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迫使我眯起眼睛的倾盆大雨中，他的车只剩下逐渐远去的两盏红灯。

我看了眼街道对面加油站的公用电话亭。我把那儿当成办公室，从那儿打电话给编辑，只是他们从没回过电话。我在口袋里翻找零钱，思忖着：我应该打电话到墨西哥城叫醒佩格，对方付费的那种，告诉她那个兽笼、那个男人的事，然后，天啊，把她吓个半死！

还是听警探的话吧，我心想。

赶紧。

我抖得那么厉害，连钥匙都插不进锁孔了。

雨水跟着我飘进了门里。

在门里，等待我的是……

这套400平方英尺 的单间公寓中，有一张坏掉的沙发、一个有十四本书和很多空间的书柜、一把从善念机构 买来的安乐椅、一台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出品的未上漆的松木办公桌。办公桌上面放着一台没上油的1934年产的安德伍德标准打字机。那机子就像自动钢琴那么大，又像木鞋踩在没铺地毯的地板上那么吵。

打字机里有一张充满期待的白纸。一侧的那个木盒子里放着我的全部文学作品，堆成一叠。它们是《10美分侦探》《侦探故事》和《黑面具》 ，上面刊登的每个故事都让我拿到了30到40美元不等的报酬。另一侧还有个木盒子，正等待着有人用手稿装满它。里面只有一本拒绝开始的书的唯一一页。

未命名小说。

下面写着我的名字，还有日期—— 1949年7月1日 。

那是三个月前的日期了。

我打了个寒战，脱下衣服，用毛巾擦干身子，穿上浴袍，回来继续站在那儿，盯着我的书桌。

我抚摸着那台打字机，想知道它更像一位失去的朋友，还是一个男人，又或是一个自私的情妇。

大概几周前，它发出过和灵感女神依稀相似的声响。而现在，我经常呆坐在这台该死的机器面前，仿佛被什么人齐腕切断了双手。我每天有三四次坐在这里，遭受创作冲动的折磨。但灵感并未到来。又或者它来了，却出现在地板上，藏在我每晚都会打扫干净的那些毛团里。我就像是在穿过一座望不见尽头的沙漠，它的名字叫亚利桑那的干旱期。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佩格远在墨西哥那些地下墓穴里的木乃伊之间，我很孤独，而且威尼斯三个月来都看不到太阳，只有薄雾、大雾，然后下雨，再然后是大雾，最后又回到薄雾。我每天午夜都会用冰冷的棉絮裹紧自己，在黎明时打着哆嗦爬下床。我的枕头每天早晨都是潮湿的，但我不知道自己梦到了什么，才会给它增添那么多盐分。

我看向窗外的电话亭。我每天的整个白天都会留意它的动静，而它却从未响起，提出要资助我那部本该在去年写完的非同凡响的小说。

我看着自己的手指在打字机的按键上移动，显得那么笨拙。我觉得它们就像那个笼子里的陌生死者的手，在水里晃荡，就像一对海葵，就像列车上坐在我身后那个男人看不见的双手。

那两人都比画了某种手势。

我缓缓地，缓缓地坐了下来。

某种东西冲撞着我的胸腔内部，就像有人在冲撞一只废弃笼子的铁栏。

有人在朝我的脖子呼气……

我必须让他们两个离开。我必须设法让他们安静下来，这样我才能睡着。

我的喉咙里传来了像是要呕吐的声音。但我没有吐出来。

我的手指反而开始打字，在“未命名小说”这几个字上打上字母X，直到将它们彻底覆盖。

然后我空了一行，看着那些文字突然出现在纸上：“死亡”，然后是“是一件”，再然后是“孤独的”，以及最后的“事”。

看着这标题，我的脸剧烈扭曲。我喘息不止，一整个钟头都打不出字来，直到我让那辆伴随风暴与闪电的列车在雨中驶离，又打开装满黑色海水的狮笼，还那个死人以自由……

不断向下，穿过我的双臂，沿着我的双手，从我冰冷的指尖钻出，来到那张纸上。

在洪水里，黑暗到来。

我大笑起来，为它的抵达而喜悦——

然后倒在了床上。

我试图入睡，却只是悲惨地躺在那儿，打了一个又一个喷嚏，用完了一整盒面巾纸，觉得寒冷永远不会结束。

在那个晚上，雾气变得更浓，而在远处海湾里某个被人遗忘的深处，雾角声一次又一次响起。听起来就像一头死去已久的海中巨兽，正在从岸边游向自己的坟墓，一路上哀恸不止，却无人在意或是跟随。

