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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声响的世界。这些声响，或刺耳，或和谐，或让我们烦躁，或给我们安慰。除“天籁”“地籁”之外，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人创造出来的各种“声响”。传统儒学解释这些人类声响的来源时说：物感人心而动，心动而有情，情之发之于外，就会形现于“声”，而各种“声”组织起来，文采彰明，就形成了“音”，“音”能涵括天地之有德有序者则被称为“乐”。所以，人创造出来的各种“声”“音”“乐”就反映了人之各种情绪和认知。同时，“声”“音”“乐”作为外物，又会反过来影响人心，形成风化，影响政教，所以《礼记·乐记》中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因此，“闻乐观风”，“乐音”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理解他人的有效途径。
这本音乐随笔集，首先以“声音与时代”开篇，算是这本小书的“纲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乐，有识之士往往能在音符与歌词之间窥见时代的脉动。王蒙的《歌声涌动六十年》算是一个文化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六十年的音乐潮流所做的小小总结。杨燕迪的文章则是以专业音乐家的身份与使命感，直面时代与文化的提问，探讨中国音乐的未来走向。李皖的《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将目光投注在流行歌曲的“歌词”上，在与文学作品的交叉联络中，勾勒出那个时代的失意与彷徨——“这种‘失恋’就不光是王杰的，而是一群人‘集体的失恋’。而失恋又不光是爱情之论，也是际遇之论。”二十多年之后，李皖又写了一篇《流行音乐为什么不流行了》，还是以其一贯的洞察力分析了这个时代“价值多元化后，焦点的崩散”。从流行音乐的流行到不流行，李皖通过音乐为我们揭示中国二十年间文化的改变、社会心态的迁移，令人有一种沧海桑田之感。颜峻的《“愤青”来到新世纪》本就是一部中国摇滚乐及其受众的发展小史，为我们描绘出那个时代流行之外的另一群人的另一种表达。文章的最后，作者不无遗憾地指出：“摇滚乐让人们激动，这是真的，但在中国，它主要还是让人们通过想象来激动。人们并不真的了解摇滚乐，也不见得愿意去了解。”这篇文章发表于2003年，十六年之后，2019年一款偏摇滚的音乐类节目《乐队的夏天》火爆全网。节目不但让台下的观众与网上的受众跟着新老摇滚乐队嗨翻天，还穿插着基本乐理与音乐风格概念的普及讲解，张亚东甚至还在现场教大家怎么正确地跟着节奏打拍子、甩头。不知道颜峻看到此处是多多少少有点安慰，还是继续苦涩。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编者还希望读者能在这一辑中看到那些具有时代烙印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肖复兴的《毕业歌》是普通人努力用音乐记录某些人某些事的淡淡挽歌；王安忆的《我的音乐生涯》“大煞风景”，“音乐”从“阳春白雪”的定位中降落，被工具化为摆脱实际生存境遇的手段。
这一辑文章是按照首次发表的时间来排序的，读者在阅读这一辑时，可能会有时光错乱之感。但是编者希望这种无意为之的时光“蒙太奇”的效果，恰恰可以让读者在感受到声音的多样性与时代变迁流转之间的应和之外，理解“声音”可以超越时代的那些“本质”特征，并期待我们能在没有边界也不会封闭的可能性中相遇。
我自己和音乐的相遇是比较随性的。上大学之前，我所受到的音乐教育很有限。我的妈妈喜欢评剧，经常在家里一边干活一边唱《花为媒》的选段。初中的时候，港台的流行歌曲已经风靡大街小巷。我和几个要好的女同学都有一个歌本，里面抄录着我们喜欢的歌词，课间，我们就聚在一起唱那些我们共同喜欢的歌。我就是李皖说的那种“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上了大学，偶然间参加了学校的学生合唱团，我才有机会比较系统地学习乐理、发声以及合唱作品。同时对我产生影响的还有跟着合唱团里的好朋友通过光碟一起欣赏国外音乐会的时光，那个时候西方古典音乐才真正进入我的生活。后来机缘巧合，结识了古琴演奏名家林友仁先生和他的女儿林晨女士。在林先生的帮助下我买了古琴，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件乐器。后来又有机会和李凤云老师学了一段时间古琴。记得那时候已经是硕士，每周一次坐高铁到天津去学习。火车在轰鸣中经过广阔的华北平原，也是一段难忘的时光。
所以，当听到有人心虚却强硬地说自己不懂音乐，或者小心翼翼地问，应该如何欣赏音乐的时候，我总会觉察到自己“无知无畏”的幸运。虽然我承认音乐之品性有所谓“高下之分别”，但是却认为欣赏音乐本身没有所谓“正确与否”。喜爱一段旋律，有人是因为那首歌让他联想起自己曾经的遭遇，也有的人可能只是因为那段旋律悦耳动听而已。有人偏爱传统而和谐的曲调，有的人却更容易接受各种声响的探索。所以，音乐往往会牵动一己之爱憎，而我们往往会在这爱憎之中“见到”一个人。因此，在“声音与时代”之后，有了“音乐与生活”这一辑。
