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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庆文化源远流长，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全国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传统节日达200多种，以乡村社会为例，按照时间顺序，主要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除夕等传统节日。本节主要对乡村社会代表性的重要节、日、庆、祭祀、纪念等进行分类介绍，为叙述之方便，大致分为民俗节庆、宗教节庆以及纪念日。这三类并非完全独立的划分范畴，因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各个节庆的意味与内涵在不断发展变化，如清明节既是节气又是节日，最早是祭祀祖先，现在人们更多在这一天开展祭扫烈士陵墓、悼念先烈等活动。同时由于清明时分，天气转暖，万物复苏，这一天也成为人们结伴到郊外踏青、欣赏春光的日子。
图3-2 四川省中江县的乡村小庙及其民间信仰集会时间表
（图片来源：李菲 摄）
春节，即传统意义上的“过年”，是中华民族最重视的一个传统节日，也是中国所有节日中最隆重、庆祝时间最长的节日。春节也是立春之节，意味着草木凋零的寒冬过去，万物复苏的春天即将到来。《说文解字·禾部》：“年，谷熟也。”可见中国古人把谷物生长的周期称作“年”，因此，“春节”的概念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春节一般是指一年当中的第一天，但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春节是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结束。
关于春节的起源，常见的几种说法包括腊祭说、年兽说、庆丰收说、“万年”创建历法说，以及巫术说和鬼节说等。其中，庆丰收与腊祭说内涵相似，因为据说在早期每逢腊尽春来，先民便要杀猪宰羊，祭神祭鬼，庆祝丰收，并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无灾无祸。“万年”创建历法说即“万年历”说则来源于一个神话：从前有一个聪明的少年，名叫万年，因家境贫寒以砍柴为生，他为了解决砍柴何时出发和回来这一问题，利用树木的倒影与有规律的水滴声计量时间，完成一套完整的万年历法，遂有“万年历”之说。
新年的习俗有着历代的传承与演变。以唐代为分界点，唐以前春节以为报答神灵恩赐的酬神和祭祀活动为主，唐以后因内外文化交流频繁，新年习俗从过去的祈祷、迷信的神秘倾向开始向娱乐、礼仪方向转变。比如曾经用于驱除凶猛怪物“年”的爆竹声成为欢乐、喜庆的象征。魏晋时期，开始有了除夕守岁的习俗。唐代人除登门拜年，还发明一种“拜年帖”。到了宋代，人们在过年时开始吃饺子，在除夕和春节燃放用火药做成的爆竹。到了明清，开始盛行接灶神、贴门神，以及十五赏灯会等活动，礼仪性与应酬性加强，社会各界在同一阶层内讲究互赠礼品、互相拜年。在新年期间，还有舞龙舞狮、说书、踩高跷等娱乐活动。
如今，在乡村社会，春节期间的民俗活动非常丰富，包括祭灶、扫尘、贴春联、包饺子、守岁、放爆竹、拜年、给压岁钱、破五、元宵放灯等。其中，最为热闹的是在除夕夜晚一家人团聚吃年夜饭，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是一年中最为热切的盼望，也是乡村社会血缘关系凝聚的重要时刻。这种群体意识，也反映在春节的其他习俗中，比如拜年。在中国古代社会，拜年实际上采取“团拜”的形式，因此无论是官方皇帝与大臣们的“大朝会”，还是民间亲族之间的拜年活动，实际上都有强化集体意识的作用。
此外，在有关人与年兽的“斗争”传说中，村民们几乎都是集体出动，即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完成抗争。即便到了今天，随着人们活动空间的不断拓展，血缘地缘关系虽不断弱化，但每到春节，人们依然会尽可能地回到家人的身边。
图3-3 春节放鞭炮模拟场景
元宵节，又叫上元节、灯节、元夕等。在中国乡村社会，元宵节实则是春节一系列节日中最末的一个节日，也是处于高潮部分的节日，因为过了元宵节，春节节庆活动基本结束。在元宵节这一天，人们赏花灯、猜灯谜，还要吃元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则将元宵节张灯结彩的盛景展现得淋漓尽致：“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目前，学术上对元宵节的起源主要有五种说法，分别为西汉祭祀太一神起源说、道教起源说、佛教起源说、灯火祭神起源说、农业祭祀起源说。其中，祭祀太一神的说法来自司马迁《史记·乐书》中的记载。道教起源说是因为道教的三元节习俗，即道教将农历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七月十五称为中元节，十月十五称为下元节，分别对应天、地、水三官。也有道教典籍认为道教的祖师张道陵天师的生日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乃是为天师庆生。佛教起源说来自《岁时广记》引《僧史略·汉法本传》云：“西域十二月三十日，乃中国正月之望，谓之大神农变月。汉明帝令烧灯，以表佛法大明。”在此表明的是元宵赏灯这一习俗的出现。