在那天晚上，一阵风吹进我公寓的窗子，吹动了桌上我那本小说打好的几页。我听到了纸页的低语，就像运河里的水，像脖子上吹过的气息，最后沉沉睡去。

我在旭日当空时醒来。我打着喷嚏走到门口，猛地推开门，走了出去，迎接阳光的痛殴。那种感觉如此强烈，甚至让我想永远地活下去。我有些羞愧，因为我曾经想像亚哈 那样去攻击太阳。我很快穿好了衣服。昨晚的衣服还是湿的。我穿上一条网球短裤和一件夹克，然后从潮湿的大衣口袋里翻出几小时前从死人的西装里找到的纸团。

我用指甲碰了碰那些碎纸，呼了口气。我知道这是什么，但我还没准备好面对它。

我不擅长奔跑，但我还是迈步飞奔……

远离那些运河、那只笼子、那辆电车上讲述黑暗的声音，远离我的房间和那些等待阅读的纸页——它们开始诉说一切，但我现在还不想读。我就这么在海滩上盲目地朝南方跑去——

一直跑到失落世界的国度。

我终于放慢脚步，盯着那些在上午进食的陌生机械巨兽。

油井。油泵。

我曾对朋友们说，这些巨大的翼龙在本世纪初飞来了这儿，滑翔于深夜时分的天空，建造自己的巢穴。岸上的人们蓦然醒来，听到那种充斥饥饿感的油泵响声，惊愕不已。人们在床上惊醒，听到嘎吱声和沙沙声，看到仿佛骸骨的轮廓在颤动，感受到地面的起伏。没有羽毛的翅膀扬起，又像凌晨3点的粗重呼吸那样落下。它们的气味就像时间的气味，沿岸飘来，来自那个没有山洞也没有躲藏其中的人类的时代。丛林的气味坠落入土，又成熟为石油。

我穿过这片雷龙森林，想象着三角龙，以及长着尖桩栅栏的剑龙，它们陷在焦油里，如同踩着黑色的糖浆。恐龙们从岸边传来的恸哭四处回荡，而海浪则抛回了古老的雷鸣声。

我从一幢幢白色小屋旁边跑过，它们在那些怪物到来之后建起，提供遮风避雨之所，而运河就是在那时被开挖出来引水，以映照1910年的明亮天空。在那时，白色的贡多拉船行驶在清澈的潮水上，而挂着萤火虫灯泡的桥梁许诺着未来的舞会——它来时就像只会逗留一夜的芭蕾舞团，第二天就这么消失不见，直到战争结束后也没有回来。而那些黑色的野兽只是继续吮吸沙子。贡多拉船沉入水底，带走了某场聚会上最后的欢笑。

当然了，有些人留了下来。他们躲进简陋的小屋，又或是把自己关在那些象征着对建筑学的讽刺的地中海风格别墅里。

在奔跑中，我猛然停下了脚步。我必须马上回去找到那团纸，然后去寻找它失落而死去的主人的名字。

但现在，其中一座地中海宫殿就耸立在我面前的沙滩上，仿佛满月那样洁白。

“康斯坦丝·拉蒂根，”我轻声说，“你能出来玩吗？”

实际上，这宫殿是一座白得耀眼的摩尔式堡垒，面朝大海，丝毫无惧涌来此处、试图将它冲垮的海潮。它有尖塔和角楼，蓝色与白色的瓦片摇摇欲坠地搭在砂石组成的陆架上。就在不到100英尺 远的地方，好奇的海浪正向它鞠躬致敬。海鸥盘旋而下，寻找窥探的机会，而我就站在那里，仿佛脚下生了根。

“康斯坦丝·拉蒂根。”

