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廪实
勤俭自持①，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②，此君子也。⑧服官二十年③，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④，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⑤，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⑥，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大抵军政吏治⑦，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⑧，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⑨，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⑩，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②不讲，良为通论（11）。
①自持:自己维持，自己坚持。
②处约:生活在穷困之中。《论语·里仁》:“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爷”
③服官:为官，做官。
④寒素:家世清贫低微。
⑤奢华:奢侈浮华。
⑥兴:蓬勃发展，兴旺。
⑦军政:军中政教，军中政事。
⑧王介甫: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诟病:指出他人过失而加非议、辱骂。
⑨时艰:时局的艰难困苦。
⑩叶水心: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世称水心先生。
永嘉(今温州市鹿城区)人。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与当时朱熹的道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
（11）通论:通达的议论。
勤俭自立，习惯劳苦，能够置身于优裕的环境中，也能够置身②节俭的环境中，这才是知书达理的君子。我做官二十年，一丝一毫不敢沾染官宦的奢侈习气，日常的饮食起居，还谨守着贫寒朴素的家风，极为俭朴也可以，略微丰裕也可以，但是太丰裕就不敢领受了。凡是做官的人家，由俭朴到奢侈很容易，可是由奢侈恢复到俭朴可就难了，你年纪还小，千万不敢贪恋奢侈浮华，不可养成懒惰习气。无论是资财丰厚的大家族还是勤劳俭朴的小家庭，无论是士子、农民还是雇工、商人，只要是勤俭节约的，没有不兴旺的;只要是骄奢倦怠的，没有不破败的。
大抵治军、治国方面，没有充足的财力物资，就无从下手。自从王安石因谈论财利而被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评论批驳后，后世的君子们就都避开理财的问题，以从不说有无钱财和财力多寡为清高。实际上到了补救国力、扭转时势的时候，断断不是贫穷困苦就能解决问题的。叶适曾经说过，仁人君子不应当不讲理财问题，这真是个很通达的说法。
古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但是，“廪实”不是天生的衣食无忧，而是靠勤俭节约来慢慢经营。勤俭二字是“廪实”中最重要的秘诀。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自古就有以勤俭作为修身齐家治国的良策，《尚书》曰:“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左传》引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周易》有“君子以俭德辟难”之说，《墨子》亦有“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之论，李商隐《咏史》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之叹，《新五代史》亦有“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之鉴。《宋史》云:“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俭还可养廉，俭可成德，勤俭是为了戒骄戒奢，还可培养我们坚强不息、独立自主、克制物欲、勤俭持家的精神品质。
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深谙此道。正如曾国藩所言:“即今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作《妇幼功课学》教导家人居勤居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下厨烧灶，纺纱织布，事事躬亲。并添四语云:“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家境渐丰后，曾家不如往日节俭，骄奢之气渐长。一次在与万箎轩谈论家事时，曾国藩对万家依旧的俭朴习惯赞叹不已，同时还为自己不够省俭的行为惭愧不已，“自省有俭之名而无俭之实”。他认为子孙后代若精神懈怠，不勤不俭，挥霍无度，万千家业，也会朝夕间倾覆。他还引司马光《训俭示康》中“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警语来告诫子孙后代“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的道理。
同时，身为封疆大吏的曾国藩，也常以“勤俭”秘诀来教诲幕僚及地方官员。明、清两朝徽州出大商大贾，他经常给幕僚讲述徽商理财致富之道，他认为徽商致富的原因就是“勤俭”二字:徽州以勤俭甲于天下，所以其富庶也甲于天下。同样，他也多次给为官的弟弟们讲述节俭的道理，如《书赠仲弟六则》等。
夷务本难措置①，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如必推敝处主持②，亦不敢辞。祸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③。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④，请邀之来皖一行⑤。
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⑥。以阴机言之⑦，即句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⑧。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⑨，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⑩，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11）。既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12），自强之道亦在是。
①夷务:清代后期指与外国有关系的各种事务。措置:安排，料理。
②推:推荐，推举。
③大虑:指需要反复考虑的重大问题。
④沪上:上海的别称。深悉:指了解得比较透彻。软媚:阿谀奉承。
⑤皖:安徽省的别称。
⑥蛮貊:泛指四方落后国家。
⑦阴机:机巧，机谋。
⑧句践:勾践(约前520—前465)，春秋末越国国君(前496—前465)在位。姓姒，名勾践，又名菼执。曾败②吴，屈服求和。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成强国。前473年灭吴。
⑨侮慢:对人轻忽，态度傲慢，乃至冒犯无礼。
⑩百度:百事，各种制度。修明:整饬昭明。
（11）渠:方言，他。
（12）柔远:安抚远人或远方邦国。
