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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毓龙
就古典叙事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而言，在“四大名著”中，《红楼梦》的地位无疑是最高的，但从青少年读者对其熟悉与喜爱程度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各有其拥趸，《红楼梦》反而经常受到冷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红楼梦》深植于大众心底的刻板形象——小儿女情怀，二是阅读此书确实需要足够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与审美能力。换句话说，一部分读者误解了此书，又有一部分读者还未做好理解、欣赏这部巨著的准备。
既然称其为巨著，则《红楼梦》绝非才子佳人小说（ 其实，真正读过清代才子佳人小说的人更少，像《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经典作品，恐怕普通读者都很少翻阅，至于《飞花咏》《定情人》《吴江雪》《英云梦》一类，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外的学生可能连书名也没有听过 ），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艺术追求，以至具体的叙述策略上，《红楼梦》都是反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曾借人物（ 如第一回的石兄、第五十四回的贾母 ）之口批驳才子佳人的套路。即便书中仍有一些才子佳人的痕迹，那也是对庸俗时髦的超越、扬弃。
作为一部巨著，《红楼梦》是当之无愧的古代叙事文学巅峰，它令我们看到中国古典叙述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度——在华夏民族原发、连续的文学传统中，在未受到近代西方叙事经验干预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叙述积淀可以催生出怎样伟大的作品。固执地抱有对于此书的刻板印象，无疑会令一部分读者错过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道奇伟瑰丽的景观，而要领略其魅力，绝不能只是找来（ 多半是从网络上下载 ）一份“攻略”看看，而是要做长期的准备。这不是朝夕工夫，而要经历一个“小火儿慢炖”的过程，人生阅历、文化知识、审美经验的点滴积累，其实都是在为更深刻地理解这部巨著做准备。
回到这部小说的一些基本问题，给大家提供一个“景点简介”。
首先是作者问题。曹雪芹之于原著的著作权，是无需质疑的。
曹雪芹，名霑（zhān），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生卒年尚无法确定，仅能据相关文献资料推算。这是一个“倒推”过程。首先确定其卒年。对此，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除夕，一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除夕。再根据张宜泉《伤芹溪居士》、敦诚《挽曹雪芹》等诗的说法，得知曹雪芹活到四十多岁，年未及五旬。由此反推其生年，应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左右。
曹雪芹出身“从龙勋旧”之家。曹氏祖籍辽阳，先世为汉人，大约明末入满洲籍，为正白旗包衣。高祖曹振彦随多尔衮入关，曾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后升任浙江盐法道，曾祖曹玺也因“随王师征山右有功”，成为顺治帝近臣，曹家由此发达起来。
功勋之外，曹家又与康熙帝有一层特殊关系。曹玺之妻孙氏是玄烨乳母，儿子曹寅给玄烨做过伴读、御前侍卫，深得信赖。自曹玺起，继有曹寅、曹颙（yóng）、曹頫（fǔ），三代人任江宁织造一职，长达六十年之久。织造，名义上负责监造、采办御用丝织品，实际是皇帝派驻江南的“眼线”，负责督察军政、吏治、民情，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皆由其心腹担任。康熙帝六次南巡，有四次直接驻跸（bì）于江宁织造府，也可见其对曹家的信任。
同时，曹氏又讲究“诗礼”传家。据记载，曹玺便承袭家学，“读书洞彻古今”（ 康熙《江宁府志》 ），曹寅更是著名的学者、诗人、剧作家、藏书家、刊刻家。《红楼梦》描述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确实有曹家的影子，敦敏《赠芹圃》诗所谓“秦淮风月忆繁华”，即指曹雪芹早年享受的优越环境。