没有人出来。

在这片雷霆蜥蜴的领土上，这座孤单而特别的宫殿守卫着那位特别的电影女王。

塔楼的一扇窗户里亮着一盏日夜通明的灯。我从没见它熄灭过。她在那儿吗？

她在！

因为那个最快的身影掠过窗户，仿佛是有人盯着我看了看就离开了，宛如一只飞蛾。

我站在那里，回忆起来。

康斯坦丝·拉蒂根在二十出头的时候迎来了转折的一年，从矿井来到了堪称天差地别的摄影棚。按照旧报纸上的说法，她的导演发现她跟制片厂的美发师上了床，于是用一把刀子割断了她的腿部肌肉，让她再也无法以他喜爱的方式走路。然后他逃进海里，径直游向西面的中国。康斯坦丝·拉蒂根从此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里。没人知道她还能不能走路。

上帝啊，我听到自己轻声说。

我能感觉到，她曾在深夜时分闯进我的世界，认识了我认识的那些人。我们曾经好几次擦肩而过。

去吧，我心想，敲响靠岸那边的门上的铜狮门环。

不。我摇了摇头。恐怕来应门的只会是个黑白电影里的出窍魂灵。

我并不是真的想遇见什么特别的爱情，只是想梦到某个夜晚，她外出散步，留在沙滩上的脚印被随后到来的风彻底抹去，而她走到我的公寓房间外，敲敲我的窗子，走进门里，将她的灵魂之光以长长影片的方式呈现在我的天花板上。

康斯坦丝，亲爱的拉蒂根，我心想，快出来吧！跳进那辆停在沙滩上，宽大、明亮又耀眼的白色杜森博格汽车，发动引擎，挥挥手，然后带我行驶在阳光明媚的海岸上，去南方的科罗拉多！

没有人发动引擎，没有人挥手，没有人带我去南方的太阳下，远离那埋藏在海里的雾角声。

我退后几步，惊讶地发现盐水刚才没过了我的网球鞋。我转过身，朝着受困笼中的冰冷雨幕走去。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但没人知道这点，除了我。

我把潮湿的纸团放进夹克口袋里，朝我必须前往的那个地方走去。

那里是老年人聚集的地方。

那是一间狭小昏暗、面朝铁轨的商店，售卖糖果、香烟和杂志，还有从洛杉矶开往海边的红色有轨电车的车票。

一对满身尼古丁渍的兄弟打理着这个弥漫着烟草棚气味的地方。他们总是哭哭啼啼、互相争吵，就像一对老姑娘。在店铺一侧的长椅上，每时每刻都聚集着一群吹嘘着自己年纪的老人。他们对兄弟俩的争吵声充耳不闻，就像一场不够精彩的网球比赛的观众。其中一个说他八十二了。另一个夸口说他九十了，第三个说九十四。他们的话每周都会变，谁都记不住自己上个月的谎言。

当钢铁列车隆隆驶过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听，就能听到那些老人的骨头洒下锈蚀的碎屑，听到雪花在他们的血液中流淌，在他们垂死的目光里短暂地闪烁，而他们处在聊天之内的漫长沉默里，试图回忆从正午开始、也许会在午夜终结的话题。因为那个时候，两兄弟就会争吵着关店离开，哭泣着爬上他们各自的床。

至于这些老人住在哪儿，没有人知道。每天晚上，等兄弟俩满怀怨气地消失在夜色里以后，这些老人就会像海风中的风滚草那样四散而去。

我走进那个永远被暮色笼罩的地方，站在那儿，看着老人们有史以来就一直坐着的那张长椅。

老人之间有个空位置。平时他们总是四个人，但现在只有三个。我能从他们的表情看出来，有哪里不对劲。

我看着他们的脚，周围散落的不只是烟灰，还有雪花般缓缓落下的奇怪纸屑。那是数百张电车票检票打孔时落下的碎屑，呈现出各式各样的L、X和M的形状。

我把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把那团几乎干透的纸和地上的“雪花”比较了一下。我弯下腰，抓起一小把，让它从我的指缝间溜走，仿佛一张穿过空气的字母表。

我看着长椅上的空位。

“那位老先生去了……？”我住了口。

因为那些老人都在瞪着我，仿佛我朝他们的寂静开了一枪。此外，他们的表情在说，我这身行头不适合参加葬礼。

最老的那位点着了烟斗，良久后吐了口烟，咕哝道：“他会来的。他从不缺席。”

但另外两人不自在地挪动了身子，脸色阴沉。

“他，”我鼓起勇气问，“平时住哪儿？”