洋务问题本来很难处置，但根本问题，也不外乎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四个字。笃，就是质厚敦实。敬，就是谦虚谨慎。信，就是诚实无华。然而，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是极难的。我们应当从这几个字下手，今天说定的话，明天不能因为小的利害关系就改变。如果一定要推举我主持洋务，我也不敢推辞。我可以将祸福置之度外，但是因为不了解外国的情形而深感忧虑。上海那里如果有很懂洋务、了解洋情而又淳厚正直的人，可以请他到安徽来一趟。
从正理上说，我们以孔子的忠敬来与洋人打交道。从权谋机变上说，我们可以采用勾践自辱其身以使洋人骄傲的方式来对付洋人。听说前些日子，上海的兵勇大多都被洋人侮辱轻慢，而自从你带湘淮各处兵勇防卫以来，还从没有发生过受辱的事情。孔子说:“能够自治的国家，没有人敢侮辱。”如果我们整齐队伍严肃法纪，各种事宜都处理得妥当，自然不会无端受侮。既然不被欺凌，就要处处谦逊，这样自然就没有后患了。以柔远之道谋发展是这样，自强之道也是这样。
“忠、信、笃、敬”是曾国藩从中国儒家伦理中发掘出的为人处世原则，也是他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忠”指忠于土地和人民，“信”指诚实守信，“笃”指敦厚朴实，“敬”指慎重庄敬。
李鸿章得恩师曾国藩的真传，他曾这样说道:“与洋人交际，以吾师(曾国藩)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
他还特别提到恩师曾国藩赠送给他的“诚字锦囊”，诚者，信也。曾国藩认为，诚实是守信的表现，对于外交，双方首先彼此诚信，遵守和约。李鸿章认为这个诚字锦囊“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并说，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当然，这个诚字锦囊也要视情况来灵活运用，若对方不讲诚信，我们要谨慎行事;若对方狡猾诡辩，我们要坚持原则，不能答应其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曾国藩说:“显违条约，轻弃诺言，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闼笑之间，亦须有真意。”
“敬”是曾国藩为人处世以及对外关系的另一重要原则。曾国藩说:“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曾国藩认为，待人接物，须“常存敬畏之心”，敬是一种礼节，也是一种尊重，更是对百姓对国家的一种负责。具体到对外关系而言，曾国藩认为“信”是交往的基础，“敬”则是交往的策略。由“信”、“敬”发展而来的主和外交政策，目的是为国家的自强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
也有人认为，“忠”、“信”、“笃”、“敬”不过是曾国藩在外交上忍辱退让的遁词，甚至是以牺牲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为巨大代价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曾国藩处理外事关系的柔和之道，也是“隐忍徐图”的自强之道。
第就各省海口论之①，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于。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③，行销②中华④。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②口岸⑤。通商始②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⑥。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②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三子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⑦。
①第:连词，但。海口:通海的出口。
②盐务:指经管有关食盐的事务。
③土产:某地出产的具有地方色彩的农副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
④行销:谓销售货物。
⑤口岸:港口。
⑥泰西:旧泛指西方国家，一般指欧美各国。
⑦名正言顺:泛指做事理由正当而充分。
就各省的出海口来说，我认为和外洋通商，正和内地的盐务相同。通商就是以海外的土特产，在中华大地上售卖。盐务也是以各海滨的特产，行销到各个口岸。和国外通商，由广东开始，由福建、浙江到江苏，再到山东，最后到天津。盐务也是兴起于广东，由福建、浙江到江苏，再到山东，最后到天津。我们国家以“耕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西方各国则以“商战”两个字为立国之本。需要动用军队时，就狠狠地收取商人的税收;和平无事时，就照顾随顺商人的要求。只要是商人们所请求的，国王没有不应允的。他们的公使代表商人向中国提出的事务，一定要听到应允方才罢休。商人们请求开放三个港口，不但便利洋商，也便利华商。中国和外国商贸交易，就是要互通有无，所以购买实用的外洋器物，更是名正言顺。
及至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国门时，清王朝已呈摇摇欲坠之形势。面对内外交困之境，曾国藩等人率先提出以洋务运动来拯救清王朝的统治。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曾国藩逐渐认识到引进西方文明有个过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网。由最开始引进军火、轮船，进而为机械工业、造船工业，再进而为翻译、算学以及声光化电类科技知识，进而再派出第一批留洋学生。一步步见证了曾国藩引进西学的道路，也见证了他努力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决心，更见证了他披荆斩棘、为国奉献的开拓精神。
开拓的路上自然困难重重，甚至障碍种种，当时人痛斥他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采取妥协态度、所收关税过少时，他说:“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人民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视者不宜在此着眼。”当同僚上书弹劾他对外商走私活动采取姑息宽纵时，他说:“凡小事苟无大悻，且以宽缓处之。
“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这是中国古代开明官员所提倡的。“无商不活”是说商业是财力的来源，商业为各行各业提供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商业是工农业生产的需要，更是国家财政建设的需要。当时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况下，迫切需要坚船利炮来迅速剿灭太平天国，但苦于财政紧张，此经费一直没有来源。在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已痛切地感到中国与外国列强在这方面的巨大差距，也重新认识到“国”与“商”的关系———重视工商业是富国，保护工商业是富国，为工商业主兴兵办外交也是富国。曾国藩主张开放市场，而且主张先沿海后内地开放通商，“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到天津”。其目的也是希望清朝政府重视工商业，取法西方，使工商业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这既是富民之道，更是富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