也有学者经过仔细考证，认为元宵节应该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元日祈谷”仪式。按《周礼》记述，在西周时期孟春元日，周天子要率领百官、诸侯、大夫举行祈谷仪式。
元宵节自汉代出现以来，逐渐褪去了原始巫术的色彩，从汉魏到隋唐，从官方到民间，从宗教到世俗，元宵节逐渐向着全民狂欢转变，出现以“闹元宵”为形式的多种娱乐活动。元宵节的狂欢性源于很多在平时遵守的规矩，在这一天都不用遵守，比如，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过去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且在唐代及以前的朝代，普遍执行宵禁制度，但在元宵节这天，宵禁停止。另外，平常的晚上，一般人活动的空间只有自己家里，但到了元宵节这天，大家可以上街赏灯游玩。因此，如果说春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那么到了元宵节，人们走出家门，来到街巷集镇，游玩狂欢，共同参与欢快热闹的社会庆祝活动，在集体的欢腾中，乡村的社会性进一步突显和强化。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中，中国上古时期就有拜月的习俗。唐代初年，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中秋节盛行始于宋代，到了明清，成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
中秋节的起源包括拜月说与农业说。前者即祭拜月神的活动，后者则源于古籍中的“春日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
中秋节最重要的习俗即吃月饼，这一习俗在唐代就有了。宋以后，月饼在制作上设计了与月宫传说有关的图案，满月形的月饼更是象征着团圆，人们将其作为节日食品，用它祭月，以及赠送好友。此外，还有赏月，赏月这一习俗最早来源于祭月和拜月活动。
中秋之夜，圆月如盘，圆月是团圆的象征，因此，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节”。过“中秋”则是祈盼团聚。与此对应，人们常用“月圆”“月缺”来形容人生的悲欢离合。如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宋代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表明，不能归乡的游子可仰望天上的明月遥寄思乡之情。因此，中秋，实则是家人团圆的节日，“家”的概念和认同在这一天显得非常重要。
“重阳”一词最早见于《楚辞·远游》“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一语。在《周易》的卦辞体系中，“九”是阳的代称，因重阳节时间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日与月都为九，故曰“重九”，“九”又为阳，“重阳”之名由此得来。
重阳节在萌芽时期其内涵只是庆祝丰收、祈福感恩。西汉时期，重阳节得以普及。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见当时重阳节已有了登高习俗和祈求健康长寿的内涵。因为，在古代，人们认为重阳节这一天“清气上扬，浊气下沉”，为了躲避“浊气”，也就是邪气，人们选择登高，去接触清气。因此，登高也有辟邪的说法。晋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序中写道：“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赏菊、饮酒，也成了重阳节的重要习俗之一。1989年，农历九月九日被国家定为“敬老节”，使得敬老爱老这一现代主题同传统的求长寿和健康联系在一起。同时，重阳节也是表达思念之情的节日，比如唐代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如今，传统的登高、饮酒、插茱萸等习俗已渐渐被遗忘。
相比于春节和中秋节，重阳节近年来不怎么被人重视，这也是重阳节发展至今遇到的困境。
重阳节是我国四大传统祭祖节日（除夕、中元节、清明节与重阳节）之一，民间有“三月小清明，重九大清明”之说。乡村社会重阳节活动以同族人相约去祭扫祖先坟墓为主，因此，重阳节也是同一家族的人在人与祖先、人与人之间进行联系的节日，起到凝聚家族力量的作用。
宗教节庆，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的节庆活动。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佛教。西方基督教有关的节日包括圣诞节、复活节和感恩节等。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信众主要是西北各少数民族，关于此类节日与民俗活动我们将在后文做详细介绍。总体而言，三大宗教中只有佛教是在中国汉族乡村社会扎根下来的，因此，涉及中国汉族乡村社会的宗教性节庆，这里仅以佛教的腊八节为例。