老人停止了吞云吐雾，说：“谁想知道这事？”

“我，”我说，“你认识我的。我来这儿好几年了。”

老人们交换了目光，显得很紧张。

“我有急事。”我说。

那老人挪了挪身子。

“金丝雀。”年纪最大的老人嘟囔道。

“什么？”

“金丝雀女士那儿。”他的烟斗已经熄灭。他重新点燃了它，眼神透露出不安，接着道：“但别去打扰他。他没事的。他没生病。他会来的。”

他抗议得太多了点儿，这让其他两个老人在长椅上偷偷地扭动身子。

“他的名字是……？”我问。

我不该问的。竟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上帝啊，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那些老人怒视着我。

我红着脸退开了。

“金丝雀女士。”我说着，跑出了门，在离店门口30英尺的地方差点被一辆抵达威尼斯的短途列车撞死。

“蠢货！”列车司机大喊着，探出身体，挥动拳头。

“金丝雀女士！”我发出愚蠢的喊声，也摇晃拳头，表示自己还活着。

我从她窗户上的招牌知道了她的地址。

出售金丝雀。

无论过去或现在，威尼斯都充斥着这样的失落之地。人们会在这里出售自己灵魂磨损不堪的最后碎片，却希望没人会买下。

几乎每栋配有肮脏窗帘的老房子都在窗户上挂着一块招牌。

1927年产纳什 。价格公道。在后面。

或是——

铜床。几乎没用过。便宜。在楼上。

走着走着，你不禁思索这张床的哪一边用过，两边同时用了多久，而另一边又有多久再也没人用过了——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又或是——

小提琴、吉他、曼陀林。

窗户里那件古老乐器的弦不是金属丝或者肠线，而是蜘蛛网。里面有个老人蹲在工作台前刨削木头，脸始终背着光线，双手忙碌不停。有人在多年前把几条贡多拉船拖上了岸，放到那些后院里充当花圃。

他在这儿出售小提琴和吉他多久了？

敲敲门，再敲敲窗子。那个老人继续切割木头，用砂纸打磨。他的脸、他的肩膀都在颤抖。他是不是在笑？因为你在敲门和窗子，而他假装没听到？

你从挂着最后一块招牌的窗户旁边经过。

能看到好风景的房间。

那个房间可以俯瞰大海，但已经十年没人上去过了。大海也许都不存在了。

我拐过最后一个转角，我要找的东西就在那儿。

它就挂在被太阳晒黑的窗户上。那些历经风雨的脆弱文字用铅笔写下，淡得就像干透后自我抹去的柠檬汁，而且上帝啊，那起码有五十个年头了！

出售金丝雀。

是的，有人在半个世纪前舔了舔笔尖，在这块硬纸板上写下这些，把它挂了起来，用捕蝇纸胶带粘好，然后就去楼上的房间喝茶了。在那儿，灰尘像清漆那样覆盖栏杆，又彻底笼罩了灯泡，让它们的光线仿佛灯笼。枕头是一团团棉绒，而阴影悬挂在壁橱的空衣架上。

出售金丝雀。

我没有敲门。好几年前，出于愚蠢的好奇心，我敲过这扇门，但随后觉得自己很傻，于是离开了。

我转动老旧的门把手。门轻轻地开了。一楼空荡荡的，所有房间都没有家具。我朝夹着飘扬灰尘的阳光喊了一声——

“有人在家吗？”

我觉得自己听到了阁楼那边的低语声：

“……没人。”

死苍蝇躺在窗户上。死于1929年夏天的几只飞蛾在纱窗上掸了掸翅膀。

在上方某处，垂垂老矣、没了头发的长发公主在自己的塔里迷了路。有根羽毛落下，碰到了空气。

“……什么事？”

有只老鼠在昏暗的房梁上叹了一声。

“……进来。”

我将里间的门推得更开。它发出刺耳的尖鸣。我感觉它是特意没有上油的，为的就是让任何不告而来的人被生锈的铰链暴露行踪。

一只蛾子扑打着楼上走廊里的一颗坏灯泡。

“……上来……”

