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梳理关于中亚金矿附近的化石沉积层的文献时,我发现13世纪的中国旅行者特别害怕吐鲁番和罗布泊附近沙漠中不祥的白骨之地和像白骨一样的坚硬、明亮的白色石堆。而根据伊赛多涅斯人的传说,龙和魔鬼经常出没于此地。人们普遍认为,最早记录龙骨的文献是一本编写于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编年体史书。在开凿中国北方的一条运河时,“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
然而,《易经》中早就记载了龙的传说。《易经》的编纂时间略晚于荷马时代。像荷马一样,作者记载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的古老传统。《易经》中的预兆和建议主要针对农业生产事宜。其中一条关于农业的预兆是“见龙在野”,我认为这指的是农民在犁地时发现了土地中的史前动物的骨骼。这一现象常见于化石产地,根据《易经》所言,这是一个吉祥之兆。事实上,龙骨就像是种经济作物,因为人们可以从地里收获龙骨和龙牙。数千年来,中国民间将龙骨视作药材,农民期望从龙骨上获取额外的收入,许多人在冬天农闲时去参加自古有之的挖龙骨活动。中国药剂师的供应商们对龙骨的来源了如指掌,但一旦提及此事都讳莫如深。正如法国古生物学家埃里克·比弗托所说,19世纪的欧洲人“在中国大城市的药店里有很多重大的考古学发现”。根据1885年中国海关相关文献的记载,中国当年向外出口龙骨20吨,而中国人在国内消费的龙骨吨数则难以计数。
1919年,瑞典地理学家约翰·安德森(Johann Andersson)成为在中国北方发现重要龙骨的第一位西方人士。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奥托·师丹斯基(Otto Zdansky)则对1923—1925年的龙骨发掘进行了研究。几个世纪以来,化石挖掘者把红土层挖得千疮百孔。他们就像现代考古学家一样,把沉重的钙化骨骼用滑轮从土里取出来,将沉积物过筛、清洗、贴标,然后保存起来。师丹斯基辨认出了很多已灭绝的上新世物种,包括三趾马类和上新鹿类。他发现,虽然大家依照习惯将这些东西称作龙骨,但工人们已经辨认出这些骨骼、牙齿和兽角属于熟悉物种(比如马类和鹿类)的变种。英国古生物学家肯尼思·奥克利(Kenneth Oakley)指出,传统中国龙的某些特征,比如明显属于鹿的角,与上新世和更新世时期一些史前哺乳动物形象相似。
1920年,美国探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看到了关于戈壁沙漠的龙牙和龙骨的报道,对此十分感兴趣。他知道,俄罗斯地质学家曾于1892年沿古老的商路找到一颗犀牛牙齿化石。他还研究了古生物学家瓦尔特·格兰杰(Walter Granger)于1921年购买的龙骨样本(这些龙骨由农民在师丹斯基龙骨坑中挖掘而出)。在以上发现的基础上,1922年,安德鲁斯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资助下带队对戈壁沙漠南部进行远征探索,搜寻史前遗迹和原始人类生存证据。
沿着始于中国的商路,探险队进入荒凉之地。他们发现了大量化石,这些化石或是直接散落在地表,或是部分露出地表。化石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用安德鲁斯的话说,化石“像石头一样撒满了地面”,地表似乎“被遗骨所覆盖”。对学界而言,许多物种都是首次发现的恐龙物种。安德鲁斯的团队首次辨认出了恐龙巢穴和恐龙蛋。这些惊人的发现最终被大张旗鼓地运送至纽约。
安德鲁斯中亚远征团队在到达火焰崖(Flaming Cliffs,距阿尔泰山脉30英里,约48.3千米,位于今蒙古)的第一天下午就发现了一块恐龙头骨。两周之内,他们已从红土层搜集到了超过1吨的化石;两年之内,他们已经发现了超过100具原角龙和鹦鹉嘴龙的骨架——这两种恐龙生活于白垩纪(约1亿—6500万年前)。根据安德鲁斯拍摄的照片,这些恐龙骨架露出地表,惊人的是它们同时具有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特征。原角龙的面部形似短柄斧,身长6—8英尺(约2米),和狮子体形相似,长有四肢。它的头部长有一个吓人的喙和两个巨大的眼窝,在其头骨后方有一个细褶(见图1.10和图1.11)。鹦鹉嘴龙体形更小,4—6英尺长(约1.5米),颧骨(或者说面部隆起的部分)突出。在这片沙漠中,恐龙骨架大多保存完好,带喙的头骨仍然连接在身体上。“血管和神经的沟壑、凹陷等细小的表面特征”仍然清晰可见。