除了“时代的洪流”，每个人的生命和日常生活，仍然是鲜活和有意义的。在其中，音乐的角色是什么？音乐能怎样地参与我们的生活呢？也许是在养病的间隙听听莫扎特（宗璞《药杯里的莫扎特》），也许是黑暗中的慰藉（赵丽宏《无形的手指》），也可能是千古的思乡之情在音乐中一遍一遍地被表达（李皖《我要回家》）。最有趣的两篇是辛丰年的《文人与乐》和余华的《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辛丰年的文章想讨论“自从近代以来，中国文人是不是‘非乐化’了”的问题。转过来，余华就分享了音乐对他写作的影响。不过，更令人着迷的也许是这一辑中那些人在某一地和某一种音乐突然的邂逅和恍惚，如赵鑫珊在故宫里听到《平沙落雁》，如张承志在草原上听到《黑骏马》，如陆文夫在深巷里听到的琵琶声。环境、音乐和人，三者奇妙地交织，有形的空间、流动的时间与站在时空之中的人相遇，这微妙的组合又仿佛发生在时空之外。我们在具体之中，仿佛又借由音乐走向了一种永恒和超越。
在这一辑里，我们只是给出了音乐与人的浮光掠影。相信在这万千世界之中，音乐与人的故事应该是随时随地在发生。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这雪泥鸿爪之中见到音乐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的种种安慰。这种安慰可以来自中国，也可以来自西方；可以来自雅乐，也可以来自民间。我们无须给自己设定什么门槛，对音乐的体味是人人可得的，如果有人以为自己“不懂音乐”而放弃音乐对人生的安慰，似乎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心灵中各自的琴弦，这不免让人感到遗憾与惋惜。这样的读者也许可以看看《我为什么听音乐》以及《“门外”的“内行”——记辛丰年》两篇文章以增加自己的勇气。也许过去，也许现在，也许未来，希望我们的读者都会在自己的生命中与音乐相遇，并经历自己的音乐故事。
到了博士阶段，因了之前和音乐的那些机缘，我的导师夏晓虹老师鼓励我将博士论文的选题定为“学堂乐歌”。她说：“选择题目，最好是能把个人兴趣与研究对象合一，这样，论文的写作会成为一种很愉快的经历。”我后来的研究经历果然印证了老师的先见之明。在我的博士论文《乐歌中国——近代音乐文化与社会转型》出版之后，2016年我和北大校友合唱团在北大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学堂乐歌中的少年中国”讲唱会，导师和中国音乐学院的张静蔚先生都来捧场，百年前的歌声再次飘荡在校园里，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从爱好到研究，音乐与我的生命似乎越来越紧密。
后来在学校里教书，有一门课是中国经典研读，我就带着学生们逐字逐句地读《礼记·乐记》。当我讲到“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的“雅乐”时，学生们在神往之余常常问我：老师，我们今天应该听什么样的音乐呢？什么样的音乐才能算是这个时代的雅乐呢？
这其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今天对“雅乐”的理解或定义首先需要接受“古今中西”的诘问。到了今日今时，“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梁启超语）是每个现代国人应该采取的文化策略。而“音乐”亦是“文化”之一种，理应如此照办。所以，这本小册子接下来的两个选辑是中西并进的路数——“读曲听心”收录的是有关“中国音乐”的文章，而“西乐东渐”收录的则是有关“西方音乐”的文章。
中国古代雅乐流传下来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当以“琴曲”占半壁江山，“琴棋书画”作为文人雅士的修养，也是以“琴”为首。千年之前“琴瑟友之”即是人与人之间情感最真挚的表达。所以“读曲听心”中的文章许多都和琴有关，既有琴人的演奏心得（林晨《源于古老的相遇——写在〈良辰美景：古琴与南音的对话〉之后》），也有听众的观赏心得（资中筠《今夕何夕？有缘千年古琴》）；有关于斫琴的文章（王风《大匠必以规矩——记张建华斫琴》），也有琴器的考订（林晨《被镌刻的历史记忆——记青岛市博物馆藏“幽涧泉”琴》）。《读曲听心声》以讨论《梅庵琴谱》开篇似乎亦可算在此列。
因为戏曲的部分已经分割出去，另集收录，所以这一辑中的文章，除了古琴之外，零散点缀了四篇文学家（汪曾祺、刘心武、贾平凹、王安忆）的音乐心得。中国古代“诗”“乐”不分，文章也讲究音韵的平仄转折。所以用汉字来书写的文学家应该都对中国的音韵与音律有更多深切的体悟。贾平凹的无弦之琴颇有魏晋名士的风度，汪曾祺讨论歌曲演唱中的句读和气口问题，揭示出歌曲旋律与歌词断句之间的难题。这个问题在西方音乐与歌曲进入中国之初，赵元任先生也曾讨论过。《牧童短笛》从意象出发，探索了传统诗乐题材参与现代表达的可能性。王安忆的文章干脆把戏曲、流行乐、民乐、西洋乐放在一起说，展现了当代中国音乐环境的丰富性。在阅读这些文章时，读者可以欣喜地发现，传统的乐音仍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与此同时，外来之西方音乐正在逐渐成为中国人生命以及文化中的组成部分。这就是第四辑——西乐东渐。