我爬上楼梯，走向正午时分的暮色，经过面朝墙壁的一面面镜子。不会有玻璃映出我的到来，不会有玻璃映出我的离开……

“……什么事？”一声低语。

我在楼梯顶端的房门那里犹豫不前。或许我觉得自己会看到一只巨大的金丝雀躺在布满尘灰的地板上，不再歌唱，除用心脏杂音对话以外什么都做不了。

我走了进去。

我听到了一声喘息。

空荡荡的房间正中放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位双眼紧闭、只能用嘴巴微弱呼吸的老妇人。

始祖鸟，我心想。

是的。我真是这么想的。

我在博物馆里见过始祖鸟的骨架。这种已然灭绝的鸟类有着脆弱的爬行动物的翅膀，其形状出现在一块蚀刻着图案的砂岩上，恐怕是某位埃及祭司的手笔。

这张床以及床上的东西仿佛一条快要干涸的河里的淤泥。在平静的水流里，剩下的只有稻草人留下的谷物皮壳，以及一具瘦削的骸骨。

她平躺在那儿，姿势那么优雅，让我觉得她并非活物，而是一块在永恒的践踏下毫不动摇的化石。

“什么事？”从被单下露出来的小小黄色脑袋睁开了眼睛。小小的亮光朝我闪烁了一下。

“金丝雀呢？”我听到自己在说，“你窗户上的招牌？鸟儿呢？”

“噢，”老妇人叹了口气，“……亲爱的。”

她已经忘了。或许她已经很多年没有下楼了。而我或许是第一个，是几千天以来第一个上楼来的人。

“噢，”她轻声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金丝雀，是啊，我养过一些可爱的金丝雀。”

“1920年，”又是一阵轻语，“1930、1931……”她的声音越来越轻。年份的计算停下了。

在另一个清晨，另一个正午。

“它们经常歌唱。在我的地盘，它们唱得很动听。但根本没人来买。为什么？我一只也没有卖出去。”

我环顾四周。房间最北边的角落里有个鸟笼，还有两个半掩在壁橱里。

“抱歉，”她轻声说，“我一定是忘记摘掉窗户上的招牌了……”

我朝那些鸟笼走去。我的预感是对的。

我在第一个笼子的底部看到了《洛杉矶时报》的碎片，日期是1926年12月25日。

裕仁天皇即位。
这位年轻的君主，二十七岁，在今天下午……

我走向下一个鸟笼，眨了眨眼睛。来自中学时代的记忆伴随着恐惧吞没了我。

亚的斯亚贝巴 遭到轰炸。
墨索里尼宣布胜利。海尔·塞拉西一世 提出抗议……

我闭上双眼，不再回忆那段失落的岁月。因为在很久以前，羽毛就停止了沙沙作响，鸟儿的鸣啭声也停止了。我站在床和那些废弃物旁边。我听到自己在说：

“您听过周日早上的《落基山脉金丝雀草籽时刻》吗……？”

“有位风琴手负责演奏，还有一整个录音棚的金丝雀伴唱！”老妇人的叫声中带着喜悦，这让她的身体恢复了活力，头也抬了起来。她的目光像碎玻璃那样闪烁。“‘当落基山脉的春天到来’！”

“‘甜心苏。’‘我的蓝色天堂。’”我说。

“噢，那些鸟儿到底是从哪里找来的？”

“是啊。”我当时九岁，试图弄清那些鸟儿为什么能和音乐声如此合拍，“我曾和我妈妈说，那些鸟笼里肯定摆满了廉价商店的乐谱。”

“你听起来是个心思细腻的孩子。”老妇人低下头，筋疲力尽地闭上了眼睛，“他们早就不这么做了。”

从来就没这么做过，我心想。

“可是，”她轻声说，“你该不会是为了金丝雀来找我……？”

“不是，”我承认，“是为了那个租您房子住的老人……”

“他死了。”

没等我开口，她就说了下去，语气平静。“从昨天早上起，我就再也没听到过他在楼下厨房里的声音了。昨晚的寂静给了我答案。你刚才打开楼下的门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人要来告诉我坏消息了。”

“很抱歉。”

“不用抱歉。除了圣诞节，我根本见不着他。隔壁的女士一直在照顾我，每天来看我两次，为我安排起居，带吃的东西过来。所以他死了，对吧？你和他熟吗？他会不会有葬礼？写字台上有50美分。给他买一小束花吧。”