图1.10 原角龙骨架,由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发掘于戈壁沙漠。Neg. 312326,照片由安德鲁斯拍摄,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图书馆服务部提供
图1.11 埋在地里的原角龙头骨,由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发掘于戈壁沙漠。Neg. 410737,照片由安德鲁斯拍摄,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图书馆服务部提供
原角龙及其亲缘恐龙的喙和髋的结构确实和鸟类的结构相似。关于这一点,古代亚洲的游牧民族——熟悉大型猛禽的放鹰(猎)人一定早就注意到了。事实上,克特西亚斯在公元前400年的描述一点都不离谱——这真的就是“一种长着四条腿的鸟类”!此外,在沙漠中浅浅的凹槽处,四处可见化石化的恐龙蛋,甚至是刚刚孵出来的小恐龙。这些恐龙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们属于多种恐龙——的排列方式和鸟类的蛋的排列方式一模一样(见图1.12)。
图1.12 一窝化石化恐龙蛋,由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发掘于戈壁沙漠。Neg. 258267,照片由安德鲁斯拍摄,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图书馆服务部提供
安德鲁斯高调地把戈壁沙漠的化石运往美国,并对恐龙蛋进行拍卖(5000美元一枚)。他的这种做法激怒了当地居民,于是西方探险团队被禁止在戈壁沙漠继续进行探险科考。20世纪60年代,波兰——蒙古科考团队在戈壁沙漠开展了一次重要的发掘活动,发现了大量原角龙和其他恐龙。1986年,在中国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古生物学家戴尔·罗素、菲利普·柯里(Philip Currie)和董枝明带队的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团队开始对戈壁沙漠西部进行探索,而这一地区正是古代伊赛多涅斯人的核心活动区域。准噶尔盆地荒芜的红色岩层结构和天山山麓地带埋藏着大量侏罗纪到白垩纪的恐龙遗骸。恐龙巢穴和恐龙蛋也很常见。这里曾生活着很多鹦鹉嘴龙——事实上,这种长着鹦鹉嘴的恐龙是目前人类已知的数量最多的恐龙。沿着古老的商路遗址,人们甚至在更靠西的地区——乌兹别克斯坦的克孜勒库姆沙漠发现了带喙的恐龙。
在古代商路沿线的风蚀沙丘、沉积盆地和红色沉积岩中,金沙受侵蚀冲刷作用被带到地面,而史前动物遗迹也在这种力的作用下露出地表。沙漠极度干旱、植被稀疏,因此发现地表的化石并非难事。即便对外行而言,这些头骨和骨架也十分显眼。周围松软易碎的石块使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发掘出本就半藏半露的化石。白色的骨骼裸露在红色的土地上,颜色对比鲜明。1992年,我听说一对美国的业余化石追寻者在戈壁沙漠看到了一只探出砂岩峭壁的喙。当天晚上他们就发掘出了一具完整的站姿原角龙骨架。1993年,人们发现了更多后脚站立的原角龙骨架,它们的姿势表明这些原角龙死于沙尘暴。彼得·多德森在他的《有角的恐龙》( The Horned Dinosaurs )一书中曾提到,戈壁沙漠里随处可见原角龙化石,它们常常保存完好,是有喙恐龙的“上好标本”。他还称发掘这些恐龙化石“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并透露说有一些古生物学家把这些恐龙叫作“讨厌鬼”!
