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生涯

王安忆

音乐于我，总是和实际的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最初的习琴，是在“文革”初期，母亲生怕我们姐妹在家寂寞，又生怕我们出去闯祸，就从旧货店里买了一架手风琴，找了个朋友教琴。在学琴的过程中，姐姐的态度一直比我实事求是，一步一趋，从不好高骛远，已掌握的技巧则很胜任。而我总是性急，超前地去攻克难度高的技巧，效果倒不如她好。有一次，姐姐问我：当你练琴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我说，我想的是，很多朋友在欣赏我演奏的情景。姐姐却说她仅仅是想听自己悦耳的琴声。从这时候看，她是比我更适合搞演奏的。因演奏是一条很现实的道路，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从艺术的目的来看，她也比我更接近艺术的初衷。后来她之所以没有继续学琴而我却继续了，原因只是她插队后不久便被招到城里工作，而轮到我时，招工却冻结了，被推荐上大学的可能又极小，于是，手风琴便成为我离开农村的唯一出路了。

使我想到这条出路的，是有一次，在县积代会上，我大出了一记风头之后，就传来县文工团要招收我的消息。这文工团原是个泗州戏的班底，这时又演一些样板戏的片段，自有上海知青插队此地之后，就一直在物色知青中的人才。已被招收的几名上海学生，穿扮整洁、面色白皙、姿态高傲地从县城的石板路上走过，总会引来许多欣赏和忌羡的目光，比分在商业局、手管局、工业局以及更大批的尚在农村的同学相比，他们无疑是这县城里最幸运的人了。而我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就在苦闷着如何离开农村。这消息便使我非常冲动。无奈家里极力阻拦，因这县文工团是集体的性质。从集体单位转向全民单位，是比从农村到城市更不容易，其间的沟壑比城乡差别还要不可逾越。这县文工团是万万去不得的，是要贻误我一生的。但这却提醒了我和我的家长们，对我的前途便多了一种设想。从此以后，我就开始过着一种到处投考又到处碰壁的生活，练琴则成为我的日常的功课，而且是一份极严肃的功课，它关系到我的生计和前程。

那时候，全国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的文艺团体，都在学习样板戏，于是都面临着扩大乐队和演员队编制。似乎百业萧条，唯有文艺团体一枝独放。由于上海是一个较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城市，不少孩子从小就接受了音乐教育。因此，这时节，上海就涌满了各路招兵买马的文艺团体，以及回城谋考文工团的知识青年，同时也出现了一种颇似于经纪人的人物，他们一方面了解和掌握了许多文艺人才，另一方面也和许多文艺团体有联系，从中起着牵线的作用。不过，充当这些角色大多是出于兴趣，并无实利可图。当时，我就是经常地奔跑于各个考场之间，其余的时间则用来练琴。手风琴的需求量是极少的，一个团体往往只需一个，不像管弦乐，是多多益善，而我的技术又只居中流，因此，碰壁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到苏州去考文工团，当着一整个排练厅的老师以及看热闹的花枝招展的男女演员的面，又热，又累，又窘迫，又紧张，再加上不熟悉琴，竟连一个曲子也没凑合下来。乘在夜间的回沪的火车上，心中的沮丧是无法言说和忘怀的。几经曲折，后来终于考上了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于是，我也成为令知青伙伴们羡慕的人了。由于样板戏的背景，文艺团体在当时地位极高，待遇唯优。因此，在城市里，许多孩子从小就开始习琴，为了避免日后的插队和失业。于是，乐队里几乎每个人，都带有一群学生，他们恭恭敬敬地喊我们老师，逢到年节假日，便纷纷拉我们去吃饭。而我们则把从自己老师处得来的一套，原封不动地塞给他们便完事了。然而，无论如何，这确是一次管弦乐的大普及运动，在那些偏僻的小城里，几乎一夜之间响起了小提琴、大提琴、黑管、长笛的声音。

