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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信仰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以家族、社区或社团为单位的共同信仰的壮大以及全国性信仰的出现，前者在沿海客家地区最为明显，共同信仰的庙堂在乡间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交和决策场所，共同的信仰维系着乡里和异乡客之间的情感与交流。全国性信仰的出现除却神祇原本在民间拥有普遍的信仰基础外，也受到朝廷的大力推广与官方确认，实现从民间到官方，再从官方到民间的互动，不断延续着全国性信仰的生命力。
明清信仰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以家族、社区或社团为单位的共同信仰的壮大，这一共同信仰涉及家族、社区活动的方方面面，它既包括祖先信仰的部分，又以地方神的形象显现。对于共同信仰的崇拜，将无数个小家族、小社团团结为一个大宗族，谁主导着共同信仰的祭祀权，谁就掌握着大宗族的话语权。共同的信仰甚至成为连接不同地域以及海外移民文化、族群认同的纽带。
明清的妈祖信仰是共同信仰的典型。自宋开始，朝廷对妈祖神的册封不断升格，由夫人而妃，而天妃，而天后、天上圣母，封号字数也一再追加，至清嘉庆时已达到30个字。
与此同时，儒释道三教对妈祖信仰都有所吸收与改造，妈祖的神职也在这种互动交融中不断扩大，从海运通商到送子保赤，无所不应。
每逢春节、元宵、妈祖诞辰或升天纪念日，信仰妈祖的人会在妈祖庙举行庙会民俗活动；农历三月廿三和九月初九，还会分别举行春祭妈祖和秋祭妈祖两次祭典。妈祖已然是沿海客家地区共同信仰的主神，不仅联结着同乡同族的信仰和情感，在异乡异族间的世俗生活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乡村，共同拥有妈祖信仰的人群将妈祖庙当作相互交际、联络感情的场所，妈祖庙因而具有了会馆的性质，供人联络同乡情谊、交换商业信息，在妈祖信仰的节日仪式活动中增强族群认同。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大量福建移民涌入岛上，妈祖信仰便在台湾迅速传开并成为主神，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到清末，台湾新建了222座妈祖庙。同时，妈祖庙内所藏的清代示谕类碑文最多，远超其他神明的寺庙，官府借助妈祖的威望，统合移民信众和当地信众的精神世界，利用妈祖庙祭祖回娘家的仪式来联结不同社区或不同族群，调和族群纠纷。
台湾的大多数妈祖庙都是湄洲祖庙的分灵或再分灵，每年都有数万信众前往妈祖祖庙朝拜，妈祖信仰这一共同信仰成为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纽带。
在宋代时已有跨区域信仰的出现与传播，及至明清时期，有一些信仰在民间和官方的共同推动之下，最终成为全国性的信仰。
自隋代确立科举制度起，保佑科举考运的神祇便一直香火兴旺，明清是科举制的顶峰时期，对于掌管科举的文昌神君的崇拜也达到了巅峰。清代时，文昌神被通祀化，不论是否参加科举都会祭祀，文昌神逐成为全国性的信仰。
关公从宋代被正式通祀化，逐渐神化，元末明初小说《三国演义》的产生，使得关羽在民间名声大振，在百姓中影响深远。到明清时期关羽已然成为全国性的信仰，各地关帝庙蜂起，旧时仅北京一地就有约二百座。
明太祖在定鼎初期整顿民间信仰，选取民间神灵作为官方宣扬对象，其中包括关公信仰。在明代中后期，关公被视为军神，被认为有保护军士免于伤亡取得胜利的神通，后又被加封为“关圣帝君”，成为明代的护国神。在官方的确认下，关公信仰正式取得了全国性信仰的地位。
清代除了沿袭明代对关公的崇拜外，还顺应民间关公儒家化的潮流，将其列入儒学先圣中，照孔夫子称其为“关夫子”，并让关公后代世袭五经博士。这样关公就从原本单纯的武神变成兼具文武神职的“文衡帝君”，神职更为全面。关公信仰成为全国性信仰的另一个特点是，新兴民间社会、宗教团体对关公信仰的借用，如清末四川的慈善救济会“十全会”的创立就与关公信仰相关。
兴盛于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中国民间秘密帮会如天地会、洪门、哥老会、川渝袍哥会等也尤其推崇关公，以其为“义气”之号召。
图2-4 山西介休张壁村的关帝庙
（图片来源：李菲 摄）
可以看出，民间信仰要成为全国性信仰，除了拥有广泛的民间信众外，还要官方承认其合法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其神格、扩大其神职，使其成为对国家和社会层面都具有意义的神明，才会有从民间至官方、官方再至民间且薪火相传的生命力。
中国民间信仰历史源远流长，信仰种类繁多，时时变化。从最初的自然信仰、祖先信仰到人格化、世俗化的神祇信仰，从等级分明的祭祀体系到跨区域、全国性信仰，其间体现的不光是民间信仰以澎湃的生命力自我更新迭代，也有深刻的朝代印记在背后推波助澜。民间信仰寄托着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是民众精神世界的集中反映，是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扎根于乡土村落、发芽于民众生活、盘根错节于世俗世界。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民间信仰始终占据着我们生活的一隅，联系着我们与祖先、岁时、自然以及更高的精神世界。
时下生活中，神祇已经隐退，民间信仰中的文化遗产也正逐渐消失或被遗忘。如何理解岁时民俗与民间信仰，如何保护民间信仰中的珍贵文化遗产，如何帮助它获得新的生命力，是今日吾辈需要思考及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