我还联系了罗素和柯里,想了解他们对我的格里芬传说起源论的看法。他们也认为,古代游牧民族肯定能观察到不断露出地表的保存完好的有喙恐龙骨架。原角龙的体形恰好和狼或狮子相近,而且很像某种不能飞翔的大型四足猛禽。因为化石床临近金矿,所以游牧民族会认为它们在守卫通往阿尔泰山山麓地带金矿的路。这个谜团自我在希腊萨摩斯岛时就萦绕在我心头,现在终于解开了:在格里芬故事的起源地——中亚,久未现身的格里芬终于“重现江湖”了。
像现代古生物学家一样,观察到“格里芬骨架”的古人必须依赖于他们所熟悉的动物,才能对活着的格里芬的形象进行想象。作为猎人、养鹰人和牧民,他们对于猛禽和哺乳动物的生理构造和行为了解颇深。而且,根据斯基泰艺术的写实细节,我们还能推断出,他们特别善于观察(见图1.13)。
图1.13 艺术家设想的斯基泰游牧民族把原角龙骨架化石(上)想象成格里芬(下)的过程。图片由艾德·赫克绘制
在关于格里芬的古代自然历史中,格里芬的鸟类特征除了有喙和产卵,还包括往巢穴里收集黄金等发光物体。古代的鸟类观察家熟知鸟类的这种习性,例如,老普林尼就曾谈论在鸟巢中发现的宝石。但是,黄金到底是如何出现在恐龙巢穴中的呢?阿尔泰地区的黄金来自火成岩,其生成年代比含有恐龙化石的白垩纪沉积岩早几百万年。但雨水和溪流不断地将金沙从山上冲刷至山下,重力和风力又使这些金沙散落在地质年代更晚的沉积岩上。戈壁沙漠中的沙暴能够卷起鹅卵石大小的银币。在古代,公元4世纪的作家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就已知道,当狂风吹过沙漠后,沙丘变形,矿物露出地表,游牧民族就趁此机会去沙漠中寻宝。老普林尼曾提到,住在沙漠中的人会在沙暴过后迅速出发,寻找散落在沙丘上或被卡在石块间的珍贵宝石。现代旅行家也证实,戈壁沙漠在经历沙暴后会有许多矿物露出地表。也许,有人偶然间发现了化石化的恐龙蛋之间有黄金的存在,这可能会让他们产生格里芬在收集黄金的想法。 [9]
古代的格里芬故事的惊人之处在于,它预见了我们关于恐龙的最先进——也最受争议——的理论。现在,大多数专家认为恐龙是一种行动灵敏、形似鸟类的恒温四足动物,而不是行动缓慢的爬行动物。古生物学家根据化石记录及我们对现存物种的了解来推测恐龙的行为与生理,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生活在2500年前的古人在看到与我们如今所见相同的“物证”时,则将格里芬想象为一种行动灵敏但不能飞翔的四足卵生恒温“鸟类”。今人对恐龙形象的想象历经了从笨重、迟钝的蜥蜴到灵敏、轻巧的动物的转变。与之相似,古人对格里芬的刻画也显现出了由粗笨的爬行形态到身体线条更流畅、行动更迅捷的形态的变化。
杰克·霍纳对于人类与恐龙遗骸之间“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接触”给出了自己的说法。他认为:“现在看来,戈壁沙漠里的长翅膀的格里芬——这一奇异的具有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特征的混合体,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贴近事实。”霍纳指出,虽然这些游牧民族“只能对自己不熟悉的动物的起源,对它们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和现在的行踪做出猜测”,但是他们基于想象和细致的观察所构建的模型,要比许多19世纪和20世纪的古生物学家试图重构的恐龙形象更加接近戈壁荒漠中真实的原角龙骨架。霍纳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在人们的印象中,蒙古地区的史前游牧民族落后而迷信,那么为什么他们对古生物学证据的解读反而比后启蒙时代的科学家更贴近原型呢?”
