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古典时期希腊的自然景观会唤起人们心中的许多意象——英雄和亚马孙人、各路神祇、绘有图案的陶瓶、青铜塑像、大理石柱和神庙遗迹。但在谈到古典时代时，不太会有人想到巨大的乳齿象和猛犸象骨骼化石。然而，这些过去时代的巨大骨架确实就埋藏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所熟知的土地下。对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来说，远古时期“巨人”和“怪物”的遗迹是他们自然和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旨在探讨两个虽然简单但却出人意料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即巨型生物曾栖息于地中海地区，而古代人长期面对这些令人瞩目的化石化遗迹。

面对已灭绝的野兽的遗骨，古人对它们进行了收集、测量、展示和思考，并将他们对这些化石遗迹的发现和富有想象力的解读记录在了众多流传至今的文献之中。然而，古生物学却并未出现在我们通常认为的古希腊、古罗马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列表”上。古典时代，人们明明有古生物学发现，有相关思考和活动，为何现代科学和历史学并未注意到这一点？受到这个悖论的启发，我想要复原这些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从荷马时代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约公元前750—公元500年）的人类与化石接触的证据。

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古代人类与化石接触的历史一直藏于阴影之中。鲜有人知道，在数百万年前，中新世、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巨型哺乳动物曾游荡在后世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的地盘之上。而研究地中海区域脊椎动物古生物学的人，又对关于巨人和怪物的古代记录中涉及巨型骨骼和牙齿的详尽描述并不熟悉。大多数古典学家也不知道史前乳齿象、猛犸象、披毛犀、巨型长颈鹿、洞熊和剑齿虎的巨型遗骸仍在不断因侵蚀风化而显露在地中海区域的土地上。而认识到这些化石的出土地点恰恰就是那些古代神话里巨人和怪物的埋骨地，同时也是古代人声称发现巨型骨骼的地点的人就更少了。因此，古典学家倾向于把古代提及巨人或怪物的骨骼的描述仅仅解读成诗意的幻想或大众迷信的证据，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我认为，这些描述是地中海地区史前时期本土自然历史的证据。由于许多知名古代思想家，比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亚里士多德，都未曾提及这些非凡的遗迹，追寻那段自然历史将把我们引领到少有人涉足的古典学研究道路。

只有根据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曾经居住过的土地上鲜为人知的现代化石发现，对被忽视的关于巨大骨架的古典文本进行新的解读，才能补足我们缺失的古代化石知识。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现代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复原古生物学早期历史中缺失的重要一章。 ^[1]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明白，在远离海洋的地方发现的贝壳化石说明此地曾经是海洋。人们通常认为，对这种认知的赞同就是古生物学史的开端。随后，古生物学史学家发现他们缺乏古代人类发现大型脊椎动物化石的证据。就此，一些现代的历史学家曾经提到一个被谣传成源自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关于动物化石的重要观点。为了解释（我们曾以为的）古典时期的人们对大型史前动物骨骼为何兴致索然，科学家们的设想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种不变”理论作为某种教条，抑制了古代古生物学观念的发展，就像该理论在中世纪时期发挥的效用一样。后来，中世纪的人们对蟾蜍石和独角兽产生了一些有趣的误解，而这些误解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没有得到纠正。随后，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18、19世纪的那些科学发现引领我们来到了古生物学史的正式起点。

在古生物学史中，有四点关于古代人类在化石方面的经验的错误认识反复出现。首先，由于以上列出的几点原因，人们普遍认为，古希腊人即便已经意识到微小的海洋化石的意义所在，却从未注意到巨大的恐龙、猛犸象和其他已灭绝的脊椎动物的化石遗迹。为了解释这一令人费解的疏漏，一些古生物学史学家认为，古代人可能没有把这些巨大的矿化骨骼视作骨骼，有些人甚至提出，古代人可能“因为这些骨骼太大了而根本没有注意到它们”。 ^[2] 本书将首次向大家呈现大量古代证据，以证明上述观点错得多么离谱。

大型脊椎动物化石，即便只有骨骼和牙齿，也能引起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们强烈的思索和好奇。现代古生物学之父乔治·居维叶（公元1769—1832年）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这位法国自然学家是第一位提出猛犸象骨骼属于一种已经灭绝的象科动物的科学家。虽然居维叶是一位科学家，但是18世纪的古典学教育使他对古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也十分熟悉。他于1806年在巴黎发表了一份关于现存和已灭绝的大象的专题研究，其中总结了当时世界各地的猛犸象化石发掘史。他把人类最早发现猛犸象化石的时间追溯到了古典时代，引用了关于公元前5—公元5世纪在希腊、意大利、克里特、小亚细亚和北非的一些地方发现的巨型骨架和象牙的古代文献。在某种意义上，我正在沿着居维叶开凿出的历史道路继续前行。这条道路曾经被淹没、被遗忘在他那个时代的那些令人振奋的科学发现中。要沿着伟大的居维叶先生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行，这简直令人生畏，但有了古典学和古生物学的发展，以及这两个领域内的专家为我提供的新知识，把古代化石研究恢复到其在科学史中的正确位置已成为可能。

