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成瘾仅仅当成“坏习惯”或“自毁行为”,
轻松地隐藏了它在成瘾者生命中的功能。 1
——文森特·费利蒂(Vincent Felitti),医学博士,医生和研究者
如果不探索成瘾者从成瘾药物或者成瘾行为中究竟得到怎样的安慰,或者希望得到怎样的安慰,我们就无法理解成瘾。
19世纪早期的著名文学家托马斯·德·昆西就是一名鸦片吸食者,他曾狂热地说:“寄宿在这强大药物中的奇妙力量,平复神经系统的一切不快……让易于消沉的精力全天候旺盛……汝仅将这些恩典赠予人类,汝握有天堂之钥。”德·昆西的话概括了成瘾者在使用成瘾药物时所体验到的全部美妙——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它存在于所有成瘾式迷恋中,不论是否与药物使用有关。
慢性物质滥用不仅是成瘾者对快乐的追求,更是他们对逃离痛苦的尝试。从医学角度来说,成瘾者是在自己用药治疗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压力甚至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等问题。
成瘾总是源于痛苦,不论痛苦来自直接体验,还是隐藏在潜意识中。成瘾是情绪麻醉剂。海洛因和可卡因都是强效的生理止痛剂,并且也能缓解心理痛苦。与母亲分离的动物幼仔只需要低量的麻醉剂就能安抚,就好像它们是在忍受生理疼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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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疼痛神经通路与动物的没有不同。解码和“感受”生理痛苦的大脑中枢在经历情感拒绝的时候也会被激活:在大脑扫描仪上,这些中枢会因社会排斥而被“点亮”,就像它们会被伤害性的生理刺激激活一样。 3 当人们说他们感觉“受伤”,或者感到情绪“痛苦”,他们并不是在进行抽象或诗意的描述,反而说得很科学、精确。
重度药物成瘾者的生活都以过度的痛苦为标志,而他们当然会拼命寻求解脱。“我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全然痛苦无助变成刀枪不入。”36岁的海洛因和可卡因成瘾者朱迪说,她现在正企图改掉她持续了20年的习惯,“我有很多问题。我使用成瘾药物的主要目的,是摆脱那些想法和情绪,或者把它们盖住。”
问题永远不是“为什么会上瘾”,而是“为什么会痛苦”。
科研文献的发现很清晰:多数“硬核”物质滥用者来自充满虐待的家庭。 4 我多数的贫民区患者在生命早期经历了严重的忽视和虐待。几乎所有住在市区东部的成瘾女性在童年时期都被性侵过,还有很多男性也如此。波特兰居住者的自述和档案诉说着一个又一个痛苦不断叠加的故事:强暴、殴打、羞辱、拒绝、抛弃、对人格无情的扼杀。他们在童年时期就不得不目睹暴力的关系、自伤的生活模式、他们父母自杀式的成瘾,并且还得照顾父母。虽然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每天都承受着戕害,但他们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妹,保护他们不受虐待。有一个男人在一个酒店房间里长大,每晚当他在地板上的小床里睡觉时,做妓女的母亲却在房间里接待排着队的男人。
36岁的原住民卡尔在成长过程中曾被一个又一个寄养家庭驱逐,五岁的时候就因说粗话被人将洗涤剂灌进了喉咙,并因为过度活跃被捆在黑暗房间里的椅子上。当他生自己气的时候,就像有一次他用了可卡因之后,他凿穿了自己的脚作为惩罚。他就像一个刚刚打碎了传家宝,因恐惧最糟的报应而被吓傻的顽童一样,对我忏悔着自己的“罪过”。