我们的文工团也正在草创时期，管弦乐队编制不齐，所以不久，我便被安排去“速成”大提琴，进入了乐队的低声部。真正被音乐所激动，而非吃饭问题的激动，是在我坐进乐队的时候。当各声部携起手来，乐器奏出奇妙的音响，心确实被震颤了。这几乎是每一个演奏员都经历过的感觉。无论多么调皮、多么不负责任的演奏员，在这一刻里，都不会开溜的，谁都不会愿意在这美好的声响中缺席，都希望在其中担负一份劳动，这犹如一种极大的享受，谁能够放弃呢？尤其是演奏好的作品的时候。坏的作品总是激起演奏员不讲情面的嘲骂，会遭到怠工。演奏员凭了经验与演奏的本能，总是能基本正确地鉴别出作品的优劣。好的曲子会使演奏那样愉快，那样兴奋。有时候，没来由地，指挥或者队长会突然地召集乐队演奏一遍《采药歌》或者《雪山上的好门巴》或者其他一些什么，这绝不会遭到反对。乐队排练不仅使乐队自己快乐，也使演员们以及别的无关的人快乐。当我们演奏时，排练场外常常围了人，静静地聆听着。合唱队或舞蹈队逢到与乐队合乐的日子，也都欢欣鼓舞，如过节一般。而在我想家或苦闷的时候，乐队的排练或演出也或多或少替我排遣了许多。当乐声奏起的时候，当你的那一小点声音融入整个巨大而美妙的交响，成为其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好像参加了另一个世界，那世界比较的抽象，因而也比较的纯净，比较的没有忧虑，比较的快乐。

人心总是不足，离开农村不久，我又计划向上海接近。接近的手段还是音乐，但比当年多了一件大提琴。于是就又开始了漂泊的、投考文工团的生涯。我瞒了自己的团，沿了京沪铁路线，往南逼近。回上海已成妄想，向上海靠近一步也是胜利。我非常固执而又错误地，将时代与社会的不幸，以及个人青春时期的许多苦闷，都推委在了与上海的距离上，以为回上海便可解决一切似的。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多年之后才觉悟过来的。在有一年的春节里，我趁了假期，抱了琴坐船去南通考试。坐在黑压压的五等舱里，困顿又无聊，且前景茫茫。幸好边上是一个投亲南通插队的青年，一路聒噪，念许多谜语给我猜，打发了一个夜晚。天亮时分，船抵码头。我到南通文工团时，才知他们也值假期，一周以后才上班。那几天，我晚上住在父母的老战友家，白天就在空荡荡的歌舞团练琴。歌舞团在一座天主教堂内，有高高的钟楼。一日，碰巧遇到一个拉小提琴的女孩来团里拿东西，我们曾在省调演中见过面，彼此虽叫不出名字，却还面熟。她很热情地让我用她的在钟楼上的琴房。第二天，我去她琴房时，见她留给我字条，说水瓶里有热水，琴盒里有松香，任何东西我都可以使用，千万不要客气。经历了那几日的孤寂，这温暖的情义使我流下了眼泪。后来，我终于也没有被任何南方的文工团接纳。到了1978年，随了大回城的潮流，我终于回到上海，凭的是父母身边无成年子女照顾的理由，回来后也没去文艺团体，而是凭了那两年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小文，进了《儿童时代》杂志社。我的音乐生涯就此结束了。

回到上海的日子里，我再没有拉琴，甚至家中也没有保留任何一架琴。我不常听音乐，尤其受不了现代高级音响里的管弦乐，我觉得高级音响是和爵士、摇滚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机械和电子的产物，而音乐当是和人、人性、人的劳动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家也没有高级音响。而我更不喜欢餐厅、酒吧，或者客厅里的背景音乐，我觉得这声音假惺惺的，有一种伪善和矫情的气息。偶尔我还去去音乐厅，熟悉的曲目，我觉得听和不听都一样，不熟悉的作品，第一遍则难以进到心里，于是，音乐会也不热心了。弄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其实是不喜欢音乐的，之所以会和音乐打那么多年的交道，实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这些年过去，对音乐逐渐淡了，只是有一样东西是听不得的，那就是演奏前乐队的定音，那一声双簧管的A音具有极强的穿透力，然后，各色乐器从四面八方向它靠拢集合，这使我想起了我一整个少女时代的快乐和苦闷。

（原载1990年第5期《音乐爱好者》） dsL2ahXsivKEhTovMOS5MeBNBt+omWpeRV2zvywKmW9b210Y00iVWguC5tGaVc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