对此,霍纳的解释是,游牧民族的“概念工具箱”(conceptual toolbox)不受死板的林奈分类系统 [10] 的影响。“如果这些游牧民族也用林奈分类系统观察世界,他们就会认为原角龙应当被归到某一类(鸟类或哺乳类)。他们就不会无偏见地接受自己的双眼看到的东西——在戈壁沙漠发现的生物的确拥有两类动物的特征,所以这种动物或同时属于两种类别或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
事实上,实践观察和权威文献之间的矛盾早在18世纪中叶林奈分类系统出现前就已经显现。依据他们听闻的格里芬故事和所见的格里芬图片,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也和游牧民族一样,认为格里芬是一种不能飞的、在地面上筑巢的四足鸟类。只有老普林尼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的动物学模型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分类法 。本书第5章将会论述,相比萨卡-斯基泰人和希罗多德等思想开放的作家,古代自然哲学家对于模糊的范畴更为敏感。哲学家们对理论层面的担忧显然妨碍了他们对那些令旁人啧啧称奇的遗骸的关注。有趣的是,著名哲学家、生物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对一种现存于世的异域生物的模糊特性进行过描述,这种动物就是鸵鸟。在《动物之构造》( Parts of Animals )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详细描述了鸵鸟是如何集鸟类和大型哺乳动物的双重特征于一身的,并注意到鸵鸟虽有翅膀但却不能飞翔。这段材料和亚里士多德另一篇讨论海怪的文献一起,使他对在当时被认为和鸵鸟一样真实的格里芬的缄默显得更加令人费解。 [11]
1860年,古已有之的关于格里芬是否属于鸟类的争论也体现在了动物学家安德烈亚斯·瓦格纳(Andreas Wagner)给1.5亿年前的始祖鸟(一种“看起来像鸟类”的带羽爬行动物)化石起的外号中。瓦格纳给它起名为 Griphosaurus problematicus ,意为“存疑的格里芬——蜥蜴”。而今天,人们对鸟类和恐龙之间的关系、其羽毛的形成和飞行的起源等问题争论不休。1994年,一名中国农民发现了一批长羽毛的恐龙新物种(中华龙鸟、孔子鸟、辽宁鸟和原始祖鸟),使人们对于上述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支持鸟类起源于温血恐龙的假说的耶鲁大学古生物学家约翰·奥斯特罗姆表示这些发现令人震惊。菲利普·柯里在得知此新发现后十分激动,他的反应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古代观察者在看到格里芬遗骸时的反应:“突然之间,你不再是和一种早已灭绝的生物打交道,恐龙依然活着”,它们以鸟类的形态存活于世!
这些出土于中国的样本究竟是原始的鸟类,还是鸟类和恐龙的过渡物种?古人围绕格里芬的外形、飞行能力和行为等问题产生的争论早已预示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埃斯库罗斯曾在他的剧作中强调,格里芬有鹰嘴一样的喙,但是没有翅膀。古希腊艺术家是否为了与格里芬的喙相配,才把程式化的翅膀加到陆生动物格里芬的身上呢?这些添上去的翅膀也让我们对其他神话生物产生了同样的疑问,比如斯芬克斯(这也是一种不能飞的生物)。然而,尽管格里芬有翅膀,古代作家和艺术家却都认为格里芬是一种陆生动物,它们不会飞,在陆地上捕食、筑巢。
正如现代古生物学家无法确定恐龙的外观一样,古代人也不能确定格里芬是被毛、无毛还是被羽。克特西亚斯曾经听说这种四足鸟类长有黑色和红色的羽毛。泰耶阿的阿波罗尼奥斯猜测格里芬有蹼状附肢,可以在打斗时辅助跳跃。这种猜想预见了奥斯特罗姆关于恐龙长有羽毛的翅膀可以延长恐龙的腾空时长的观点。而帕萨尼亚斯并不认同他所处时代的流行观点,他认为格里芬长有羽毛,而不是带有斑点的皮毛。埃里亚努斯曾转述人们对于羽毛颜色的不同看法。这种不确定性也反映在雕塑家和画家的作品里,他们利用自己的想象来表现格里芬颈部的状态:有的被羽,有的有鳞,也有的具有颈盾或粗糙似皮革的皮肤。此外,正如我在萨摩斯考古博物馆观察到的那样,格里芬的体形也涵盖了从纤细到强壮的各种样式。它们的姿态也不尽相同:有些格里芬四足站立;有些则用两条后腿站立,前肢抓着猎物。有趣的是,许多原角龙化石被发现时就是这些站姿。
除了翅膀以外,古代艺术作品中还出现了奇怪的“耳朵”和头冠。在萨摩斯的青铜格里芬展馆中,格里芬前额的形态多种多样:有的格里芬前额没有附加物,有的头顶会有一些凸起,还有的长有或大或小的角或瘤。有些格里芬长着类似兔子那样的长耳朵,有的则长着精灵一样的小而尖细的耳朵。少数艺术家给格里芬的颈部加上了类似海蛇或刺龙的颈部的装饰。艺术家是如何呈现目击者那些混乱的描述的呢?有一些格里芬的头部和鹦鹉嘴龙头骨十分相似,有人还在格里芬的喙里表现出了牙齿的存在,就像原角龙类恐龙的头骨一样(见图1.14)。