另一个人曾经向我描述他三岁时,他的母亲用过的“机械保姆”。“她去酒吧喝酒,然后随便找个男人。她认为保护我安全并让我不找麻烦的方法,就是把我塞进烘干机。她会在机器上放一个很重的箱子,这样我就出不来。”而通风口可以保证这个小男孩不会在里面被憋死。
我的文字根本无法描述这些令人难以想象的创伤。“我们在理解他人经验方面的困难和无能……在那些经验离我们在时间、空间和质地上太过遥远时尤其突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曾写道。 5 我们可以被遥远大陆上的大规模饥荒惨剧打动,毕竟,我们都知道生理饥饿是什么样的,即使只是暂时的。但要对成瘾者抱有同理心,却需要更多情绪想象的努力。我们很容易同情一个受苦的孩子,却看不到我们工作或购物的地方几个街区之外,忙于求生的成人外壳下的那个孩子,以及他孤独、碎裂的灵魂。
莱维引用曾落入盖世太保手中的奥地利犹太哲学家和反抗战士让·阿梅利(Jean Améry)的话:“任何曾受折磨的人将永远受折磨……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无法再轻松地活在世间……对于人性的信仰,早在第一记耳光中崩裂了,然后在折磨中轰然毁灭,永远无法恢复。” 6 阿梅利受创伤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完全成年的人,他是一个在解放战争中被敌人抓住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我们也许可以借此想象,当一个孩子不是被仇敌而是被所爱的人创伤时,他的震惊、丧失的信心以及无可估量的绝望。
不是所有成瘾都根植于虐待或创伤,但我确实相信它们都可以追溯到某些痛苦的经验上。所有成瘾行为的核心,都是某个伤口,它在赌博里、在网络成瘾里、在购物狂和工作狂里都有。那个伤口可能未必那么深、那么痛、那么难忍,而且它可能被完全掩藏起来了,但它确实在那里。就像我们将看到的,早期的压力和逆境的影响直接在大脑中塑造了成瘾的心理以及神经生理基础。
57岁的理查德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成瘾,我问他为什么一直吸毒。“我不知道,我只是在企图填补空虚。”他回复道,“填补我生命中的空虚、无聊和迷茫。”我太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我现在已经快60了,”他说,“我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我看起来就是个失败者。社会说你应该结婚、生孩子、有工作,那类事情。但有了可卡因,我可以坐在那儿,做些像修理坏掉的烤面包机那样的小事情,而不觉得我已经失去了整个人生。”他在我们会面后几个月就过世了,死于肺部疾病、肾脏癌变和吸食过量。
“我六年没吸了。”42岁的海洛因和可卡因使用者凯西说,经过漫长的时间,她又回到了肮脏的市区东部酒店,还染上了艾滋病。“在那整整六年里,我都在渴望。那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我缺了什么。而现在,我看着自己想,我到底缺了啥?”凯西表示当不吸食的时候,她不仅怀念成瘾药物的作用,也怀念寻找药物时的兴奋感,和与吸食习惯相关的仪式。“我只是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我觉得空虚。”
一种贫乏空虚的感觉充斥着我们的文化。药物成瘾者会比大多数人更加痛苦地意识到这种空虚,而且缺乏逃离它的手段。我们大多数人会找到其他方式来压制我们对空虚感的恐惧,或者让自己转移注意力逃开。当我们没什么可以占用自己的头脑时,糟糕的回忆、麻烦的焦虑、我们称之为“无聊”的不适,或者烦人的精神恍惚就会出现。药物成瘾者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逃离与他们的头脑“独处”的机会。行为成瘾也是由恐惧空虚感导致的,只是程度稍轻。