腊八节是农历十二月初八，是腊月重大的节日之一。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的。腊八节最重要的习俗是吃腊八粥，腊八粥熬好之后，要先敬神祭祖。腊八粥体现的也是农业的丰收，因为它是由各种米（大米、小米、糯米、高粱米、紫米、薏米等）、各种豆（黄豆、红豆、绿豆、芸豆、豇豆等）、各种干果（红枣、花生、莲子、枸杞子、栗子、核桃仁、杏仁、桂圆、葡萄干、白果等）混合煮成的一种粥。关中一带及附近一些地区的老百姓都十分重视“腊八节”。但县与县、乡与乡、村与村之间，又各有讲究。富平县的农家，这一天喜欢酿酒，名曰“腊脚”；长安县的古风俗是这一天要煮肉糜，抛撒在花木之上，谓之“不歇枝”；乾县、礼泉一带则讲究腊八节要给老人送粥，岳家要请新女婿吃粥；凤翔一带用黄米和八种豆子，加上油盐做一顿腊八焖饭；而铜川地区的农村，在这天还流传着为幼男幼女剃头发的习俗。
图3-4 腊八粥
相传这一天也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道并创立佛教的日子，故腊八节又被称为“佛成道节”。“腊八”是佛教的盛大节日，各地佛寺作浴佛会，举行诵经仪式，并效仿释迦牟尼成道前，牧女献乳糜的传说故事，用香谷、果实等煮腊八粥供佛，并将其赠送给门徒及善男信女。
清明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其名称与此时的天气物候的特点有关。《岁时百问》中写道：“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即清明时节，天气转暖，万物开始生长。清明后来在民间演变为传统节日，即清明节。古人在清明这一日要禁火寒食，上坟扫墓。今日之清明，其习俗包括活动习俗与饮食习俗两部分，活动习俗包括扫墓、插柳、踏青与植树等。插柳，一说是为了避免疾疫，一说是因为清明为三大鬼节之一，为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因为柳有辟邪的功用。饮食习俗方面，江南一带则会在清明节吃青团。
有关清明节起源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说法是纪念介子推。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国人。据《韩诗外传》记载，重耳有一年逃到卫国，快饿晕过去的时候，介子推“割股啖君”。重耳大受感动，声称有朝一日做了君王，要好好报答介子推。但后来重耳做了晋文公，封赏大臣时，忘记了介子推。介子推遂与母亲归隐绵山。有人给晋文公献计，提出火烧此山，就可以逼出介子推。然而，大火烧遍，也没见介子推的身影，随后人们在一棵老柳树下发现了介子推母子的尸骨。树洞里发现一血书，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后又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寒食节逐渐被清明节取代，基本上所有的习俗也都被清明节继承。
提到端午节，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屈原。但端午节的起源其实有两类说法：第一类是认为端午节源于先民避疫祈福的心理诉求；第二类认为端午节是对所敬仰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如纪念屈原、伍子胥、介子推等。自秦汉以后，端午节“纪念屈原说”由沅湘传遍全国，并延续至今。避疫和纪念也一直是端午节并行的两个主题。以避疫为例，自先秦起，人们认为五月是毒月，因为五月是“阴阳争生死分”的一个特殊月份，很容易滋生各种疾病，而且蛇、蚊虫等动物开始活跃起来，容易暴发瘟疫等疾病，五日也是毒日。东汉学者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由此，形成了在这一天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以避疫，系五彩丝以辟邪的习俗。
图3-5 赛龙舟
在今天的乡村，人们在端午节当天还有佩戴香囊、荷包或五色丝线，悬挂艾草、洒雄黄酒等习俗。此外，还有吃粽子与赛龙舟活动，这些与纪念屈原有关。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此后，粽子成为端午节人们主要的食物。龙舟最初是为祭祀屈原，向江中抛掷粽子用的，后发展为一种节庆的娱乐工具，尤其在南方的乡镇，这一天都要举行划龙舟比赛。
铜仁赛龙舟
七夕节原是岁时性的节日，自汉代始，成为一个与牛郎织女爱情神话相伴随而发展起来的传统纪念性节日。
相比于其他由男子主持祭祀活动的节日，七夕节无论是从参与对象、时间安排，还是活动的内容形式等方面都与女子密切相关，因此，人们也常把七夕节称为“女儿节”或“少女节”。在七夕节的习俗中，“乞巧”是一项最具典型意义的主题活动，其中最为基本的内容是穿针，这一习俗起源于西汉初的长安。这一天，在长安宫中女子以穿针显示针织技巧。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在《七夕诗》中就有记载：“迎风披彩缕，向月贯玄针。”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中也有“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的记载。这是因为传说中织女的针法非常高超，所以在七夕这一天，人间的女子便趁织女与牛郎相会的时候，祈祷织女能够将技艺传给自己。因此，乞巧是传统七夕节的主题。在后来的发展中，不同地方又发展出了一系列新的“玩法”，比如对月穿针、暗处穿针、背手穿针等。这也是农业经济社会中男耕女织家庭结构与经济生活所决定的，因为善纺织是女性在家庭中自足的重要技能，这种家庭分工从“牛郎”与“织女”的名称也可以看出来。此外，七夕还有守夜祈愿的习俗，即七夕牛郎织女欢会，百姓守夜祈愿，尤其是女性，会祈求好的姻缘和容貌，甚至求子。