图1.14 金质格里芬首(左),由萨卡-斯基泰人制作于公元前7世纪,出土于伊朗西北部。鹦鹉嘴龙头骨化石(右),常见于准噶尔盆地、乌兹别克斯坦和戈壁沙漠西部。图片(未按比例)由本书作者绘制,格里芬首现存于德黑兰考古博物馆,参照K.耶夫玛(K. Jeffmar)《草原上的艺术》( Art of the Steppes ,纽约:皇冠出版社,1964),彩插47
也许,复杂的头部结构是为了表现出鹦鹉嘴龙头骨颧骨突出的特点。我认为,古代人是借由看到的带喙恐龙的遗骸形象创造出了格里芬。彼得·多德森也支持我的观点,他还指出格里芬身上出现的翅膀和耳朵可能是古人“解释原角龙头骨后上部颈盾的尝试”。借用埋藏学,即研究生物体死后遗体变化过程的学科,杰克·霍纳提出格里芬的耳朵、凸起和翅膀可能是为了表现风化的原角龙的外观。霍纳认为,原角龙颈部半透明的骨质颈盾薄如蛋壳,这些颈盾往往在人类发现头骨前就已经破裂或者消失,留下的结构就像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描绘的格里芬的角那样。霍纳同时指出,恐龙伸长的肩胛骨恰好位于格里芬长有翅膀的位置。熟悉猛禽的古代观察者可能把那长长的肩胛骨当成了翅膀连接身体的关节。随着故事流传下来,艺术家又给格里芬加上了程式化的翅膀。
不同种类的恐龙可能也曾为格里芬形象的塑造添砖加瓦,比如在哈萨克斯坦地区和戈壁沙漠西部发现的长28英寸(约71厘米) 的镰刀龙( Therizinosaurus )爪部,以及波兰——蒙古科考队在蒙古南部发现的巨型恐手龙( Deinocheirus )的爪部。亚洲其他的恐龙种类——其头骨和脊椎或瘦骨嶙峋,或长有颈盾,或满是结节,或光滑,或有刺——都可能与有喙恐龙混合在一起。例如准噶尔翼龙,一种长有尖喙和头冠的恐龙,其化石出土于阿尔泰山脉伊赛多涅斯人的生活区域西部,翼展长达10英尺(约3米)。 阿波罗尼奥斯关于格里芬有蹼状膜的论断是不是基于对这种翼龙遗骸的观察呢?
由于原角龙属骨床通常既有成年恐龙,也有幼崽,一些古生物学家据此认为恐龙会哺育后代。关于这一论断,争论颇多。古代艺术家描绘了格里芬保护幼崽的场景,这一场景曾出现在埃里亚努斯的描述中。也许,古代游牧民族曾见过正在孵蛋的恐龙的化石。1923年,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就在戈壁沙漠发现了类似的场景。但这类场景却被解读为恐龙的偷蛋而非孵卵行为。直到1993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克·诺瑞尔(Mark Norell)和迈克尔·诺瓦切克(Michael Novacek)发现了恐龙保护自己的蛋的化石,这种观点才被纠正过来。在《恐龙的生活》( Dinosaur lives )中,杰克·霍纳让人们注意到现代人对恐龙的攻击和防御行为存在误解。 有趣的是,埃里亚努斯曾提及格里芬育雏时的攻击行为。一些淘金者声称,格里芬是因为想要守卫巢穴中的黄金才攻击入侵者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格里芬是在捕猎人类。但是埃里亚努斯认为,假如格里芬攻击了人类,它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幼崽。
也有人认为,伊赛多涅斯人散播守卫黄金的格里芬的故事,就是为了让同样想要寻找黄金的对手知难而退。一旦这个故事传播开来,即使是对此心存怀疑的人,也会被沙漠中那骇人的骨架和强有力的喙(这些证据正好符合传说中格里芬的外观)说服。总之,古希腊、古罗马叙事和艺术中出现的格里芬形象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们已在中亚发现了有喙恐龙的化石遗迹。这些恐龙化石数量众多、保存完好,它们对现代古生物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神话中的怪物可以追溯到恐龙的遗迹,黄金守卫者格里芬就是已知的最早范例。3000年前,对地质作用的力量和时间的跨度毫无概念的游牧民族,在缺乏正式的演化和灭绝概念的基础上想象出了恐龙在地球上生存的最后图景并对其进行了描绘。霍纳站在游牧民族的角度想象:“如果你看到一具原角龙骨架,或者别的什么不同寻常的骨架,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类似的动物曾经存在过,即便不是生活在附近,也是在别的地方。再者,找到我们所不熟悉的动物骨架并不意味着这种动物所属的种群已经灭绝。” 把恐龙灭绝的事情先放一边,萨卡-斯基泰人和有文字的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对格里芬形象的重塑与我们现在对原角龙的理解十分相近。从他们细致的观察和动物学知识出发,萨卡-斯基泰人和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想象出了一种光怪陆离——但却有理有据且能自圆其说——的关于曾经出没于后世游牧民族淘金的荒漠地带的有喙恐龙的自然历史。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人们是如何对一些奇异生物留下的不可思议的化石遗骸产生好奇心并寻求答案的。