德·昆西曾写过,鸦片是一种强大的“对抗乏味生活的可怕诅咒的药剂”。
人类不仅想要存活,还想生活。我们渴望以完全自由的情感,体验全然鲜活的生命。成年人妒忌孩子敞开心扉、头脑开放的探索;看到他们的欢乐与好奇心,我们为自己失去睁大眼睛探索的能力而沮丧。而无聊根植于一种对自我的根本的不安,是一种最难忍受的精神状态。
对于成瘾者来说,成瘾药物提供了一个重新感觉活着的途径,即使只是暂时的。“我沉浸在对平凡事物的深刻敬畏之中。”作家和银行抢劫犯史蒂芬·瑞德在回忆他的第一次吗啡经历时这样说;托马斯·德·昆西也曾称赞鸦片“激发愉悦能力”的力量。
23岁的卡萝尔是波特兰酒店协会斯坦利酒店的居住者。她的鼻子和嘴唇上穿着环,脖子上戴着挂有黑色金属十字架的链子。她顶着染粉的莫霍克发型,金色的发尾稀疏地披在肩后。作为一个聪明伶俐的年轻女性,卡萝尔从她15岁离家出走时,就开始注射冰毒和吸食海洛因。斯坦利酒店是她在五年街头生涯后的第一个稳定居所。她刚参加了国际会议,文章被多位成瘾治疗专家引用。
在美沙酮会谈时,她解释说她很珍视自己的冰毒经验。她说的时候语速又快又紧张,还持续坐立不安——这些都是她长期吸毒导致的结果,并且她在开始吸毒之前很可能就有早发的多动症。就像许多她这一代在街上长大的孩子一样,卡萝尔总是说“就像”“随便什么”这样的词。
“当你吸,就像,吸了口好的,或者你弄到的随便什么,就像咳嗽糖浆或者随便什么。”她说,“这有点像一次很棒的高潮,如果你是个更喜欢性的人——我从没真的这么想过,但我的身体仍然体验到同样的生理感觉。我只是不把它和性扯上关系。”
“我整个人都兴奋了,不论随便做什么……我喜欢和衣服玩,或者晚上没什么人的时候去西区,走在巷道里,对自己唱歌。人们会把东西留在外面,我就在里面看能找到什么,拾拾荒,那都很有趣。”
成瘾者依赖成瘾药物来激活他们麻木的感觉,这并不是青少年的任性。这种麻木本身也并非由她自己造成,而是情绪失调的后果:由脆弱感导致的内心情绪关闭。
从拉丁词“vulnerare”(意为“使受伤”)开始,脆弱性就指向我们对伤痛的易感性。这种脆弱作为我们本性中的一部分,是无法逃避的。大脑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在痛苦变得过于强大或难以忍受,以至于威胁到我们的功能时,关闭我们对痛苦的意识觉察。对痛苦情绪的自主压抑是一个无助的孩子主要的防御机制,并可以使那个孩子耐受会造成毁灭感的创伤——而这种机制的不幸后果,就是情绪觉察的全盘麻木。“所有人都知道压抑是不可能精确的。”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在他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中写道,“如果你压住一件事,你就得把它周围的全都压住。” 7
我们在直觉上都知道有感觉比没感觉好。除了激活主观能动性以外,情绪还具有至关重要的求生价值。它们给我们指明方向,为我们解释世界,并向我们发出重要的信号。它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良性的,什么威胁我们的存在,什么会滋养我们成长。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能看、听、尝、感觉冷热或觉察肢体疼痛,我们会残疾到什么程度。情绪关闭与之类似。情绪是我们的感知设备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它们使生活有价值感、令人兴奋、有挑战性、美好且有意义。
当我们逃离自己的脆弱性,我们就失去了感觉情绪的能力。我们甚至可能变得情绪麻木,不记得什么时候曾感觉到真正的开心或者伤心。一个令人烦扰的空洞就这样打开了,我们将之体验为一种疏离感,一种深刻的厌倦,也就是我们上面描述的那种匮乏空虚的感觉。