写字台上并没有什么钱。根本就没有什么写字台。我假装有，并把不存在的钱放进了口袋。

“你可以六个月后再回来，”她轻声说，“我会好起来的。金丝雀也会重新开始出售，而且……你一直盯着门看！你有事要离开吗？”

“是啊。”我内疚地说，“我想提醒您，您的前门没锁。”

“嘿，谁又会想对我这样的老家伙做什么呢？”她最后一次抬起头。

她的双眼闪烁。她的脸在抽痛，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她的皮肉下敲打，试图逃脱。

“不会再有人走进这栋房子，爬上楼梯了。”她哭出了声。

她的声音逐渐消失，就像山那边的无线电台。随着眼睑慢慢垂下，她缓缓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上帝啊，我心想，她希望有人上来这儿，帮她那个可怕的忙！

我可不会！我心想。

她的双眼忽地睁大。是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口了吗？

“不，”她盯着我的脸说，“你不是他。”

“谁？”

“那个站在我门边的人。他每晚都会来。”她叹了口气，“但他从来不会进门。为什么他不进来？”

她的话声像钟表那样戛然而止。她仍在呼吸，却在等我离开。

我回头看去。

风吹起门口的尘土，仿佛一团薄雾，又仿佛一个等待着的人。那个东西，那个男人，无论他是什么，每晚都会过来，然后站在走廊里。

我碍事了。

“再见。”我说。

一阵沉默。

我应该留下来，喝一杯茶，吃一顿晚餐，和她共进早餐。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间的所有地方保护所有人，不是吗？

我在门口等待了片刻。

再见。

她的梦呓里有过这句话吗？我只知道她的呼吸声在催促我离开。

下楼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还是不知道那个淹死在狮笼里、每个口袋都装着一把车票打孔碎屑的老人的名字。

我找到了他的房间，但这于事无补。

他的名字不会在那儿，正如他本人。

事物开始的时候总是美好的。但在人类的历史上，无论小镇还是大城市都很少有美好的结局。

然后，一切分崩离析，一切变得臃肿，一切散乱地蔓延。时间变得混乱。牛奶发酸。夜晚时分的高大电线杆上，电线在几乎凝成水滴的薄雾里讲述邪恶的故事。运河的水面满是浮渣。敲打火石，却没有迸出火花。触摸女人，却没有感到温暖。

夏季突然间结束了。

冬季的雪钻进了你的骨髓。

是时候去找那面墙了。

那面墙就在某个小房间里。在那儿，高大的红色电车经过时的震颤就像噩梦，让你在“不那么高贵的失落金丝雀公寓”的地下室的冰冷钢床上辗转反侧。在那儿，前柱廊的门牌号早已脱落，而街角原本指着北方的路标被人转向东面。如果有人来找你，他们永远会转上错误的林荫道。

但与此同时，床边的那面墙能让你透过含泪的双眼看到，或者伸出手却无法触及——它太遥远、太深遂，也太空洞了。

我知道，只要我找到那个老人的房间，就会找到那面墙。

我找到了。

那扇门就像这栋房子里其他的每一扇门那样，没有上锁，等待着风或雾，或是某个苍白的陌生人闯入。

我走了进去，然后犹豫起来。也许我指望自己能在那个老人空荡荡的床上找到一张他的X光片。他的房间和楼上的金丝雀女士一样，看起来像是进行过一场样样5美分或10美分的旧物出售，所有的东西都被搬空了。

地板上甚至连一把牙刷、一块肥皂、一条毛巾都没有。那个老人一定是每天都在海里洗澡，中午用海藻刷牙，在海潮里清洗他唯一的衬衫。如果有太阳，就铺在沙滩上晾干。

我向前走去，动作就像个深海潜水员。当你知道有人死去的时候，他留下的空气会拖慢你的每个动作，甚至是你的呼吸。

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猜错了。

因为他的名字就在那儿，在那面墙上。我弯下腰眯眼打量，几乎趴倒下去。

他的名字潦草地刻在他那张小床另一边的灰泥墙面上。名字重复了一次又一次，仿佛他担心自己衰老或是被人遗忘，唯恐在某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失去了名字，于是用沾染尼古丁渍的指甲一次又一次刻下这些字眼。