前达尔文时代对于化石的解读很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这些记录能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想象力,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正如约翰·奥斯特罗姆近期对我说的:“古代人对他们生活的土地的理解远比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受过教育且聪明的后辈所愿意承认的要广博。”对于萨卡-斯基泰人而言,“格里芬就是真实世界的一员,就像中华龙鸟就真实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一样”。重塑开放的观念、细致的观察和无拘无束的想象力,是活跃的科学思想家非常看重的。正如霍纳所说:“永不停歇的想象力在我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帮我填补理论的空白,识别范式与规律,并提出有助于搜寻新线索的假设与猜想。”他认为“事实和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理解我们无从得见的神奇生物来说很关键,甚至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自身“轻如鸿毛”的命运。 [12]
在拼凑格里芬的故事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对错乱而细碎的证据进行细致观察,能让人受益良多。如果古希腊、古罗马作家保留下了足够多的证据以证明没有文字的亚洲游牧民族创造了有喙恐龙化石的自然历史,那么我们也可以试着去复原更多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自己的古生物学发现的证据。我又回到了萨摩斯岛,想要找出此地解读萨摩麟骨骼的希腊神话,而这个故事让我又搜集到了地中海地区关于化石的另一些不为人知的古代文献。
长途跋涉的旅行家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将格里芬的传说传播开来。历经时间和地域的变迁,古希腊、古罗马作家对自己听说的故事进行描绘,对格里芬的细节展开争论——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萨卡-斯基泰人其实仅通过骨骼就编造出了栩栩如生的故事。本书后续的章节将体现出古希腊、古罗马文献的独特之处:不像由非主流文明进行传播的斯基泰传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详细记录了古代有文字的文明接触化石的直接经验。即便这些文献仅有一些残篇留存至今,也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完整,古希腊、古罗马文献包含了全世界最早的有关化石发现的文字记载,而且许多都是一手资料。希罗多德、帕萨尼亚斯和埃里亚努斯这样的作家记录了他们和他们同时代人在面对大得骇人的骨骼时都想过、说过、做过什么。在本书中,我首次收集并整理出了这些之前从未经受过现代古生物学检视的文献,以期重现古生物学史的最早记录。
古代人发现化石的故事充满了曲折、机缘巧合,充满了令人遗憾的误判、无心插柳的发现以及许多古生物学的“第一次”。为了重新拼凑出这个故事,我们首先要了解脚下的这片土地。本书第2章将论述塑造了地中海地区地形的激烈的地质剧变。地中海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地质年代较晚,因此没能像斯基泰地区一样保存有白垩纪的恐龙化石。希罗多德、帕萨尼亚斯和其他古代学者所观察到的那些令人费解的骨骼属于生存在中新世、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巨型动物。希腊现代古生物学始于现在几乎被人遗忘的1839年全球范围的“骨骼大发现”和对地中海地区的乳齿象、猛犸象、犀牛、爪兽、巨型长颈鹿(如萨摩麟)、洞熊、剑齿虎遗迹以及其他大型古兽遗迹的革命性发现。这些现代发现虽较少受到关注,但意义重大。它们使我们得以勾勒出那些震惊古代希腊人、罗马人的巨型骨骼的尺寸和样貌。
[1] 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是质疑古代旅行家记述的传说这一“科学”运动的最早倡导者。他认为格里芬是一种神秘的符号[见其著作《常见错误》( Vulgar Errors ),1646年]。1652年,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提出反对观点,认为古代人实际上是在描绘一种罕见但真实存在的动物。不过在当时,布朗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我认为格里芬的出现受到了人们对史前化石的观察的影响,参见梅厄在1989年、1990年、1991年、1994年发表的作品。关于古今全部参考文献,参见梅厄1991年的作品和梅厄与希尼1993年共同出版的作品。
[2] Aristeas and his epic poem The Arimaspea : Bolton 1962 and Phillips 1955.