对那些长期被人忽略的证据的复原，和另一个现代古生物学由来已久的神话互相矛盾：人们认为，因为关于进化和灭绝的科学理论在那时尚未诞生，古典时代的人们对于脊椎动物化石无法进行严肃的思考。想要对化石做出有意义的解读，即把化石视作过去的有机遗存，人们就要对自然历史有一定的理解，而古代人并没有这种理念。例如，马丁·J. S.路德维克（Martin J. S. Rudwick）在他颇具影响的《化石的意义：古生物学历史》（ The Meaning of Fossils: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Paleontology ）一书中，就采用了这样的假设。

现在，是时候对这些假设进行反思了。也许，自然哲学家——连同亚里士多德在内——确实未曾明确阐述一种正式的理论来对脊椎动物化石进行解释，柏拉图和修昔底德这样的著名作家也从未提及这些巨型骨骼。但是，这并不应该误导我们，让我们因此认定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没有用来解释他们观察到的巨大的（和当时生存的动物都匹配不上的）化石化骨骼的概念或范式。事实上，人类对于古生物学最早的有据可查的思考就保存在关于自然之过去的希腊—罗马神话里，零散地分布于鲜为人知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民族志学家、自然历史学家以及自然奇观编纂者的记录中。而这些内容，在居维叶之后竟无人查看。对这些记录化石发现的朴实文献的阅读，赋予了普通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前所未有的生动形象，也让我们对古代生活有了全新而直观的了解。同时，它们还揭示了在我们甚少研究的古代通俗文学中隐藏的丰富自然知识。

第三个错误涉及一个有关古代大型脊椎动物化石的“事实”。20世纪早期以来，很多蜚声国际的古生物学史学家都相信一个传说：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曾在西西里的一些洞穴中研究过大象的头骨化石。这个现代神话认为，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恩培多克勒是第一个在写作中将史前大象头骨和荷马史诗《奥德赛》中被奥德修斯杀死在山洞里的古代传说中的独眼巨人联系起来的人。有人还宣称，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是第一个公开恩培多克勒的发现的人。关于这个现代神话，下面这种说法比较典型：“公元前5世纪，大象骨骼化石出土于西西里。恩培多克勒将这些化石解释为独眼巨人的骨骼……公元14世纪，薄伽丘引用了恩培多克勒的话，再次将其认定为独眼巨人的骨骼。”

1371年前后，当农民们在西西里的一个洞穴中发现巨型骨架的时候，薄伽丘确实在场。他站在聚集的人群中，人们鼓动彼此去做第一个碰触“巨人”的勇者。最后，当有人碰触这块化石的时候，化石立刻散成了尘土，仅存三颗巨型牙齿、部分头骨和一块巨大的股骨。薄伽丘根据《奥德赛》将这个“巨人”判定为独眼巨人。但是薄伽丘从未在自己的记录中提到过恩培多克勒。同时，在恩培多克勒残存的作品中，他从未提过头骨、洞穴、巨人或者独眼巨人，更别提大象了。古希腊人在这位哲学家去世100年后才知道大象的存在。 ^[3]

那么，这个谣传是怎么出现的呢？在一些也被这个故事愚弄了的历史学家的帮助下，我追溯到了杰出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奥赛尼尔·埃布尔（Othenio Abel）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陈述。埃布尔为何没有根据地声称恩培多克勒曾下此论断呢？原来，1914年，埃布尔正在写关于化石民俗传说的内容时，他灵光一闪，觉得古代水手可能把他们并不熟悉的大象头骨化石的鼻腔开口错认成为只有一个眼睛的巨人的眼窝。为了支撑自己的巧妙推断，埃布尔将这个观点推到了恩培多克勒的身上，这位古代哲学家恰好对生命起源进行过思考。虽然没有留存的证据，埃布尔声称“恩培多克勒曾在西西里的洞穴中有类似的发现，并且认为这些东西是已灭绝的巨人物种曾经存在的无懈可击的证据”。威利·莱（Willy Ley）是最早对埃布尔的恩培多克勒神话进行转述的历史学家之一。20世纪40年代，他又给埃布尔的谎言添了一笔：薄伽丘宣称自己发现独眼巨人时，引用过恩培多克勒的话，以增加权威性。就这样，埃布尔和莱的那乍听起来有理有据的论断以民间传说的形式被后人引用、阐释，而这些后来者却并没有查证过恩培多克勒和薄伽丘到底说过什么。

