概念。文化语境不仅指语言进化所处的传统文化环境，也指定义了现代社区文化的各种相互交织的领域。要对意义进行计算，在意义基块之外还必须有语境表征。
曾任职于东京工业大学的菅野道夫（Michio Sugeno）是模糊计算的开拓者，也是“智能计算”的开拓者，智能计算是他对词汇计算的拓展和贡献。他多年的研究成果在实际领域中有着从模糊洗衣机到自动化公交系统等的众多应用。最近五年他在东京脑科学研究院任职，在基于语言的智能系统实验室中主持一个项目，项目名为“基于语言的大脑生成方法研究”。他采用系统功能模型，以可计算形式建构了一个措辞基块、一个意义基块以及一个“语境基块”，并将其作为研究人类大脑的本质与功用的方法。在我看来，菅野对词汇计算的解释实际上是意义计算。他认为如果当今计算机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学会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语法性思考”，但本意是与“逻辑性思考”对比；实际上人们并非通过措辞而是通过意义来记忆、存储与推理。意义被识解为措辞的形式，意义正是以这种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交流的。
研究意义使我们深入人类大脑，同时也把我们带到外在的人类社会，带到现代世界里从不停歇、变化无常的意义之中。唐爱文研究了卡赫鲁所谓的“外围圈”国家中的英语传播，其中英语已经融入这些国家的区域和地方文化之中；他在名为《没有所指的能指》的演讲中提到语言“变得中性化……缺乏浓重文化背景带来的活力和身份”（我想再加一点：缺乏绵延不绝的婴儿潮的洗礼）。我强烈感觉此处我想要区分国际与全球，区分“国际英语”与“全球英语”。作为英国英语北部变体的母语使用者，我十分清楚我已失去了自己的语境根基；这主要是因为我已变老，我的孩童时代早已不复存在。但英语已经把新的意义带到了它的故乡。由于本土英语的意义与印度、非洲、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英语的意义之间的相互影响，英语通过类似隐喻的另外一个交叉耦合过程已经创造出了新的意义。国际化确实使其表意潜势得以扩展——虽然很少有人能像唐爱文一样掌握那么多的表意潜势。
全球化似乎与此不同。一方面全球化语言发现自己受制于大玩家群体，包括银行家、商业主管以及他们的经理人、说客、广告商等，即虚拟世界中的意义经纪人；在此虚拟世界中没有人在做任何事情，只有各种抽象事物，比如愿景、目标、结果、现金流、股东价值最大化、打赢反恐战争等。另一方面是小玩家组成的大众群体，他们使用英语，通过计算机和移动电话相互传递信息。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体，灵活多变而且充满人际关系——但往往易被前一种语体的主导性意义所侵蚀。如今英语正面临此种情景，接下来也许就是汉语。毫无疑问，汉语能接纳所有这些新意义，而且已经容纳了足够多的新意义使其能参与全球化——虽然此类汉语话语尚未像英语一样完全被归化。我们已经看到了普通话在中国的多语与多言地区广泛传播，但这几乎没有影响到其表意方式；但是当汉语开始变得全球化时，它将会被再次语义化（resemanticized）。中国人将不得不适应他们的语言被外国人使用——被外国人拙劣使用的情况。
中文、翻译与语言学系是本中心的理想诞生地。它把中文、翻译与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项目相结合，而且其隔壁就是英语系。海外来访者也许无从感受此环境的不同寻常之处。中国有数不清的中文系和英语系，也有不少翻译系，但在语言学这个重要领域几乎没有独立建系。其语言教学未参考任何普通语言学理论或世界语言概况。据我所知，即使在中国香港，本大学之外的其他大学也只有一个语言学系，即香港大学语言学系。“汉语语言学”在中文系教，而“英语语言学”在英语系教；各门语言设置都自成一家，好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语言存在；其结果是语言描写也变得“扁平化”。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情况与印度相比；在印度几乎所有主流大学都开设了语言学系，其中各门语言以及语言本体在其知识结构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因而对我来说，在这样一个融合了中文、翻译与语言学的环境中工作是一种荣幸，此种环境中的一切都有助于本中心的成长。