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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是经历了动荡后重新稳定下来的大一统时期，是历史上经济文化极为繁荣的朝代，民间信仰也在其中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自上而下看，隋唐民间信仰受到官府的整合以及宗教的吸纳、改造与融合；自下而上看，唐代的商业发展使得庇佑各民间社团、行会的行业神应求而生。同时，隋唐民间信仰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对当朝人物崇拜的盛行。
隋唐对于前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民间信仰的天上神祇，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地上神祇，如土地山川、历史人物神祇，包括神祇之外的鬼、怪都加以继承并祭祀。
新帝国在结束前一阶段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混乱之时，也会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整顿。隋唐的多元文化背景使得这一时期的民间信仰多样，新旧纷纭，因此对于民间信仰的整合势在必行。
淫祀、淫祠始终伴随着民间信仰的生发与传播，这是民间信仰自身存在的自发性与随意性导致的。一旦国家疏于管制，淫祀之风就会弥漫，六朝以来便是如此，《太平广记》专列了“淫祀类”，足证隋唐面对的淫祀之泛滥，且带有强烈的地域性。信仰的泛滥与无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统治的权威，也给人们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故而打击淫祀、将部分淫祀纳入管理体系合法化是至关重要的。
唐代采取将“对地方祠祀的选择权下放到地方政府”
的手段，通过各地地方政府的管控将部分民间信仰纳入官方体系框架中予以合法化，不被地方政府所承认的民间祭祀便是被禁止的淫祀。
在官方管理整合民间信仰的同时，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也在进行着交融，佛、道大规模地吸收民间信仰，宗教信仰也经历着被民间信仰本土化、民间化的过程。
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传播初期就已经借助吸收民间信仰的神祇为自身寻求民众基础了，常用的方式是让佛教的高僧点化收服这些民间神祇，既包括精怪，也包括人神。关羽在南朝时被尊为人神，陈朝皇帝为之立庙奉祀。据传隋代时，有天台宗祖师于金龙池畔遇到关羽父子显圣的传说，祖师说服关公担任即将在此建立的宝刹玉泉寺的护法伽蓝神。
佛教神祇也经历着本土化、民间化，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某些符合民众喜好心理的神祇会被独立出来立庙供奉，其形象与神格都会受到民间的改造，观音就是其中一例。观音信仰盛行于南北朝，在印度佛教原是男身，在民间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其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神性特征更符合女性身份，因而被逐渐女性化。到了盛唐，观音形象已经完成了女性化的转化。由于受到民间的喜爱，观音在普陀山有了自己的道场，她的神职也在不断地扩展，发展出送子观音、千手千眼观音、水月观音等司不同职的观音形象。
此外，佛教与民间信仰融合的过程中也催生了新的神祇。龙王信仰在隋唐的兴起便是结合了中国传统信仰中作为灵物的“龙”的概念和佛经中“龙王”的概念，并在道教与佛教对“龙神”的争夺中逐步提高了自身的神格。
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在发展中不断吸收民间信仰进入自身体系，“道教神仙谱系的建立本身就得益于对民间神灵的吸收与改造”
，道教吸收民间信仰的方式主要有接管、受管、召遣、请入宫观、编进神谱与仙书等
。道教对于民间信仰的吸收以民间信仰的影响力和朝廷的态度为标准。
唐代民间信仰涌现了不少新兴神祇，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由于商业、手工业繁荣应运而生的诸多行业神。行业神的出现与民间社会团体的行会密切相关，各行各业都拥有自己的行会，行会设有行首、行老，共同的行业信仰活动将行会联结成紧密的整体。唐代《因话录》记载了茶商祭祀陆羽，《唐国史补》记载了酒库祭祀杜康，都将祖师当作祭祀对象加以供奉，
反映出民间社团的普遍信仰。
科举制的诞生与兴盛，使得民间社会拥有了向上晋升的通道，参加科举的士人无论来自士绅阶层或乡间，都需要寻求能庇佑考运和功名利禄的神祇。因此在民间信仰中一些神祇被赋予掌管考运的职能，“秦汉以来掌福、禄、寿的文昌诸星成了主文运的星宿”
，在宋代时与梓潼神张亚子合并为保佑中举的文昌帝君。四川梓潼县城的七曲山就有著名的文昌宫，是全国文昌宫的祖庙。
魁星作为北斗诸星之首也和科举产生了关系，兴起了将考官视作决定命运的北斗的说法
，故魁星也分化出掌管考运的神职。各地兴建魁星楼、魁星殿，读书人除平日里烧香祭祀外，就连考试时也带着魁星像。
城隍在唐以前就已出现，但少见记载，不受重视。随着隋唐时期大城市的繁荣发展，其作为城市保护神才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供奉。除了保护城市这一职能外，城隍还有了许多其他职能，“生人亡灵、水旱疾疫、赏善罚恶”
都在它的执掌范围内，神职几乎涵盖了城市生活的全方面。在乡村社会，土地神仍是掌管乡村生活的最重要之神。
新兴神祇的出现与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当已有的神祇无法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时，其中一些神祇会被赋予过去所不具备的职能，同时还有新的信仰应求而生。民间信仰的蓬勃正说明了当时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计的稳定，原本的信仰和习俗要适应民众现实生活的需要。
隋唐人物崇拜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当朝人物的崇拜，包括在世者。当朝人物崇拜的表现方式有三种：一是民间为之建祠立庙祭祀的当朝人物，二是被民间神化、仙化和鬼化的当朝人物
，三是朝廷承认为之建立祠庙的当朝人物
。
唐代民间崇拜的当朝人物多为当朝官员，他们为民众生活的不同方面做出了贡献，如兴修水利、赈灾救荒、稳定社会、抵御外敌等，因而受到民众的崇拜以及朝廷的肯定。
民间供奉祭拜的当朝人物往往是对当地的民生做出贡献的当地官员，这类供奉规模较小，不一定会及时受到朝廷的注意与承认。而朝廷承认并为之建立祠庙的当朝人物则不仅受到民间百姓的崇拜，甚至会成为当朝上下祭祀崇拜的对象。这些受到崇拜的当朝人物身上或多或少地都会出现神化、仙化或是鬼化的故事，以显示他们的不凡以及与普通人之间的区隔。
狄仁杰在中央任职宰相时政绩突出，深受武则天重用，在朝中素有威望。后被贬出任彭泽县令，为受到干旱之苦的百姓上书，《全唐文》记载：
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准例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今总不收，将何活路？自春徂夏，多莩亡者。检有籍历，大半除名，里里乡乡，班班户绝。如此深弊，官吏不敢自裁。谨以奏闻，伏候敕旨。
朝廷因此免除了彭泽农民的租赋，当地百姓为纪念和感怀狄仁杰的恩德，为他建立生祠。
他的生平事迹也被赋予神异色彩，《太平广记》中记载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时，反对民间淫祠，焚烧江岭神祠，因“侍御方须台辅，还有鬼神二十余人随从”，江岭蛮神跟在他身后却奈何不了他，只能回归岭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