正如薄伽丘曾提及的“巨人”骨骼被人一碰就消散成尘埃一样，这个在古生物学领域广为接受的“事实”也经不住考验。人们很容易将埃布尔对于恩培多克勒的误传视作一场故弄玄虚的骗局。不过我认为，埃布尔之所以不惜搬出恩培多克勒对于原始生命形式的洞见，是因为他想要填补上文提到的古代记录的空白，即用于解释大型骨骼化石的现存哲学理论的缺失。从古至今，不少古生物学虚构故事的出现都不同程度受到这种想法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进行说明。

古生物学家常常会不自觉地犯第四个错误。人们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物种不变”理论对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关于进化和灭绝的理性思考来说，是个毁灭性打击。这种误导性观点失之偏颇地将不同的文化和时代等量齐观了。物种不变理论并不是古典时代唯一的理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只在中世纪欧洲与圣经教条融合后才转变成当时的主导观念。相反，中世纪前的1000年，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把这些大型史前遗迹视作巨型陌生生物的遗骸。他们认为，这些生物曾经在地球上出现、繁衍、流变，然后又在人类出现前因天灾而毁灭或自然灭绝了。

酷爱冒险的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在地中海区域甚至印度都发现了史前动物化石的存在。鉴于古今化石发现和古籍的特点，我们需要稍微跳脱出地理学和年代学的范畴。“古代”一词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意义：我们想要了解的是生活在“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解读“百万年前”的生物遗骸的。想要把古代发现与现代古生物学知识进行融合，我们就需要按照时间表和地图的指引，来一次时空之旅。本书所用文献和考古证据的时间范围从公元前8世纪起，到公元5世纪止（参见“历史时间线”）；地质年代时间参见“地质时间表”。

在古代口头民俗故事中，有一种奇异的生物——格里芬。本书的第1章将探寻格里芬的古生物学起源。通过阅读古希腊、古罗马文献中偶然遗留的线索，我认为格里芬的形象是基于没有文字的游牧民族在中亚沙漠中观察到的恐龙骨架而产生的。但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又是如何解读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观察到的别样的史前化石的呢？哪种动物曾经主宰史前地中海盆地？谁才是这些重要化石遗迹的主人？谁又负责解读这些化石？我将在本书第2章阐述以上几个问题，同时对地中海地区变化激烈的地质史和对该地区化石沉积层的现代发现进行探究。

在对散布在古典世界区域周边的不同种类的乳齿象、猛犸象和其他大型已灭绝哺乳动物的化石有了初步的认知之后，本书第3章将讲述特洛伊战争时期（约公元前1250年）至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约公元500年）人类发现大型化石骨架的故事。古生物学史上众多轰动性的“第一次”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史前骨架化石的最早测量记录，化石露出地表的自然和人为条件的最早记述，最早的古生物学博物馆，最早意识到中新世乳齿象就是象类，最早利用遗骸对史前动物进行复原，关于化石发现的最早图示，对希腊、意大利、法国、埃及、土耳其、印度等地化石沉积层的最早记录等（附录收集了大量文字证据以支撑第3章引用的内容）。人们将这些巨型生物的骨骼视作神话中的旧时遗迹，还将其奉为自然的奇迹，在神庙和其他公共场所进行展示。细读古代文献并与熟悉地中海和亚欧的化石的古生物学专家一起讨论，能够让我们最终判定这些在古代就被人类发掘的巨大骨架属于何种动物。

古代艺术家是如何对埋在土里的巨人骨骼和怪物骨骼进行形象化创作的呢？古代人收集的骨骼化石是不是发掘自古代遗址？本书第4章将利用鲜为人知的艺术证据与考古学证据，证明古人对化石的兴趣。

本书第5章将深入剖析希腊—罗马神话，找出神话中那些能够帮助普通人理解这些从土里刨出来的神秘而体量庞大的遗骸的概念。民间传说的情节包括了过去生命形式的变化与毁灭。在探寻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代自然哲学家们为何面对周遭的巨型骨骼而沉默不语时，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将浮出水面：官方的科学判定和大众信念之间的冲突。本章结尾还将对古典时代古生物学的洞见进行总结。

在本书第6章，我们会了解到，古生物学骗局（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实际上就是对大众信念和科学之间的矛盾的一种回应。今天，横亘于大众迷信和科学知识之间的鸿沟似乎无法跨越，科学家常常哀叹他们无法向大众传达他们将真理与似是而非的虚构相分离时的兴奋。一些科学怀疑论者认为，想要弥合两种世界观之间的矛盾，是对神话和科学的双重侮辱。 ^[4] 但是，如果我们把古代古生物学“故事”和一些现代例子进行对比，我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的好奇心和神话想象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紧密。