成瘾药物的神奇力量保护成瘾者远离痛苦,并使他们能够带着兴奋和意义感融入世界。“我的知觉并没有麻木,没有。它们反而打开了,还扩展了。”一个使用可卡因和大麻的女性曾跟我解释,“但焦虑感被清空了,还有恼人的负罪感,还有……耶!”成瘾药物恢复了她压抑已久的童年时代的活力。
正如任何经历过抑郁的人所知,情绪耗竭的人通常也缺乏生理能量,而这也是成瘾者身体疲乏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原因:营养匮乏,令人衰弱的生活方式,艾滋病、丙肝,和它们的并发症,以及很多时候可以追溯至儿童时期的睡眠问题——虐待和忽视的另一个后果。“我只是从来不睡觉,从来不。”莫琳说,她是个性工作者,并有海洛因成瘾,“我直到29岁才知道,还有‘睡个好觉’这回事。”就像用鸦片“让易于消沉的精力全天候旺盛”的德·昆西,今天的成瘾者把他们的成瘾药物当作可靠的能量提升剂。
“我不能放弃可卡因。”一个名叫西莉亚的怀孕病人有一次告诉我,“因为艾滋病,我什么能量也没有。这东西给我力量。”她的描述听着就像对圣经诗篇的病态重演:“唯独祂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祂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
“我喜欢劲上来的感觉,那个气味和味道。”长期的可卡因、海洛因和大麻重度使用者夏洛特说,“我猜我可能是吸食成瘾药物太久了,我不知道……我想,如果我停下来呢?那要怎么办?这是我获得能量的地方。”
“哥们儿,不吸一口我简直没法面对这一天。”四十多岁的多重成瘾药物使用者葛瑞格说,“我现在就想吸想得要死了。”
“你不会为它死的。”我冒险说,“你是因它而死。”葛瑞格笑了:“不,不会轮到我的。我是爱尔兰人,还有一半原住民血统。”
“对。这附近没有爱尔兰人或者原住民死去。”
葛瑞格显得更轻快了:“每个人都得死。等你气数尽了,你就死了。”
这四个人并不知道,除了疾病、情绪惰性、生理耗竭以外,他们还要对抗成瘾导致的大脑生理机能问题。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可卡因通过提高大脑关键通路中与奖赏有关的化学物质多巴胺的可用性,来发挥欣快效果,这种提高对动机以及生理和心理能量来说是必需的。由于被外部物质造成的虚假高剂量多巴胺淹没,人脑自身的多巴胺分泌机制会产生惰性。它们几乎完全停止工作,仅靠人造的促进剂来维持。只有长达数月的戒断可以使内生的多巴胺制造机制再生,而这段时间内,成瘾者会经历极端的生理和心理耗竭感。
奥布里是一名年近中年的高瘦独行侠,他也吸食可卡因。他的脸上总挂着悲伤,而他惯用的口吻里总是充满懊悔与听天由命。他觉得如果没有成瘾药物,自己作为一个人就不完整、没能力——但这其实是一种和他的真实能力、和其他一切都没什么关系的自我信念。根据他个人的评估,在他开始嗑药之前,不足感和作为一个失败的人的感觉就已经是他人格中的一部分了。
“八年级以后,我与成瘾药物一起成长。”奥布里说,“当我用了药物,我发现我就能融入其他孩子了……对,这是件很重要的事——融入。你看,作为孩子,当踢足球选队友的时候,我总是最后一个被选到。”
“你看,”他接着说,“我经常光顾收容所,我在单人牢房里待过很久。所以我跟自己相处过很久。当然在此之前也是。你看,我的童年很艰难,辗转于不同的寄养家庭。我总是被到处送,嗯。”
“你是几岁被送到寄养家庭的?”我问。
“大概11岁吧。我父亲被杀了,被卡车撞死了。我母亲没法照顾所有孩子,所以儿童救助机构就出手了。我是最大的,他们就把我带走了。我有两个弟弟,他们小一些,可以留在家里。”
奥布里相信他是因为“太淘气”,他母亲觉得对付不了,而被选出来寄养的。
“我在那待了五年。当然,不止一个地方。不。我被送来送去。他们会留我一年,然后就不行了……我就得去另一家。”
“来回辗转对你来说是怎样的感觉?”
