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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历了结束混乱到基本完成统一而又重新陷入分裂的过程，宋代的民间信仰始终处于各地区互动交融的状态，不少原本的乡村地方神在这过程中跨越了地区的局限，成为跨地域的神灵，以共同信仰联系起不同地域，成了不同地域民众间的精神纽带。在这期间，朝廷对于民间信仰中淫祀的打击更为严厉，也考虑到民间信仰的影响力度对神祇进行赐封，从而使得神祇的人格化与世俗化的程度更进一步。
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得政权，贯彻“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政治方针，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高度集权，“将政治统治、宗教权威与文化秩序聚于一身”
。民间信仰自然也受到诸多管制，给民间信仰中的神祇赐封官爵和打击淫祀的手段在宋代被大规模使用。
宋代的赐封神祇制度较唐代更为完善，不仅赐封传统祀典中的神祇，还将祀典以外的神祇纳入赐封范围，制度化民间信仰。宋代赐封神祇的标准常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被赐封的神祇除了原有的宗教功能外，往往还要具有“民所取用也”的社会功能，因此山林川谷等自然神祇常被授予爵位。此外，能够进入祀典的神祇的灵验程度也在朝廷的考察之列。
由于宋代赐封神祇的数量众多，同一位神祇也会被多次赐封，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证神祇爵位的晋升：一是“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逐步晋升；二是增加封号的字数，初二字，再四字、六字，最多可至八字。关公在宋代初期是官方祀典中武成王身边的武将之一，并非作为民间信仰中的关公而被承认。至宋哲宗时期，官方才承认了民间信仰中的关公，敕赐玉泉寺旁的关公庙。北宋到南宋，关公被赐封多次，从徽宗时的封号“忠惠公”到南宋的“忠壮义勇武安英烈王”
，从封号的变化也可看出关公信仰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跃升。
神祇被列入祀典与否是判定祠庙是否属于淫祀的重要依据。宋代赐封神祇数量虽然到达了历代的高峰，但只占了民间神祇的少数，大部分民间的祠神仍难以得到官方的认可，其祠庙都属于淫祀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对于淫祀的打击并不是全国性的，而是针对局部的。作为五代十国后重新建立的统一国家，宋代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和风俗等都与中原地区的传统有着很大不同。部分南方地区的民间信仰行为如杀人祭祀、迷信巫医等，都不合乎官方礼法，且有害于百姓生活，因而受到官方的禁止与打击。宋代对于淫祀的打击主要是针对不符合官方礼制的信仰行为，而较少以“越望之祭”
的名义去打击淫祀。
在宋代赐封神祇的过程中，神祇的日益人格化与世俗化是引人注目的。朝廷为自然天地山川等神祇塑像，神祇被赋予人的形象，非但如此，这些人格化的神还“由历史或现实人物充任，且有任期”
，神祇体系进一步被官僚化，与世俗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复杂。世俗人物进入神祇体系，使得神祇体系世俗化，人的禀性不可避免地出现或被加诸神祇身上，因此神祇拥有喜怒哀乐甚至是人身上的种种劣迹，神界就是世俗界的翻版。
在民间看来，神祇塑像关乎神祇显灵，神祇可以居停于塑像内显示神通。祠庙和塑像的破败不堪，一方面表明神祇在人间受到冷遇，另一方面也让神祇无法显灵。因此为神祇重塑金身、修整祠庙，既表达出了信徒的诚意，也有利于实现神祇的功能，人神间形成了紧密的互惠关系。神祇会通过托梦和化成人形的方式向信徒提出要求，并且惩罚冒犯和破坏祠庙和塑像的凡人，主动修缮祠庙和塑像的凡人则会受到神祇的回报。
同时，神祇与人间的沟通方式也变得直接了，除了托梦、显身以外，凡人还可以通过掷珓、祈梦、签书、扶乩的方式向神祇问询并得到解答，但答案通常是模糊不清的，百姓需要向懂行的人寻求进一步明晰的解释。
神祇的人格化是神格下降的体现，以土地神为例，土地神的形象在日益人性化的同时，其“种类、数量大增，不仅有和行政区划平行的各级土地神，屋宅、里坊、官衙、寺庙、城池、山川，几乎有土斯有神”
，土地神的神通也在分级中不断变小。
宋代出现大量的“越望之祭”，跨区域信仰的大量出现与宋代经济的发展、政治中心的变迁、交通路线的变革等密切相关，“神明信仰的这种渐进式的渗透传播既反映了区域之间联系的加强，又推动了各地的人员、物资流动，共同的信仰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瓦解原有的自然、行政、经济区域之间存在的障碍”
。
妈祖是福建地区的诸多女巫之一，是一位乡土之神，北宋时期在莆田本地已有传播。相传妈祖出生在仕宦之家，原名林默，“十三岁得道典秘法。十六岁观井得符，能布席渡海救人”
。东南地区水路与海运生意在宋代不断扩展，妈祖神在水路货运方面格外灵验，于是本属福建本土的妈祖信仰随着商人们的活动被带至福建以外的广大地区，逐渐落地生根扩散开来。妈祖信仰在外地的传播主要是依靠商人、水手等，而建立行祠则多靠在外做官的莆田士人，除福建外，在“镇江丹徒县、杭州、明州、泉州、漳州等地亦有行祠”
。妈祖信仰是莆田在外群众的共同信仰寄托，带有强烈的群体色彩和乡土情结。
图2-3 妈祖像
跨地域信仰在宋代形成的另一个例子是张王信仰的繁荣与传播。张王信仰早在汉代时已有传说，起源于广德军，是当地乡村百姓的信仰中心。
张王原名张渤，“欲自长兴之荆溪凿河至广德，以通舟楫之利。工役将半，俄化为异物，驱役阴兵”。从传说内容看，张王信仰一开始便和水运开溪相关，在早期的其他神话中张王在本地的商人外出经商时也会显灵，体现出了跨地区施展神通的能力。
张王信仰在南宋和明代繁荣一时，“以广德为中心，遍及两浙、江西乃至湖南、福建地区”
。南宋以前，张王信仰还只是一个地区性信仰，南渡以后，张王信仰开始遍布。南宋的政治中心从东京南移至临安，为南方带去了大量人口，也推动了南方的经济发展和交流。张王信仰的发源地广德，在政治中心南迁后的交通网络中承担了重要的枢纽作用，是张王信仰向其他地域传播的地理优势。同时，由于张王在外地也多有灵验的征兆，不少官员、士人也在支持张王信仰的传播。
跨地域信仰的出现除了要求神祇自身灵验、在本地区有一定规模的信众外，还要求所处地区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便于信仰向外传播。除此之外，政治中心的变动和官员的支持也是推动跨地域信仰繁荣的重要因素。跨地域信仰的形成，一方面紧密地联结起在外游离经商和做官的人，寄托着他们共同的乡土情感和信仰；另一方面，在信仰的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非本土民众参与进来，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加强了地域间的互动与交流，共同的信仰使得原本疏离的地域开始向一个更紧密的整体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