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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由此他将传统中国的社会形态整体性地概念化为“乡土中国”。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演进的百年进程中，古老的“乡土中国”一方面延续了以地为本的农业经济、以村而治的乡土秩序、根植于土的文化伦理，另一方面又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多重推力下力图摆脱这种被土地束缚的传统“一元”社会形态，迈向了“城乡中国”二元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探索之路。
2021年，在历经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考验以及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之后，中国迎来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乡土根基，激发村落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推动乡村价值伦理的传承与当代转换，成为乡村焕发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重新理解“乡村”，也因而成为“乡村再出发”的一个基本议题。
这样的乡村，就必须超越“传统村落学”的固有视野，不仅要从建筑角度出发去记录和分析乡村地域的建筑空间格局、分布特征及其演化规律，更需要立足人类学、民俗学、文化遗产保护等的跨学科视野，重返日常生活的整体性、活态性和流动性根基，将乡村重新理解为一个鲜活跃动、生生不息、交融共生的文化实践整体。
关于什么是“文化”，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最早提出了“文化”的经典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
尽管迄今为止“文化”的相关定义已经有200多个，但对文化的基本理解总体上仍未超出泰勒经典定义的基本维度，即从文化整体观的立场出发，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类创造物——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均包含在内。那么，乡村文化的特性又是什么呢？从主体归属来看，中国乡村文化的主体是生于乡土、活于村落、凝聚乡情的乡土之民，因此，乡村文化、乡土民俗一方面体现出其作为“小传统”、区别于都市文化的民间性与根基性；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多区域、多民族构成而体现出多元性、差异性和交流性。在此基础上，就有必要深入乡村生活世界的历史深处和现实情境中去，从岁时流转的时间维度、多态生境的空间维度以及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共同体认同维度去探寻中国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内在动力。
从时间维度来看，岁时流转为乡村生活的展开和乡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纵向时间框架。早在19世纪末，英国民俗学家博尔尼就曾说过：不能想象一个民族不会区分昼夜，或觉察不到白昼黑夜的转换似乎是受太阳运动的支配。
对物换星移、岁时流转的感知和把握是乡村生活、劳作、延续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民众在长期的实践中就如何理解与协调宇宙时间、自然时间乃至人本身的生命时间，逐步形成了包含若干观念、信仰、仪式和口头传统在内的复杂系统，如春节守岁、元宵观灯、清明祭祖、中秋拜月、重阳登高等岁时民俗文化，早已成为乡村民俗文化中最为根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华大地博大广袤，早期华夏文明的萌芽呈现出苏秉琦先生所论的“满天星斗”态势。以考古学的“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为基础，苏秉琦先生勾勒出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六大板块，分别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板块（即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文化板块，以巴蜀文化和楚文化为代表的湖北及相邻地区文化板块，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文化板块，西南地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文化板块，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文化板块等。
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甚至到夏商时期，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于华夏大地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而并非众星之核心。
辽阔的地域、复杂的自然生境为各区域社会、文化演进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因而可见，即便同样以乡土为根，中国的乡村社会和村落形制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和多元的形态，比如华北平原多屯、堡、村、庄，西南山地则大寨、小寨林立，江南闻名于水乡，客家人则围屋而居，等等。与此相应，依山、临海、沿河、居坝所形成的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生境适应方式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了各区域乡村社会丰富多彩、多元多态的民间信仰体系，比如闽台沿海一带敬奉妈祖，晋陕黄土高原祈求龙王降雨，蜀地缫丝制盐祭祀蚕神盐神，东北采参人供奉山神与“老把头”，等等。而灶王爷、土地公婆这般官位不高却与人亲近的众多小神祇无处不在，庇护着一座家屋、一方乡土，更充分体现了民间信仰早已渗透了乡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民族维度来说，更要看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如吕思勉所言：“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
从雪域高原到戈壁荒漠，从大兴安岭森林到七彩云南，华夏大地广袤而极富差异性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了汉、藏、蒙古、壮、苗、瑶、傣等56个同根共生又禀赋各异的兄弟民族。各民族在历史上大散居、小聚居，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政治、历史与命运共同体。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均是各民族同生共荣、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中华文化的蓬勃生命力源于其内部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基因以及兼容并蓄、包容开放的文化传承智慧，各民族世代传承的节庆民俗与民间信仰往往与宇宙周运、季节更迭、丰收祈福、英雄祖先、谈情说爱、乡规民约等有着密切关系，不仅是各民族留存历史记忆的活化石、生活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也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展示。
综上所述，中国乡村传统岁时民俗与民间信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根在乡土的中国社会来说，村落岁时节庆和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质朴向往，对维护地方乡村社会结构与关系网络的稳定团结、规范乡风民约、丰富乡村民众的精神生活、增强文化自信和生活幸福感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秉承辩证的态度对传统岁时民俗与民间信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主动引导其正向发展，从而为塑造新乡民、建设新乡村提供内生文化动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农耕文化基因，为乡村振兴助力。
本书将中国乡村的传统岁时民俗与民间信仰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呈现，原因在于：一方面，岁时民俗为民间信仰活动在年度周期中的往复实践勾勒了基本的时间框架；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的仪式活动时间往往也在特定的年度时间阶段或节点上加以展开，特定的社会/神圣时间标定性本身就是民间信仰实践的重要特征之一。英国民俗学家博尔尼在《民俗学手册》中以“信仰与行为”为全书开篇第一部分，引领其后“习俗”和“故事、歌谣、俗语”两部分，勾勒出民俗生活世界的基本领域。进而她又将“信仰与行为”划分为“大地和天空”“植物界”“动物界（兽类、鸟类、爬虫、鱼类、昆虫）”“人类”“人工制品”“灵魂与冥世”“超人的神灵（神、小神及其他）”“预兆和占卜”“巫术”“疾病和民间医术”等若干相关类型，
为调查和理解信仰民俗提供了具体的指导路径和方法。其后，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信仰民俗的范畴及分类进一步发展出了诸多不同的观点。本书的构架思路则并未采用此种按信仰类型进行分类撰述的方法，而是力图兼顾两个层次的整体性：其一，重返民俗生活世界的整体性立场，从乡村信仰生活演进的历史进程、时间节律、空间框架、个体/社群关联以及乡村信仰的实践理性逻辑等几个方面，全面刻画乡村节庆民俗和信仰民俗的整体面貌；其二，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凝聚的整体性视角，从华夏大地的多区域结构视角展现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华东、西北、西南的生境多样性和丰富的乡村生活形态，从56个民族共生共荣的历史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由此在多区域、多民族互动交融的基础上将中华民族多元多彩的民间节俗与信仰实践重铸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