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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矩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①，令人钦仰。身后萧索②，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③，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④。弟昨赙之百金⑤，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歔⑥。韩公有言⑦:“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⑧。”盖自古而叹之也。
①廉正:廉洁正直。
②身后:死后。萧索:萧条冷落，凄凉。
③廉吏:清廉守正的官吏。
④立言:指著书立说。
⑤赙(fù):拿钱财帮助别人办理丧事。
⑥累歔(xù):反复叹息。
⑦韩公:韩愈(768—824)，字退之，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
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
⑧志满气得:犹志得意满。韩愈《与崔群书》:“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
翰臣方伯廉洁清正的作风，令人钦敬仰慕。但是死后家境萧条败落，无法庇护自家亲人，这使人觉得不仅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学做榜样，甚至善良的事情也没必要做。他一生好学不倦，正打算著书立说流传后世，却不幸去世。我昨天送百两纹银帮助他办丧事，又做了一副对联悼念他:“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我这样站出来大声呼吁，颇有号召大家学习的意思。然而仅处于客卿的位置上，估计无人响应，只好独自反复感叹不已。韩愈说过:“贤德的人经常无法维持自身生存，无德的人却志得意满，不可一世。”这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对于这种现象的叹息呀!
韩愈在《与崔群书》中描写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抉择呢?韩愈说:“合于天而乖于人，何害?况又时有兼得者耶?”韩愈的结论是，为人处世如果能够符合天道，那么即便背离人意，又有什么妨碍呢?何况有时能够做到二者兼得。曾国藩在看到清廉之臣身后萧索的现实时，也产生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的消极想法，但他随即清醒地认识到，这正是晚清以来吏治腐败、国力衰微的思想根源。而想要移风易俗，力挽狂澜，就必须从“立德立言”的高度明辨是非，正人视听。
曾国藩自己在郁郁不得志时，反省说:“皆由平日于养气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动心。”他发挥孟子的“养气”之说，借以自强自立。他说:“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慊于心爷两句;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爷三字。因将此三字多缀数语，为之疏解。‘清爷字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爷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爷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后来，他又将此三字改为“廉、谦、劳”，力图浅显易懂，便于初学下手。
不论是“清”，还是“廉”，都是要求“不贪财，不苟取”。曾国藩初办团练，也是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为时人称许。这正是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可见，吏治腐败是国家败亡的主要原因。因此，曾国藩以“勤俭”二字严律自己，也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代，即使后来出将入相，年近垂暮，也时常以“勤俭”二字针砭自己，在“廉”字上狠下工夫。他说:“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⑧近年专在此处下工夫，愿与我弟交勉之。”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①，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②，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③，是叔齐之所讥也④。荀卿、张载兢以礼为务⑤，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⑥，凌廷堪氏作《复礼论》⑦，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⑧。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⑨，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②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②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①尽其心:竭尽心力。养其性:修养身心，涵养天性。《孟子·尽心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②六官:周六卿之官。《周礼》以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分掌邦国之政，总称六官或六卿。经制:治国的制度。
③仪文:礼仪形式。
④叔齐:商孤竹君之子，名智(或作致)，字公达，齐为谥号。
⑤荀卿:即荀况(约前313—前238)。战国赵人，世称荀卿。汉时谓之孙卿。曾在齐，游学稷下，三为祭酒。去齐至楚，春申君任以兰陵令。晚年专事著述，终老兰陵。学宗儒术而言性恶，谓须恃礼义以矫其枉，乃得从善。战国末著名政治家韩非、李斯，曾师事其门。经学辞赋，对后世殊多影响。张载(1020—1077):字子厚，祖籍大梁(今开封)，徙家凤翔郿县(今宝鸡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官至同知太常礼院，赐谥明公。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
