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舒婷
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甚至读了硕士、博士的人来说，中学时代只是漫长阶梯的一小段。然而，这一小段的影响至深。更何况我的最高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我的个性、气质、道德观，乃至常识性的认知，都来自我非常短暂的中学时代。
难怪儿子总说，我们家就数我妈妈的文化水平最低。因为就连他，今年也上高一了，而且是我的校友。
小学我一直在转读，转了四五所学校，因此没有建立稳定的师生友谊，甚至大部分同学的名字都记不得了。我的作文在小学四年级异军突起，五年级就经常被作为范文，六年级时老师不再批改我的作文，我可以自行其是。奇怪，那时的老师何以就这般开明了？
考中学时，我还整天游泳、跳皮筋，在被窝里捏着手电筒彻夜阅读世界名著。晒得乌黑出油，近视加深了两百度。我不记得我为能否考得上什么样的中学伤过什么脑筋。
眼下这些“小皇帝”，虽然在家中倍享殊荣，但一举一动都在长辈的显微镜下被点滴不漏地观察、判断，然后被引导，甚至强制执行。我的家人严格管教我不许撒谎，要拾金不昧，衣裳整洁，谈吐礼貌，等等。在重大前途的选择时，却给我充分的自主权，我妈妈看了我的报考志愿单只是一笑了之。我在重点中学一栏连填两个“厦门一中”，在普通中学一栏里满满三个志愿都填了“厦门一中”，甚至在是否服从分配这一栏里，十分坚决地写上“不”。
我现在还认为是我的孤注一掷，感动了这所本市最铁石心肠的学校。因为作文我也许行（天啊，我从未考虑到不同的改卷教师可能给我的威胁），基础知识不见得扎实，数学更不妙，只是凭着小聪明蒙混过关。今天的我，已退步到三位数以上就弄不清楚。我是五年级开始上英语课的，不费吹灰之力，其优势一直保持到中学时代。可惜中考并不考英语，因为当时大部分小学不开英语课。
收到写着我的名字的第一封信，我马马虎虎看了一眼信封下方“厦门市第一中学”的红字，知道我被录取了，信也不拆就大呼小叫和同学踢毽子去。直到外婆疑惑地问我：人家都去报到了，你到底有没有考上？
这才满地寻找通知书。
跟现在的新生一样，还未开学就军训。住校，自带铺盖睡教室地板。半夜紧急集合。长途拉练、实弹射击什么的，我儿子军训也是这一套。对每一拨新生而言，却都同样刺激、慌乱，错误百出，回想起来却又快活无比。清早列队，我个子小，站第一排。还未“稍息”，我身子一歪，十分不优美地昏倒了。空腹产生的低血糖休克，继续伴随我到今天。这是中学时代的遗迹吗？老师和同学向我倾注的关爱是那么的慷慨。
新年伊始，我渴望报效班级，“士为知己者死”嘛。班主任号召给校报《万山红》投稿，熄灯以后，我躲到厕所炮制一首“五言诗”，蹑手蹑脚塞进投稿箱。开学后的第一期发表出来了，不知道算不算我的处女作。如果侥幸能算，我写诗的年限将因之提早了七八年。可惜写得太滥，又没有保存。
在我初一（一）班里，真是精英荟萃。从各个小学考上来的有两三个大队长、五六个班长，这种那种中队委员，小组长多如牛毛。另外不少是干部子弟，有市长的女儿、宣传部部长的儿子，等等。他们在班上完全享受不了任何特权，除了衣服更朴素一些。我立刻交了一个最美丽的女朋友叫红柑。红柑是归侨，鬈毛，桃颌，醉汪汪的大眼睛，长得比画上的还好看。她告诉我许多秘密，比如她家几个孩子都丑，妈妈怀她时，听了劝告，整天盯着月历牌的美人，她就长得跟月历牌的明星一模一样。这个故事是那样令我深信不疑，我怀孕时不知看了多少可爱小宝宝的照片，因为重女轻男，可能看多了女娃，以至于我儿子到了13岁，还有朋友问：这是你女儿吗？
我被任命为学习委员，跟小学的“官职”持平。大概还是我的作文考卷起作用，引起老师的错觉，以为我真的学习优异。而前大队长被降为平民，“文革”时那学生跳得最高，兴许与她入学时就怀才不遇有关？