曹家既然与康熙帝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距离政治漩涡也就更近，被皇室内部权力争夺战所波及的程度也就更重。雍正五年（1727），曹頫因“行为不端”“骚扰驿站”与“织造款项亏空”（ 背后原因则是曹家与胤禩、胤禟的联系 ）等罪名被革职抄家，举家迁回北京。这次抄家，固然给曹氏带来重创，却未致其彻底败落。雍正后期，政治氛围缓和，与曹家有亲戚关系的傅鼐、福彭等人被重用，曹家的生存环境也得到改善，俨然有“中兴”之势。只不过，乾隆朝时，曹氏又经历一次抄家（ 原因尚不明 ），由此一败涂地。晚年，曹雪芹携家迁到北京西郊一个小山村，过着“蓬牗茅椽，绳床瓦灶”的潦倒生活，甚至在“举家食粥”的贫困线上挣扎，又遭受丧子之痛，一病不起，最终在乾隆壬午或癸未的除夕“泪尽而逝”。
正是这种生活剧变，促使曹雪芹反思现实、重审人生，加之他梗概多气、不苟流俗的精神，以及深厚的文艺积淀与超凡的叙事能力，内外“宇宙”结合，便孕育出《红楼梦》这部兼融“现实”与“浪漫”气质，同时具有浓郁悲剧意蕴的鸿篇巨著。
根据甲戌本第一回的说法，大约在乾隆十九年（1754），《红楼梦》初稿即已完成。此后，曹雪芹仍在修改、整理，但离世前似乎仅整理好前八十回，当时用的书名是《石头记》。
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红楼梦》的版本系统。
最早的版本系统是所谓“脂本”，这是学界对以《石头记》之名流传的一系列抄本的统称。属于该系统的本子，多有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等名号的评语，卷首多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所以称“脂评本”，简称“脂本”。其抄写时间不一，历年多有发现，已有十多种。其中较重要的有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戚序本等（ 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 ）。
至于脂砚斋何许人也？目前还是一个谜。从批语看，他与作者关系密切，对小说创作过程十分熟悉，甚至干预了创作（ 如第十三回，照作者原意，应为“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以直笔叙写秦氏的不堪结局，从而揭示封建家族之龌龊、荒淫、堕落，但脂砚斋同情秦可卿的人物塑造，“命芹溪删去”，以致成稿“少却四五页”，这倒是成就了一段精彩的曲笔叙事 ），对我们了解曹雪芹的生平经历、创作动机和写作情境有极大帮助。同时，脂评贴合文本，不仅有导读功能，对叙事技巧的讨论也不乏新见。只不过，脂评的“声音”系统不是很稳定，文字良莠不齐，含英咀华者固有，荒芜龃龉之处也不少。
与“脂本”相对的是高鹗、程伟元整理的刻本系统，简称“程本”。
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与高鹗将历年搜求的《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细加厘剔，截长补短”，合成一部，以木活字排印，即通常所谓“程甲本”。次年（ 其实不到一年 ），二人“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在甲本基础上“补遗订讹”“略为修辑”，重新排印，即所谓“程乙本”。“程本”结束了《红楼梦》的“抄本时代”，使小说得以“全本”的面貌为市民大众所接受。
至于后四十回出何人之手？过去人们多以为这是高鹗补作的，主要根据高氏妻兄张问陶《赠高兰墅（ 鹗 ）同年》诗题下的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这个“补”字就有说道儿了。到底是“补续”，还是“补修”，一字之差，却意味着不同的工作方式与工作量。考虑到当时高鹗正潜心举业，恐怕没有工夫与闲情来编创小说，应该还是“补修”，即上文所说“补遗订讹”。今天学界多认为：曹雪芹生前已完成后四十回，只是尚未整理成定稿，及其身后，原稿便散佚了。目前所见后四十回，或有原稿内容，但主要出自无名氏之手，高鹗与程伟元只是做了整理、修订、刊刻工作。
这后四十回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当然不可比肩原著。“兰桂齐芳”的尾巴削弱了原著的批判性，不少人物塑造和情节组织也与前文矛盾，但续作者毕竟延继了曹雪芹铺垫的文思脉络，写出了贾府之败亡、人事之凋零，具体的情节也不乏亮点（ 如“黛玉焚稿”等 ）。更重要的是，续作者保证了全书的悲剧结局，只此一点就是功莫大焉（ 与其他庸俗的“红楼”续书、仿作相比，这一点显得尤为可贵 ）。