法国古生物学专家帕斯卡尔·塔西（Pascal Tassy）发问：“化石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不是既被时间毁灭，又被时间保存下来的遗迹，还能是什么呢？”他对化石的定义同样适用于零散的古代文献和考古学证据。正如化石就是“化石化的时间”一样，古代人工制品或文本也是如此。古生物学家、古典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任务十分相似——发掘、破译，并让这些我们无缘亲历的诱人的时间余烬重焕生机。 ^[5] 本书就是首次试图完成这项任务的尝试，但愿本书能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对古生物学萌芽的研究。

[1] 关于古典学家对古典文献中蕴含的自然知识的长期忽视，参见Greene 1992, xvii–xviii。关于前科学时代无文字文明的自然知识，参见“Digging into Natural World Insights”1996。一些古典学家认为大型化石骨骼和神话巨人、怪物之间有某种关系，例如Frazer 1898, commentary at Pausanias 1.35.7; Pfister 1909–12; H. Rackham （Loeb）,n. b at Pliny Natural History 7.73; Levi 1979, n. 241 at Pausanias 8.32.5; Huxley 1979; and Hansen 1996, 137–38。地中海地区大型已灭绝哺乳动物化石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是，自20世纪中期起，古生物学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小型哺乳动物化石遗迹上。小型物种化石能比大型物种化石揭示出更多进化线索（Bernor, Fahlbusch, and Mittman 1996, 135）。同样，比弗托、屈尼和勒夫（Buffetaut, Cuny, and Le Loeff, 1995）发现，正是因为现代进化论学者们对小型哺乳动物的关注，人们对法国丰富的化石资源知之甚少。

[2] William A. S. Sarjeant in Currie and Padian 1997, 340.“令现代人震惊的大型椎骨、肋骨和肢骨在古代因为其体积太大而无法获得人们的关注——即便人们发现了它们，也不会认为这些东西是动物骨骼”：Sarjeant in Farlow and Brett-Surman 1997，4。在《脊椎动物古生物学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1987年，第3—5页）中，比弗托承认大型骨骼化石在古代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还引用了古代文献。研究古希腊—罗马时代科学的权威人士一般认为，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大型骨骼化石的存在，仅仅注意到了小型海洋生物化石，参见 Sarton 1964, 180, 560; Kirk, Raven, and Schofield 1983, 168–79。

[3] Boccaccio Genealogy of the Gods 4.68.薄伽丘的确未曾提过大象。当地数学家计算出，“巨人”的高度约有200腕尺（约300英尺或86米）。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研究薄伽丘的学者罗伯特·奥朗代（Robert Hollander）为我提供薄伽丘著作的翻译和解析。17世纪，德国学者阿萨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到西西里岛研究洞穴中的化石，其中就包括薄伽丘的巨人。他将骨骼长度修正为30英尺（约9.1米），并认为洞穴中的一些骨骼属于大象，而这些大象是被古代非洲或亚洲侵略者带至此地的。基歇尔的解释自17世纪成为解释欧洲猛犸象遗迹的主流观点。基歇尔测量的骨骼尺寸也有夸大之嫌，因为这种“巨人”骨骼基本可以被认定为一头更新世矮象的遗骸，现已知此类化石常见于地中海地区，特别是西西里岛的海边洞穴之中（见本书第2章）。恩培多克勒可能曾经在西西里岛见过类似的骨骼，但在他传世的著作中并未见相关内容。Inwood, 1992; Wright, 1995.布拉德·因伍德是多伦多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兼恩培多克勒文集的译者。他表示：“据我所知，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恩培多克勒了解西西里岛的史前动物遗骸，也没有证据表明恩培多克勒认为这些遗骸是巨人的遗骨。”Personal communication, October 16, 1997.本书将在第5章探讨恩培多克勒和其他古希腊、古罗马自然哲学家的理论，在第2章探讨古希腊人对大象的了解程度。

[4] 关于民间流行信仰和科学之间的隔阂，参见侯世达的文章《流行文化和对理性质疑的威胁》（“Popular Culture and the Threat to Rational Inquiry”，1998）。迈克尔·舍默在《人类为何相信奇异事件》（ Why people Believe Weird Things ）中表示：“把神话变成科学，或是把科学变成神话的尝试，既是对神话的侮辱……也是对科学的侮辱。”（1997年，第130页）

[5] Tassy 1993, 30–31. 居维叶还将古生物学与考古学进行了比较：Rudwick 1997, 34–35, 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