“我觉得受伤。我觉得没人想要我。我只是个孩子……那就像,我是个孩子,而且没人想要我。即使在学校,有修女教育我,我却从来没学会读写,我什么都没学会。他们只是把我在不同班级间推来推去……我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被训,然后我就被调出那个班,放到一个都是四五岁孩子的班里……我感觉太难受了。那对我来说太难了。我觉得自己蠢透了。我和周围其他所有小孩坐在那里,他们都看着我。老师在讲拼写……结果他们都会,就我不会……我一直自己忍着。我不想多说话……我甚至无法跟人说话。我口吃了,根本解释不清楚自己。我把所有这些放在心里太久了。我一兴奋就没法正常说话……”
“奇怪的是,可卡因可以让我平静下来。
还有大麻。我一天吸五六次。它可以让我放松下来,不那么紧张。当一天结束时,我就和它一起躺下。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人生。然后我再吸一口,就睡觉了。”
四十多岁的雪莉对阿片类药物和兴奋剂上瘾,并被一系列常见病困扰。她也表达了缺乏成瘾药物会令她感到不足,以及她将可卡因看成生活必需品的想法。“我第一次用的时候13岁。它带走了我的绝大多数困扰,不适感、不足感——我想更好的说法可能是‘我对自己的感觉’。”
“当你说到困扰的时候,你指的是什么?”我问。
“困扰……就像一个男人和女人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尴尬,你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亲彼此,只不过我总是有这种感觉。成瘾药物使所有事情都变简单了……你的动作更放松,你就不再难堪了。”
连年轻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都曾被可卡因迷住过一段时间,依靠它来“控制阵发的抑郁情绪,提升整体健康感,帮助他在紧张的社交会面中放松,以及让他觉得‘更像个男人’”。 8 弗洛伊德花了很久才接受可卡因会造成依赖问题的事实。
不仅能强化人格,成瘾药物还能使人在社交中放松,就像奥布里和雪莉说的那样。“我常常情绪消沉。”奥布里说,“我会用可卡因,然后我就完全变了个人。如果我现在正吸可卡因,我就可以跟你更好地交流。我不会说不清楚话。可卡因让我清醒,让我更容易看到别人。我会想要和别人说话。我通常对跟人说话并不是太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时间我都不想和别人在一起。我没有那个动机。我就待在自己屋里。”
很多成瘾者都报告过类似的在药物作用下的社交能力提升,而这刚好和他们清醒时体验到的难以忍受的孤独感相反。“它让我说话,让我开放。我可以很友善。”一个吸冰毒的年轻人说,“我正常的时候完全不是那样”。我们不应该小看一个长期孤独的人拼命想要逃离“孤独”这座监狱时的那种绝望。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一般的害羞,而是一种从童年早期就感到的、被从他们的照顾者开始的所有人都拒绝的感觉,一种深刻的、心理意义上的孤立感。
妮可刚50岁出头,在做了五年我的病人之后,她吐露说,她在青少年期曾经不断被自己的父亲强暴。她也有艾滋病,臀部感染的旧伤还导致她只能拄着拐杖跛行。“我用成瘾药物时社交情况会好些。”她说,“我会变得比较健谈和自信。通常我都很害羞、很退缩,不怎么引人注意。我会让别人随便从我身上踩过去。”
不论灾难性的后果有多严重,另一个驱使成瘾者的永久强大的动力是,成瘾者看不到自己有任何其他存在的可能性。他对未来的展望被自己“成瘾者”的自我形象困住了。不论他如何承认毒瘾的代价,他都害怕在失去毒瘾的同时失去自我——在他的心中,他所知的“自我”将不再存在。
当卡萝尔被问到她是否为过去八年的安非他明成瘾感到后悔时,她很快就说:“并没有,因为它帮我成为今天的自己。”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卡萝尔的角度是,成瘾药物帮助她逃离了充满虐待的家庭,成功在街头存活了多年,并将她与有同样经验的社群连接在了一起。
克里斯是一名拥有调皮幽默感的英俊年轻人,充满肌肉的手臂上有一个万花筒文身。他几个月前刚蹲完了一年监狱,现在回到了美沙酮项目里。在市区东部,他有个奇怪的绰号,叫“切脚趾的”。据传说,他把一片锋利沉重的工业刀片掉在了某人的脚上,因而得了这个名号。他持续执着地注射冰毒。“它帮我集中注意力。”他说。毫无疑问,他一直有ADHD,也接受这个诊断,但他拒绝治疗。“有个聪明的医生有一次跟我说,我在自我治疗。”他回想起多年前的对话,嘲笑道。
克里斯最近来诊所的时候面骨裂开了,这是他在一次抢海洛因的街头斗殴中弄的。如果那一根钢管打得再高一英寸
,他的左眼就毁了。当我问他这是否值得的时候,他说:“我不想放弃成瘾。我知道这听起来烂透了,但我喜欢这样的自己。”
“你坐在这儿,脸都被钢管打碎了,然后你跟我说你喜欢自己?”