我和班上几个学习好的同学成立了秘密小分队，自称“雷锋小队”，给班级做好事。我十分江湖气地邀请了红柑参加，虽然她的成绩很令人担忧。据说当年中考的考场上，就有本校文艺队的老师探问她的名字。她多半是因惊人的美貌获得录取的，一进校理所当然是文艺队员。
我的这一徇私行为遭到一致的谴责，并当众立下以表决方式吸收新成员的规则。红柑终于和我们一起，瞒着老师、同学和家长，神秘兮兮地干起地下工作。放学以后，聚在一起，折小纸盒，分发到座位上，“请不要把铅笔屑扔地上”；凑钱给家庭困难的同学送笔记本和红领巾；写批评字条，如“昨天，你讲了粗话，请改正”；甚至某一个晚上我们集中三支手电筒（怕被值班的老师发现），群策群力出了一期精美的黑板报。其实我自己兼班级黑板报主编，原不需要这么鬼鬼祟祟避人耳目的。
放学后我们聚集在明浩同学家里。他家位于公园边，是一座林木葳蕤的小楼。明浩父母极通情达理，我们的碰头会渐渐演变成现在的“PARTY”。班长林朝才弹起吉他，我们喝着白开水，饥肠辘辘地尽情唱歌。同学们忽然发现我的嗓门太过霸道，挤得他们的声音剩下扁扁的一线。后来我在年段合唱团放开嗓子领唱，春风无限得意，又因为发育变声，在正式演出前夕被淘汰出局。要多悲伤有多悲伤，这是后话。
那一天晚上，乐极生悲，班主任来敲门，我们本能地钻到桌子底下。明浩去应门，老师点着名字，一个不落把我们从各个角落揪出来。可见他是掌握了情报的。老师批评我们的活动耽误了学习，比如红柑两门功课不及格。同学们便拿眼睛瞪我。老师又批评我们影响班级团结，我们确实收到班上半数以上同学的申请纸条，因不愿变成“雷锋大队”而停止补员。班主任苦口婆心，说我们小集团主义萌芽很危险，比如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我要替红柑抱不平，自作聪明地插嘴：裴多菲是著名匈牙利诗人，跟雷锋是两码事。
我们太崇拜班主任了，当然都乖乖地被“招安”。从此老师批准利用早操时间扫教室，安排放学后给军属挑水什么的。由于大人的参与，带有“官方色彩”，我觉得没劲就自动“退居二线”。
第七周时，忽然要把（一）、（二）班改成俄语班，原先学过英语的同学都分到其他班级。尽管我一一找遍班主任、年段长、教导主任，发誓我热爱俄罗斯文学，决心学好俄语，但是没用。我们几个不幸在小学时代学过英语的同学，包括班长林朝才都抽插到（五）班去了。
有很长时间，上课时我总像候鸟一样伸长脖子，悲伤地盯着走廊一头（一）班教室。“雷锋小队”留在（一）班的残部向我们告密说，缺少我们的照看，上课纪律乱糟糟的，又说大家如何怠慢到要班主任亲自擦黑板、抄每日功课表，等等。我们便一窝蜂席卷回去，训斥同学，朝才甚至用他精美的花体字抄了功课表。我去强迫红柑背课文，红柑心不在焉，给我看她的小背心和超短裙，并神秘兮兮告诉我，只要跟老师说是父母从印尼寄来的就没事，其实是她自己画了纸样，让奶奶缝制的。红柑读书半死不活，为人却善良豪爽。我曾经陪一个家境贫寒的女生上她家借钱上北京串联，她二话没说，把扑满摔了，竟有二十来块钱。小财主一个！
原来的班主任找我们谈话，要我们安心在新班级读书，不要老往旧班跑。我却宣称绝不背叛，使得老师一脸苦恼。朝才首先倒戈，并且劝说我在（五）班重建“雷锋分队”，我嗤之以鼻。他又说，我们再闹，原来的班主任有麻烦。他的消息果真灵通。第一学期结束后，那位老师被调到远郊去了。朝才说，老师犯了“母爱”教育错误。
我对新班主任充满了抵触情绪。虽然保留了我的学习委员职务，但人家嫡系还有一个学习委员，是男生，脑瓜倒是绝顶聪明，做起数学题像魔术师抛鸡蛋，我看起来头昏脑涨，他却驾轻就熟。两雄不能并立，我这学习委员当得没滋味，名存实亡矣。