西方音乐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主题。从哪里开始谈起呢？编者选了赵鑫珊的文章《音乐·文学·哲学——读〈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作为开篇。虽然文章的主题讨论的是十九世纪西方的浪漫派音乐，但是文章中强调的“音乐决不是一串孤立的音符，而是一种文化现象。要了解、把握某个时代和某个民族的音乐，就必须把它放在那个时代的整个文化背景中去做有机的、多维的（立体）考察”，似乎可以为我们理解、欣赏西方音乐定个基准。他的另一篇文章将贝多芬比喻为音乐领域的西西弗斯，在聆听音乐之外，探讨了生命的内在向度问题。选文中最喜欢的是余华对肖斯塔科维奇的解读，那是一个深负洞察力的文学家对一个音乐家最富有感情的书写。也许读者读到“战争的到来使苏联人意外地获得了一种悲伤的权利”时，会和编者一样动容与心惊。可惜为篇幅所限，这是一篇节选。刘雪枫的文章也很好看，嬉笑怒骂之间观点也许值得商榷，但是价值观清晰，读起来也是痛快。与之相对，马慧元的两篇文章则温情许多，特别喜欢那一句“当天气、温度、心情、生活压力等等恰好到达预定的参数值的时候，我知道该听古尔德了”。读者读到此处，应该有会心一笑。我们不是去听某种音乐，我们其实是与我们自己久违的那颗心相遇。资中筠的文章介绍了自己弹莫扎特的心得体会，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她在通过音乐与一个忘年伙伴相遇。古人讲“尚友古人”，于音乐中也可以如此吧。
这一辑的选文，编者希望能够尽量多地涵括西方音乐巨擘的名单，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德彪西、李斯特、瓦格纳、普契尼、肖斯塔科维奇、古尔德……这些名字，国人已经不再陌生，他们的音乐作品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同时，编者也选了一篇关于女性音乐家的文章。音乐是无国界的，同样也应该不分性别。喜欢音乐的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胸襟去理解接受更多元的文化，我们只需问“美，还是不美”，无须在意“他/她是谁”的问题。我想这大概是西方音乐带给我们的音乐之外的收获。
编辑这本小书，着实给我带来许多收获，比如文章中提到的乐曲，如果是不熟悉的，我就会找出相关作品听一听。文章中许多睿智的思考，也常常令我深思，比如资中筠在文章中说，人到渐入老境时适宜弹从未老过的莫扎特的曲子。这观点一开始着实令我惊讶，但是在细细品读之后，又不禁对资先生的意见深表赞同。这些文章中的观点颇有参差，各个作者对音乐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喜欢民乐，对西洋乐没什么感觉；有的文章却展现出作者对西方音乐精深的理解。王安忆会批评有人把音乐当背景音乐听，但是赵园却偏偏喜欢在做“别的事”的时候打开音响。既有人给音乐以无上崇高的地位，也有把音乐当成知青回城敲门砖的时代故事。余华写自己曾经被不登大雅之堂的简谱深深迷住，颜峻却痛斥了摇滚乐中那些虚伪的愤怒，李皖的文章揭示了现代人借助于流行歌曲所表达的时代感伤以及这些感伤的垮掉……这一切都丰富了我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我想这些文章也应该带给读者同样的收获。
在读完这本音乐随笔集的时候，读者大概可以了解编者的趣味，那就是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来看待。音乐固然有其专业性，但是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它所承载的“文化”与“生活”才是更能打动人心的东西。在这本文集中，出现了形色各样的人，他们有的是作曲家，有的是演奏者，有的只是聆听者。但是，他们都在音乐中交付了自己某一部分的生命，而正因那一部分生命的参与，那时的音乐才更加动听。
在编辑这本随笔集的过程中，我可以看出一些当代中国音乐环境的问题。比如谈西乐的文章更好搜罗，哪怕是单编一册关于贝多芬的散文选，似乎都不是什么难题。这多多少少反映了当代国人精英阶层的音乐品位和选择，也衬托出这百多年来西风东渐中，国乐失其固步，西乐不断繁兴的态势。不过俱往矣，中国的现代化还在路上，文化的更新与重生更需要时间的凝练。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打开心扉，不自我设限。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闻听韶乐的时候不禁感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两千多年后，我为女儿取名“闻韶”。音乐的美好是超越时空的，而对美好的希冀与追求会一直是人生中那一抹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