“是的,我喜欢自己。我是切脚趾的,我是个成瘾者,而且我是个好家伙。”
三十多岁的杰克正因阿片成瘾接受美沙酮治疗,同时还是可卡因的重度使用者。他纤细的金色胡茬、灵活的身体动作和压低到眼睛的俏皮黑色棒球帽,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了十岁。“你最近注射了好多可卡因。”有天我评论道。
“我很难离开它。”他龇着牙笑着说。
“你把可卡因说得好像是什么跟踪着你的野生动物。但其实你才是追着它的那个。它能为你做什么?”
“它使我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很舒适,帮我应付所有事情。”
“什么是所有事情?”
“责任。我猜我可以叫它‘责任’。只要我一直用,我就不在乎责任……等我再老些的时候,我会担心养老金计划这类的事情。但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除了我的老女人。”
“你的老女人……”
“对,我把可卡因当成我的老女人,我的家人。它就是我的伴侣。我已经很多年没见到自己真正的家人了,而且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已经有伴侣了。”
“所以可卡因就是你的生命。”
“对,可卡因就是我的生命……我对它比对任何其他我爱的人和东西都在乎。在过去的15年里……它已经是我的一部分。它是我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没了它要怎么活。我不知道没有它,每天要怎么过。你把它拿走,我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如果你想改变我,让我过普通的生活,我不知道要怎么维持。我曾经在那儿,但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回去了。我没有……不是没有意愿,我只是不知道要如何回去。”
“你的愿望呢?你还想要普通的生活吗?”
“不,并不真的想要。”杰克安静而悲伤地说。
我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想在他心底深处,肯定存在某种愿望,希望过上完整、正直的生活,而要承认这一点可能太过痛苦——因为在他眼中,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杰克是如此认同自己的成瘾者身份,他根本不敢想象清醒的自己。“这对我来说就是每日的生活。”他说,“这看起来跟其他人的生活没什么不同,对我来说很正常。”
这使我想起了青蛙的故事。我跟杰克说:“他们说如果你拿一只青蛙,把它扔到热水里,它就会跳出来。但如果你拿同一只青蛙,把它放在室温的水里,然后慢慢加热水,它就会被煮死。因为温度是一度一度逐渐上升的,它就习惯了。它会把那当作正常。”
“如果你有普通的生活,然后有人跟你说‘嘿,你可以在市区东部奔波一整天,在毒品上花掉三四百块’,你会说‘什么?你疯了吗?那可不是我!’但你已经做这事做了这么久,它对你来说成为常态了。”
杰克给我看了他的双手和胳膊,红肿发炎的皮肤上布满了银色的屑片。在所有问题之外,他的银屑病也发作了。“你觉得你可以让我去见个皮肤科专家吗?”他问。
“我可以。”我回答,“但上次我这么做的时候,你在预约的时间没去。如果你这次再错过,我就再也不会为你转介了。”
“我会去的,医生。别担心,我会去的。”
我写了一张包含美沙酮和杰克需要的皮肤膏剂的处方单。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就走了。他是我当天最后一名病人。
几分钟后,当我在查语音信箱时,我听到了敲门声。我把门打开一点,杰克站在外面,他已经走到了波特兰的大门口,但又折回来想要告诉我什么。“你是对的,你知道。”他说着,又笑起来。
“什么是对的?”
“就是你说的那只青蛙。那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