第二学期我好歹保住了英语课代表，每天在早读课领读英语。这个“官职”类似我现在的政协委员，在班委会里是没有席位的，而且我老跟英语老师过不去。初二上学期给我委任了个专职黑板报主编。我也曾新官上任三把火，独自又编又写，还照着《安徒生童话》临摹了一条优雅稚气的美人鱼。黑板报前围了不少赞赏的老师同学，我很有成就感，浑身都是彩色粉笔灰。天太黑了，我决定收工，可美人鱼的尾巴还没长出来。第二天我对黑板报彻底失去了兴趣，这条日见暗淡的美人鱼伴随我们整整一个学期，终于没等到她长出尾巴。
我在班级地位每况愈下，还因为政治气氛开始在校园加温。我的家庭成分和自由散漫作风，尖刻与不驯，原先使老师头疼的诸多缺点，被上纲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哇，才十三岁，我就有了“思想”！
我曾在初一时参加全校的作文比赛，获一等奖。同学们的欢呼声还未平息，我在接下来学年考试中，作文却得了四十九分，作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典型在整个年段批判。从此我不再把作文写得眉飞色舞，而是应付了事，绝不写满一张稿纸。老师的批语千篇一律是“语言通顺流利，缺乏中心思想”。
忽然我又没有“思想”了。
班委会开始整风。我似乎连小队长都不是，却要我这个前主编参加。那天我得了通知，抱着刚发下来的英语考卷（这次我连附加题共得了一百二十分），站在二楼，往下望着盛开的木棉树下打开笔记本围成一圈的同学，体会到我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前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助和自暴自弃。
整风刚以班长林朝才的自我检讨开始，就以“学生中只有人民内部矛盾”被制止。我侥幸逃过一劫。朝才在一个月后死于罕见的伤寒病，女同学为他在教室抱头痛哭，唯我漠然收拾书包回家。有女生传话，用生物课刚学到的“冷血”两个字戳我。我淡淡地回敬：悲恸岂是给人看的？
我连续经历了父亲的放逐，家庭的离异，寄人篱下的自卑，加上心比天高的失落，不知不觉养肥了忧郁这条蛀心虫。但我还是躲在路灯后，为我这多才多艺的同窗，抽抽搭搭流了一阵眼泪。毕竟死亡猝不及防的侵袭，造成生命这一黑洞，是一个十三岁少年所无法抗拒的。
我的疏离感还表现在，全班都已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唯我没有动静，损害了班级纪录。团小组长邀我到后山谈心，那时叫作“做思想工作”。油盐不进的我，振振有词地辩解，说什么“自己觉得还不够申请条件，今后定努力争取”等套话。反过来还安慰她：入不了团还可以当个优秀学生。不是吗？她的学习可不怎么样。
她气哭了，但姿态很高，说恨只恨自己口才不好，没有做好工作。她的那伙积极分子，用今天的话说，她的追“星”族都瞪着我，恨不得把我吃了。团小组长是一个正直而且坚毅的女孩子，她向校方要求减少社会活动，发奋读书，成绩果然扶摇直上。每件事她都全力以赴，不像我，能坐不站，能躺就不坐。甚嚣尘上，我总是离得远远的。
我的中学时代是以大字报、红袖章、游街和名不符实的复课闹革命结束的。而虽然初中二年级都没有上完，却打发我一张六七届初中毕业证书。它跟当年的录取通知书一样，第二天就找不着了。
它意味着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从那以后我决心不回到任何课堂上，不参加任何考试，包括后来的成人高考、作家班和考职称。
每次填表格时（天知道我们一生要填多少份表格，肯定比情书还多），“文化水平”这一栏，我总是自豪地写上：初中毕业。（其实只有两年哪！）
对于我，足够了。
1999年
（录自《舒婷散文》，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