庚辰本是据曹雪芹生前最后一个底本抄录的，是曹雪芹去世后最早也是唯一一个忠实于原本的过录本，正文保存最多，达七十八回。因此，本书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第一回以甲戌本配补，第六十四、六十七回和残缺的文字以蒙府本（ 200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 ）补齐，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作为底本。本书第十七、十八回是合在一起的，据脂砚斋说是因为有人借阅时不慎丢失了一部分，而曹雪芹没有那么多精力再进行补写，所以流传下来的本子这两回是合二为一的，直到戚序本才分解为两回。
从思想性看，《红楼梦》的伟大之处，主要在于其悲剧意蕴。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非没有悲剧叙事，但如《红楼梦》一般“彻头彻尾之悲剧”（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商务印书馆 ），确实是极少见的。其悲剧意蕴是多层次的。
首先是封建家族的悲剧，这是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红楼梦》以宁、荣二府（ 更侧重后者 ）为中心，全景式呈现封建大家族虚伪、庸俗、污浊的日常，生动地叙写出其加速衰亡的过程。以贾家为代表的末世家族，在书中一出场，就呈现出无可挽救的颓势。尽管在外人看来，还维持着“峥嵘轩峻”的气象，不过是应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句话，外表仍旧光鲜，“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经济上入不敷出，人事上勾心斗角。“一代不如一代”的封建贵族，精神上整体堕落，能力上持续下滑。这不是贾家的困境，也不止是“四大家族”的困境，而是封建末世家族的实际处境。可以说，贾府没落的原因，反映的是封建末世的诸种顽疾；贾府花园所维持的“蓊蔚洇润之气”，实则是封建末世的“黄昏晚景”。
再者是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我们习惯将四大家族的“败亡史”视作《红楼梦》的副线，将宝玉与黛玉的爱情悲剧，及其与宝钗的婚姻悲剧视作全书的主线。这也正是小说的主旨，即作者所谓“怀金悼玉”。程甲本作“悲金悼玉”，意思就更明白了——宝钗可悲，黛玉可悼。第五回《终身误》曲已道破其关键：“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前者指宝玉与宝钗的婚姻悲剧，后者指宝玉与黛玉的爱情悲剧。“金玉良姻”是后天人工穿凿的，是封建家长的集体期待，是社会性规约对个体愿望的违拗与压制；“木石前盟”则是先天自然生成的，它不只是绝假纯真、心有灵犀的爱情，更代表一股“青春力量”，这不仅是对“情”的执著追求与维护，更是对封建社会的反叛，对道学理性的反动。可以说，由“金玉良姻”与“木石前盟”所构成的“社会／自然、理性／感性、集体／个体、后天／先天”的矛盾冲突，是全书的基本意态结构，而承受矛盾冲突的当事者，都表现出一种“自觉”，但无论是自觉地接受社会规约（ 如宝钗 ），还是自觉地追求、维护个体本性（ 如宝玉、黛玉 ），皆付出巨大代价，以悲剧作结，这又未尝不是一种人生的悲剧。
由“悲金悼玉”的核心线索，可上升至对“女儿国”的整体悲悼，而大观园的陨灭意味着“情之世界”的消逝，这又是青春理想幻灭的悲剧。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饮的茶叫“千红一窟”，品的酒名“万艳同杯”，脂批道破其谐音“千红一哭”与“万艳同悲”。而“千红万艳”即《红楼梦》中所有的女儿，她们都是作者悲悼的对象。书中的女儿们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着青春的、自由的、本真的、天然的精神力量。在大观园这一“青春乌托邦”里，在宝玉、凤姐结成的“双凤护珠”（ 罗书华《红楼细细读》，复旦大学出版社 ）结构模式中，她们得到了维护、照拂，享受着自在、安宁，但维护与照拂是有限的，自在与安宁也是短暂的，这不仅在于“双凤”自身的性格、能力、功能缺陷，更在于“情之世界”本身缺乏坚实基础，及其与对立面“理之世界”在力量上的不平衡。“情之世界”先天不足，又被“理之世界”围困，前者越是向外冲突，越是受到来自后者的持续压力，“情”不可能膨胀，只能被一再压缩，它又是如此脆弱——宝玉与女儿们搬入大观园的第二个秋天，园中已觉“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在“理之世界”的围裹、侵蚀下，女儿们注定风流云散，青春理想最终将被毁灭。
与其悲剧意蕴相适应，《红楼梦》也取得了绝高的艺术成就。