到了清代中期以后，传统以乞巧为主体的七夕节逐渐衰败。嘉庆年间的《澄海县志》记载：“七日，旧俗妇女陈瓜果‘乞巧’，今无。”光绪年间的《丹棱县志》也有记载：“‘七夕’不重，绅士家间设香案、瓜果庆双星，穿针‘乞巧’鲜有知者。”到清末民国时期，传统的七夕节最终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近些年“七夕”则以“中国情人节”的面貌出现在人们视野中，而最早挖掘传统七夕节爱情元素的是官方和学术界。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日益增多，很多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比如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在商家的推动下，受到很多年轻人的追捧。外来文化的传入刺激了一部分人的民族情绪，官方和学术界对此思潮的变化最敏感。2002年，河北省文联等几个组织在石家庄举办了“七月七爱情节”系列活动，包括由普通群众普遍参与的民俗活动，也包括由专家、学者参与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系统梳理了传统七夕节的爱情元素，并论证了将传统的七夕节“重定义”为“中国情人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006年七夕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8年牛郎织女传说则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可以说，七夕节能够在今天成为广大民众普遍认可的“中国情人节”，与商家和媒体的推动密不可分。当然，七夕节所具有的浪漫爱情的内涵从唐人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出，如杜牧《秋夕》云：“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时间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时间是对运动的度量”，即时间是对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移的计量。西方近代经典力学的奠基人牛顿继承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同时，提出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绝对时间。古罗马思想家奥古斯丁则认为时间是有开端的，起源于上帝的创世活动。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时间不是客观存在的，时间只是人的一种先天直观的形式。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指出所谓概念和范畴，都是集体意识或集体观念，是通过社会而给予个人的，包括时间和空间都起源于社会。涂尔干对时间的社会起源的强调一方面破除了奥古斯丁的神圣时间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与康德对于范畴的先天直观性进行对话。后又有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努尔人》一书中将努尔人的时间分为生态时间和结构时间。英国认知人类学家布洛克在批判涂尔干以来的社会文化决定时间的观念基础上，提出一种双重时间认知论：一种是以生产活动为代表的线性、绵延的时间观，即普世的时间认知；另一种是仪式化场合中各种非线性的循环或静止的时间观，它因社会文化的不同而有不同认知。
总体而言，对于时间问题，有物理时间和文化时间两种区分，人类学与民俗学对其研究主要聚焦在时间如何被社会文化所建构。以乡村社会的时间节律为例，一方面大多数节日的农业祭祀起源说说明了岁时节日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经济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二十四节气更是依照自然物候的变化而提炼总结出的，为农业的种植与发展提供建议。另一方面岁时节庆所呈现出来的诸种信仰观念与民俗活动展现的是社会的创造力与个体能动实践性。总之，民间信仰的时间节律更多是由中国古人对宇宙和自然世界的认知所决定的，这种认知同时又与个体生命相联系在一起，形成中国人理解时间的基本框架和独特的岁时节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