威廉 。然后是 威利 。再然后是 威尔 。在这三个名字下面是 比尔 。

然后重复了一次、两次、三次。

史密斯。史密斯。史密斯。史密斯。

再下面是， 威廉·史密斯。

还有， 史密斯，W 。

他那张由自己名字组成的“乘法表”涌入又离开我的视线。在许多个夜晚里，我也曾害怕看到自己未来的黑暗岁月。我，1999年，独自一人，我的指尖在灰泥上乱写乱画，发出老鼠那样窸窸窣窣的声音……

“上帝啊，”我轻声说，“等等！”

小床发出尖叫，就像在睡梦中被人碰到的猫儿。我跪倒在床上，用手指摸索灰泥。墙上还有些别的字——是信息，是提示，还是线索？

我想起了儿时的某种“魔法”：让小伙伴在便签本上写下一句名人名言，然后再撕下那一页。但你可以拿着便签本离开房间，用软芯铅笔涂抹留在空白纸页上的隐秘凹痕，让那些文字重新浮现。

现在的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摸出铅笔，用磨钝的笔头轻轻摩擦墙面。指甲的刮痕自行呈现：这里是一张嘴，那里是一只眼睛；轮廓，形状，某位老人半梦半醒间的零星记录：

凌晨4点，睡不着。

下面是一句让人背脊发凉的恳求：

拜托，上帝，让我睡着吧！

以及破晓时的绝望：

天啊。

但在最后，某种东西让我双膝发软，将身子俯得更低。因为那里有一行字：

他又站在走廊里了。

但那就是我，我心想，5分钟前站在那个老妇人房间外面的人就是我。片刻前站在这个空房间外面的人也是我。还有……

昨天晚上，在黑色的雨里，在那辆列车上。庞大的有轨电车绕过弯道，车身的木板发出呻吟，生锈的铜壳颤抖不止。有个看不见的人在我身后的过道里摇摇晃晃，为这场葬礼列车之旅而哀悼。

他又站在走廊里了。

他曾站在列车的过道上。

不，不。这太可怕了！

站在列车的过道上呻吟，又或者站在这个走廊里，只是看着房门，沉默地向某位老人宣示你的存在——这些算不上什么犯罪，不是吗？

是啊，但如果某天晚上，那个人进了房间呢？

如果他带来了那件孤独的事呢？

我看着那些涂鸦。它们模糊褪色，就像外面那扇窗子上挂着的“出售金丝雀”的招牌。我后退几步，和那句孤独又绝望的可怕话语拉开距离。

回到走廊里，我站在那儿感受着空气，猜想另一个人是否曾在过去数月里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我站的位置，脸庞透出皮肤下的骨头。

我很想转身朝楼上大喊：“耶稣啊！如果那家伙回来，就打电话给我！”令那些空鸟笼咔嗒作响。

怎么打？我看到附近有个空电话架，下面还有一本从1933年起的电话号码簿。

那就在窗边大喊！

可谁会听到她像是旧钥匙在生锈的锁里转动的声音？

我会来这里站岗，我心想。为什么？

因为那个死去的海底木乃伊，那个包着裹尸布躺在那儿的老妇人，正在祈祷一股冷风能吹上楼梯。

把门都锁上！我心想。

但当我试图关上正门的时候，它却不肯合拢。

我仍旧能听到飒飒的冷风声。

我跑了一段路，随后放缓脚步，停了下来，朝警察局走去。

因为那些死去的金丝雀开始在我耳后拍打干燥的翅膀，发出沙沙的声音。

它们想出去。只有我能救它们。

也因为我能感觉到，在我的周围，平静的水流正从尼罗河的淤泥里涌出，要把法老两千岁的女儿尼可托里斯彻底冲走。

只有我能阻止黑暗的尼罗河把她冲到下游。

我跑向我的安德伍德标准打字机。

我打字救了那些鸟儿。我打字救了那堆老旧干枯的骨头。

内疚但又得意，得意但又内疚，我把它们从压纸的卷轴里抽出，平放在我的鸟笼/砂岩河床/小说盒底部。在那儿，只有你读出那些字眼的时候，它们才会歌唱。只有你翻动那些书页的时候，它们才会低语。

就这样，我怀着拯救他人的愉悦感离开了。

我朝警察局走去，满脑子宏大的幻想、疯狂的念头、惊人的线索、潜在的谜团和明显的解决方法。

快到那儿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最优秀的杂技演员，正在最大的气球吊着的最高的秋千上表演。