从叙述框架看，《红楼梦》摆脱了传统章回小说由“说话人”直接讲述故事的方式，转而采用分层叙述。最外层的叙述者仍是“说话人”，但主体故事不是由其讲述的，而是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那块“顽石”所追述的，故小说原名《石头记》。由此，形成内、外两个叙述层。
与分层叙述相适应，《红楼梦》构造了两个叙事时空：外层的“神话时空／浪漫时空”，内层的“历史时空／现实时空”。从空间看，前者是无限的，以写意方式呈现的。空间主体隐于神话的五色叆叇（ài dài）中，仅浮露出个别景致，如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太虚幻境、灵河畔等，使读者形成渺远无垠的空间联想。后者是有限的，聚焦于宁、荣二府（ 又以后者为中心 ）与大观园，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呈现主要的功能空间，借助人物活动轨迹，阶段性地“曝光”空间布局（ 如借黛玉入府、周瑞家的送宫花“曝光”荣府布局，借宝玉题对额、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曝光”大观园布局 ），又以“长镜头”呈现空间细节（ 如对秦可卿卧房、宝玉之怡红院、探春之秋爽斋的细节呈现 ），保证了空间的密度与丰盈度。从时间看，前者是永恒的，起于“开辟鸿蒙”之时，却“不知过了几世几劫”，也“无朝代年纪可考”，又指向无尽的未来。后者则是短暂的，它本身就是极短促的，自宝玉降世、顽石被携入红尘到宝玉出家、顽石复归于大荒，满打满算不到二十年，于前者更是一瞬之于万载。但作者在“微观时间”上很“敏感”，注意对季节、节令、纪念日（ 如生辰、忌日等 ）的表现，人物、事件也多以“微观时间”进行串联与间隔，形成紧凑有序的时间秩序。如此一来，对接受者而言，尽管宏观时间上看是“模糊”的，进入时间细节后又发现格外“清晰”。
从叙述结构看，《红楼梦》继承并发展了《金瓶梅》的网状结构，形成一个立体、复杂、严密的网络系统。
从人物塑造看，《红楼梦》的一个突出成就在于塑造了一批真实、生动、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曹雪芹善用“空间表征法”（ 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商务印书馆 ）来塑造人物，即以意象化的空间来表现人，空间成为人的外化，如蘅芜苑之于薛宝钗、潇湘馆之于林黛玉、怡红院之于贾宝玉等。同时，人物在不同空间中，又暴露出不同的气质性格，以王熙凤这一“圆的”人物为典型：在不同的空间情境里（ 如自家小院、贾母处、王夫人处、邢夫人处、荣府公共空间、宁府公共空间、大观园等 ），王熙凤的表现是不同的。
这些人物又是在生动的场景中得到刻画的。与之前的小说相比，《红楼梦》的场景密度更高，真实性、细腻性、艺术性均达到新境界。曹雪芹尤其擅长刻画特定场景中人物的特定情态，如黛玉葬花、晴雯撕扇、湘云眠芍、宝钗扑蝶。尤其动作细节，大都是只属于某一人物的“这一个”动作。
更重要的是，《红楼梦》发展了古代小说的心理描写。如第三十二回黛玉听到宝玉知己之语后一段矛盾复杂的心理，曹雪芹不仅将其直接揭示出来，又写出了层次，剖白了心意，含蓄蕴藉，真实可感。
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曹雪芹是一位真正做到雅俗会通的语言大师。其叙述语言自然流畅，于平实中见奇谲（ 即戚蓼生所谓“似谲而正” ），绝不刻意掉书袋，也不卖弄奇巧，只将人事细细写出，人情物理便在纸面上自然而然地晕染开来，看似平淡的文字散发出迷人的光泽。描写语言则富于诗性，又经常经过人物视角的过滤，在对多重感官的艺术性调度、组织下，人物的一般气质和特定心境相结合，景观成为意象化的聚焦物，流露出情韵诗意。人物语言更是“声口”毕肖，曹雪芹真正做到了“一样人还他一样说话”。每每合上书页，毋须提说话人姓字，只念出其言语，便知说话人是谁，又总能联想起特定的场面、情景。
总之，《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叙事史上最宏大、最深刻的作品，也是艺术上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风貌作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 张俊《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其文学史地位崇高，影响无远弗届，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文艺创作者。作为读者，我们当然不能错过这部巨著，不仅应当通读、细读，更应该反复咀嚼，仔细咂摸。阅读《红楼梦》是“年年岁岁”的工夫，随着人生阅历、知识积累、审美品位的变化，我们总能从书中读出新意，它是一部关于人生的书，也是值得用一生来阅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