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够一直将自己的学术生涯投入于意义研究之中——研究意义的各种不同解读，也庆幸自己能够一直投身于识解措辞的不懈奋斗之中，并由此理解措辞并与他人一起探讨措辞。多年前我写了一本探讨幼儿语言的书——《学习如何表意》（ Learning How to Mean ）。此书被翻译成一门或两门其他语言，但译者总是抱怨说书名无法翻译，因为在他们的语言里找不到与learning how to mean对等的说法。我要指出的是在英语里你也不能这么说；但我要表达这个意思，所以我就这么说了。为什么他们不能也同样这么做呢？译者可以阐释说明，就像埃里克·斯坦纳所展示的那样；但译者似乎认为他们未被允许进行创新，即使是为了与原文一致也不行。
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措辞使你的意义首先让自己明白；但更大的问题是接下来如何使这些意义让别人理解。我通常更关注普通人提出的关于语言的问题，而很少关注语言学家提出的问题；这类普通人的问题从来就不容易找到答案——如果容易找到的话，他们就不会提出这类问题了；但至少这些问题本身还挺清晰，因为它们面向实际困难，而且还存在评价答案的标准，即是否有助于解决困难。如果答案无济于事，你只需放弃，或者反馈给工作坊进行设计优化。我曾经认为我的“基于级阶的翻译”（translation at ranks）是机器翻译的合理工作模型，但再也没有其他人持相同观点，于是十分遗憾，我放弃了。显然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这个想法不够清晰，无法进行检验或者加以讨论。
我在想是什么使我们的努力付出变得值得。我想到了三个因素，随后意识到它们都可以归纳为一个指导原则，即兼容并蓄原则。我不禁再次从语法角度来思考，因为这三个因素分别是概念、人际和语篇。其概念方面就是我所谓的综合性。我们努力去聚焦语言整体，包括意义与表达、系统与语篇、儿童与成人、地方与全球、反映与动作等各方面；这意味着在努力解决问题时你可以绕到背后去看这个问题，就像刚学会爬行的婴儿一样，你可以不断变换视角来看看自己的想法是否合理。其人际方面在于认识到邀请大家在各个水平层面上进行研讨的重要性，并使大家在此意义群体中感到自在——我总是要求会议组织者做到这点，因为初次参会者十分容易感到迷茫。其语篇方面在于信息共享，组织研讨可以使个体与群体参会者保持联系，并使其发现研讨的主题来源和信息焦点，以便在持续的思想交流中有所收获。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以英语进行交流，把英语作为学术活动的全球语言呢？我希望并非如此。我常常鼓励同事们以其母语进行交谈和写作，尤其是当他们在谈或写有关其母语的问题时，从而使得（举例来说）汉语词汇语法研究论文的交流版本以汉语写就。我们中国的同事确实经常以汉语写论文，这有益于本领域的发展，因为这些文章能被不擅长英语的中国学者轻松读懂。但这也使得这些研究无法让不懂汉语的外国学者读懂。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解决，或许可以通过把中国的功能语言学研究以英语或多语汇编的形式来解决；这也适用于以其他语言写就的研究论文。其中某些工作，比如摘要写作，如今完全可以实现自动化。
同时我对现在这样的学术聚会也十分喜欢；我们之中有着相同出发点但不同方向的意义研究者可以走到一起交流属于我们自己的意义，既彼此相互交流，也与其他感兴趣的各方交流。十分感谢卫真道把一切安排妥当，从而使本次研讨会得以顺利进行——也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及其代表前来参会并提供大力支持。期待在接下来的两天半时间里，参加本次启动仪式的各位嘉宾前来聆听各位发言人的发言，或者与他们就本中心的动议进行交流。谢谢大家。
[1] 首次发表于：卫真道（编）（2008），《语境中的意义》（ Meaning in Context ），伦敦和纽约：孔蒂努出版社，第7—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