我没有意识到埃尔莫·克拉姆利探长配备了长针和气枪。

我来到警察局的时候，他刚好从正门出来。我的表情肯定在警告他，我要把我的那些念头、幻想、概念和线索都朝他身上丢过去。他提前做了个擦脸的动作，差点儿躲回里面，随后警惕地沿着人行道走来，仿佛在接近一枚地雷。

“你来这儿干什么？”

“如果市民能解决一桩谋杀案，难道不该现身吗？”

“你在哪里看到了谋杀案？”克拉姆利四下打量，确信自己什么都没有看到，“还有什么事吗？”

“你不想听听我想说什么？”

“我听过很多次了，”克拉姆利挤过我身边，走向他停在路肩上的车，“在威尼斯，每次有人心脏病猝死或是被自己的鞋带绊倒而死，第二天十有八九都会有人来告诉我，该怎么解决已经停跳的心脏，又或者怎么重新系好鞋带。你现在脸上就是那种‘心脏病鞋带’的表情，而我昨晚根本没睡。”

他脚步不停，而我奔跑在后，因为他正以哈里·杜鲁门 每分钟120步的速度前进。

他听到我跟上来，回头大喊：“你要知道，年轻的海明威老爹——”

“知道我是靠什么维持生计的吗？”

“威尼斯的每个人都知道。每次你写的故事登上《10美分侦探》或是《弗林的侦探》，整个镇子的人都能听到你在酒品店的报刊架前，指着那些杂志大叫。”

“噢。”我说，最后一缕热气从我的气球里溜走了。我回到了地面，站在克拉姆利的车子对面，咬着下唇。

克拉姆利注意到了我的变化，眼神带上了父亲般的负疚。

“耶稣那什么基督。”他叹了口气。

“什么？”

“你知道业余侦探最让我头疼的地方是什么吗？”克拉姆利问。

“我不是业余侦探，我是个直觉敏锐的专业作家！”

“所以你是只会打字的蚂蚱，”克拉姆利说着，等待我脸部的抽搐停止，“但如果你像我这样在威尼斯、在我的办公室和停尸间待上这么多年，你就会知道，每个路过的流浪汉或者你碰巧撞见的醉鬼都满肚子理论、证据和启示，足够填满一本《圣经》，压沉一条浸信会周日郊游的野餐小船。如果我们听信监狱里每一个满口胡言的传教士，那么半个世界的人都有嫌疑，三分之一的人会被捕，其余的人会上电椅或者绞架。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听信一个甚至还没在文学史上留名的年轻写手的话？”我的脸再次抽搐起来，而他又等了等，“他只是发现了一个装着意外溺死者的狮笼，就以为自己撞见了《罪与罚》，以为自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 的儿子。我说完了。该你回答了。”

“你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我惊讶地问。

“恐怕在你出生前就知道了，但这不重要。该你为自己辩护了。”

“我是个作家，我比你更了解感情。”

“胡扯。我是个警探，我比你更了解事实。你会害怕被事实迷惑吗？”

“我——”

“告诉我吧，兄弟。你这辈子遇到过什么事？”

“什么事都可以说？”

“是的，什么事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般的事——任何事。比如病痛、强奸、死亡、战争、革命、谋杀。”

“我父母都死了——”

“安详的那种？”

“对。但我有个叔叔遇到持枪抢劫的时候中过枪……”

“你亲眼看到他中枪的吗？”

“没有，但——”

“噢，这可不能算，你得亲眼看到。我是说，你从前遇到过像狮笼里有个死人的情况吗？”

“没。”最后，我承认。

“好吧，这就对了。你还惊魂未定。你不清楚人生是怎样的。我是在停尸间出生长大的。这是你第一次真正体验到墓碑的触感。所以你干吗不闭嘴走开呢？”

他发觉自己的嗓门抬得太高了点儿，于是摇摇头说：“不，我干吗不闭嘴走开呢？”

他做了。他打开车门，钻了进去，没等我的气球重新充气，他就离开了。 W98FkFmnG2IuEEumd+GGfOOKcNB3FLf9u3dJSSrJQoQyo0UrsamXO5s0aLTaEJ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