[3] Aeschylus Prometheus Bound 790–805. 埃斯库罗斯(根据某些学者的观点,也可能是其子)可能借鉴了关于斯基泰的其他民俗故事。Griffith 1983, 230, 266. 埃斯库罗斯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化石化的地质进程的诗意图景,详见本书第2章。
[4]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2.44, 3.116, and bk. 4, esp. 4.13–27. 在伊赛多涅斯人生活的区域以外,生活着与格里芬斗争的游牧民族,他们被称为阿里玛斯波伊人,这是一个来自斯基泰的单词,被古希腊人误译为“独眼的”。这个单词很可能意为“沙漠地区马匹的主人”。Mayor and Heaney 1993, 10–16; Mayor 1994, 55. Vases: Bolton 1962, 37; Mayor and Heaney 1993, 47, fig. 6. 未有其他标注的情况下,译文出自《洛布古典丛书》。
[5] Photius Bibliotheca 72.46b30; Ctesias De Rebus Indicis 12.
[6] Pomponius Mela 2.1. Pliny Natural History 10.136, 7.10. Philostratus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3.48.
[7] Pausanias 1.24.6, 8.2.7. Aelian On Animals 4.27; see also Bolton 1962, 65–72. 在中世纪,格里芬被基督教寓言确立为符号性的动物。格里芬的历史:Armour, 1995。
[8] 中世纪的巨人论和关于龙和怪物的传说中与化石相关的内容可参见Stephens 1989; Sutcliffe 1985, chap.3; Buffetaut 1987, chap.1; Wendt 1968, 18–25; Thenius and Vávra 1996。克拉根福龙:Abel 1939, 82–83; Buffetaut 1987, 13; Thenius 1973, 37–38; Thenius and Vávra 1996, 23–24。独眼巨人:Abel 1914 and 1939; Thenius and Vávra 1996, 19–21; Homer Odyssey 9; Hesiod Theogony 139–46, 501–6。矮象(实际上是微型猛犸象):Shoshani and Tassy 1996, chap. 22。特奥多罗(Theodorou)在其1990 年出版的著作中写道,锡拉岛火山爆发时,蒂洛斯岛(Tilos)的矮象在寻找庇护所的过程中死掉了(见第2章)。戴维斯1987年的著作的第119页对比了侏儒象( E. mnaidrensis ,肩高6英尺,约1.8米)和欧洲矮象( E. falconeri ,肩高3英尺,约0.9米)与古菱齿象(肩高13英尺,约4米)。矮象重约1.5吨:Lister and Bahn 1994, 149。关于独眼巨人传说的解读史,参见Glenn, 1978。
[9] Theophrastus On Stones 6.35. Pliny Natural History 37.65, 37.112, 37.146. 迈克尔·诺瓦切克记录了金沙被吹到化石上的可能性(1996年,第141页),关于近期对戈壁沙漠化石遗址风积和崩积的沉积学研究,参见Monastersky 1998 and Wilford 1998。恐龙的巢穴可能成为金沙的分样器,“化石”黄金可能自白垩纪起就通过古代径流沉积于此:Higgins and Higgins 1996, 108; Curri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y 1991。中亚沙漠中的古河床:Brice 1978, 319–34。
[11] Aristotle Parts of Animals 697b14–26. Lloyd 1996, 80 n.13. 古代人已经对其他不能飞行、只能生活于陆地的鸟类有所了解;例如Herodotus 8.250–60。鸵鸟:Bodenheimer 1960,132。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532b19–29中讨论了各种“不可归类”的海怪的外形,详见本书第5章。
[12] Ostrom,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ugust 1997. Horner and Dobb 1997, 12, 232, 101–2, 224–25. 在第226—227页,霍纳用游牧民族诗人一样的口吻写道,“我一生都在游荡……穿过光秃的山丘和石滩……让我的想象力尽情地释放”,并在不断变化的证据面前检验种种观点。塔凯(Taquet, 1998, ix)也将古生物学家和游牧民进行了比较。化石对人类的意义:Horner and Dobb, 101–2, 203, 218, 225; Spalding 1993, 294–97; Norman 1985, 8–9。
[10] 卡尔·林奈在其巨著《自然系统》( Systema Naturae )中,把自然界划分为矿物界、植物界和动物界,并用了四个分类等级——纲、目、属、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