⑥张尔岐(1612—1678):字稷若，号蒿庵，山东济阳人。明清之际著名经学家。《清史稿》中有传。
⑦凌廷堪(1755—1809):字仲子，一字次仲，安徽歙县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应江南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例授知县，自请改为教职，入选宁国府学教授。之后因其母丧到徽州，曾一度主讲敬亭、紫阳二书院，后因阮元聘请，为其子常生之师。毕力著述十余年。
⑧大原:根源，根本。
⑨秦蕙田(1702—1764):字树峰，号味经，江南金匮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工部、刑部尚书，两充会试正考官。治经深于《礼》，继徐乾学《读礼通考》作《五礼通考》。又有《周易象日笺》、《味经窝类稿》等。
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尽心力修养德行的，我们现在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都秉持礼法。从内部而言，舍弃了礼法就谈不上道德;从外部而言，舍弃了礼法就无法协理政务。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备，而记录典籍以《周礼》做书名。春秋时代，士大夫通晓礼法，擅长游说辞令的人，常能说服众人，实现自己的主张，因而使国家强盛。但是战国以后，将仪式的华美琐碎作为礼法，就是叔齐所讥讽的虚有其表。荀卿、张载小心谨慎地以礼为实务，可称得上知晓根本，喜好古风，不追逐流俗啊!近代张尔岐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原貌的佳处。秦蕙田编辑《五礼通考》，把天文、算学录入观象授时门一类，把地理、州郡录入体国经野门一类，对于著书的意义和条例来说，就有些繁杂不精，但该书对古代经营世事的礼则都全盘具备了，也就说不上有什么失误了。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作为典章制度，它的作用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使人人各安其本分;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各种社会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目的是使人人各尽其本分。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既用道德来教化人民，又用礼仪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合乎规范。这样，就可以维持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社会秩序，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曾国藩认为，礼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巨大，不论修齐，还是治平，礼都贯乎始终。道德修养因礼仪而显，政事之效因礼乐而明。但是，曾国藩提倡的是礼的精神和实质，而不是虚有其表的繁文缛节。
因此，曾国藩在选官任人时，特别注重廉矩的操守。他说:“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以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这就是说，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介的品质。有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才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的特长，也是靠不住的。不仅如此，曾国藩也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倡导廉矩的风气。他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①，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②，必先知足。观②各处难民，遍地饿莩③，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④?不特当廉②取利，并当廉②取名。毋贪保举⑤，毋好虚誉⑥，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①佐杂:清代州县官署内助理官吏佐贰、首领、杂职三者的统称。
当差:旧时指做小官吏或在官府中做事。
②廉介:清廉耿介。
③饿莩(piǎo):饿死的人。
④暴殄(tiǎn):任意浪费、糟蹋。
⑤保举:负责推荐，以使其得到提拔任用。
⑥虚誉:虚假的名声。
崇尚俭约是可以用来培养廉洁之风的。过去，州县的佐官杂员抽调省城任职办事，国家没有额外另发薪水银两。如今，每月可领到数十两银子，还嫌给得太少，这就是不知足啊!要想学习廉洁正直，必须先学会知足。看到那些各地的难民，遍地都是饿死的人，而我们却衣食无忧、住行不缺，这已经属于万幸了，哪里还有什么可以奢望的呢?哪里还敢随意糟蹋东西呢?不仅应当正当地获得利益，还要正当地赢得名誉。不要贪图向上保举获得功劳，不要贪图虚浮不实的名誉，事事知道满足，人人遵守纪律，那么正当的风气就可以得到挽回了。
曾国藩标榜“廉矩报国，侧身修行”，其目的是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他说:“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这就是说，政治家要谨慎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关乎世道人心，可以引领时代风尚;同时，政治家也负有领导社会，使之廉洁向上的责任。这也是他的经验之谈:“是日思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爷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爷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亦如此，为父兄者之于子弟亦如此，为帝王者之于臣工亦如此，皆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师爷，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爷，皆此义尔。”
因此，曾国藩不仅克勤克俭，以廉持身，而且不遗余力地提倡廉矩精神。他在《劝诫州县四条》中，其中一条也是“崇俭约以养廉”。他说:“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