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我不愿回忆我的中学生活。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留给我的不愉快的事情太多了。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同学们中间。我在心里与他们交谈着:当年是这样的吧?我们的学校,还有我们自己,是这样的吧?
我们四农中学坐落在胶东西北部的小平原上,那是胶东自然环境最优美的地方之一。我们的学校不像当时一般的校园那样,围了高墙,又做了大铁门。她藏在一片果树林里。与果林相连的,是那无边的、茂盛的乔木林子。一幢幢整齐的校舍在园林深处,夏秋天里看去,只见一片葱绿,要是没有人指点,只怕还不知道这里面有所学校哩。林中的鸟儿很多,树下满是野生的白菊花。当时的人也不像现在这么多,很少有一群群的人涌到林子里干什么。林子安静、美丽、幽雅,我现在想起来,还真感谢那些选择校址的人。
校址可以选择,上中学的时代可不能选择。我开始做中学生的时候,正好是六十年代末期。那时候社会上很乱,人们的日子都不很好过,林子边上村庄里的居民又闹起了派性,连再老实的人也得不到安宁。有时人们从静谧的林边走过,竟然不由自主地想象起里面的生活来。他们往往想象得很美好。
其实,这所中学的教师和学生也忙成了一团糟。大家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有时兴致来了,可以一连几天通宵不眠。林子边上静静的,林子深处却闹翻了天。
我们都会写大字报,简直是无师自通。字越写越大,墨汁蘸得很浓,一句话的结尾,常常要使用三四个感叹号。开始是矛头向上,批判资产阶级,后来就在同学中找小牛鬼蛇神了。同学们出了教室,或者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不同班级的见了面,都皱着眉头问对方:“你们班找到了吗?”对方有时这样回答:“刚找到,两个……一个是地主(他爷爷给地主看过庄稼!);一个骂烈属王大爷!……”
夜晚,南风送来一阵阵苹果的香味儿,白菊花更是香极了。写大字报用的墨汁放得久了,摆在桌上很臭,大家还是一下一下地蘸着。我们做学生的写,老师也写。有的老师一张张地翻看着学生写的大字报,看到满意的词句,比如,“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反误了卿卿性命”等句子,一定要用红笔在下面画一道曲线。到后来我们也完全猜得出哪些句子将会被画上可爱的红线,就到处去寻找那些有趣的、但是怎么也搞不明白的古怪句子和词了。有一次,我竟然使用了“怪哉”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就够“怪哉”了!果然,没有一会儿工夫,它的下面就有了红线了。所有的同学都看着眼热。当然我也有羡慕别人的时候。有一次我的邻座竟会在大字报上写出了这么一句:“岂非咄咄怪事!”我一下子就给征服了。大字报上每出现一个新词新句,被批判的小牛鬼蛇神就哆嗦一下。这大约就是战斗性了。我们觉得“革命”和“造反”真有意思……我们大概是建国以来写毛笔字最多的一些中学生了,也是毛笔字写得最糟糕的一些中学生!
我们的学校是所联办中学,其中还包括小学。记得一个小学生在田野里玩,摘了几个果子、扒了几块红薯,学校就决定开他的批斗大会。他很小,还没有一张桌子高,脸色蜡黄。批斗会是必须呼口号的,呼口号的时候,他自己也跟着举起小小的拳头。校园里的大字报,这阵子几乎都对着他,黑板报上的插图文章,也是批判他的。他连哭也不敢哭了,只瞪圆了一双惊骇的眼睛,痴呆地望着那些他永远也不会理解、一多半儿字还不认识的大字报……这个小同学今天哪去了?他即便长成了一个魁梧的汉子,会忘得了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忘得了那个声嘶力竭的批斗会吗?我相信他心灵上还会带着当年创伤的疤痕。
除了搞批判,就是“学工、学农、学军”——我们学校离一座煤矿的矸石山不远,因此主要是“学工”。我们“学工”就是爬到山顶上,从废矸石里面掘小煤渣。雨天,雨水可以把亮晶晶的小煤渣冲出来,我们就得冒雨登山了。矸石里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常年燃烧,发出一股难闻的硫黄臭。在风雨天里,有时燃烧得更厉害,矸石山上整天浓烟滚滚。我们自觉这就是在闯一座火焰山,心里有着莫名其妙的激动和自豪——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大家不知在黑泥水里跌了多少跤子,各自提着个小篮子,里面都盛着一捧煤渣。大家把煤渣倒在山下的一块平场上,等着外地人来买。当时很多煤矿不出煤,这样的煤渣也成了好东西。
卖煤渣得了一些钱,学校用来买了高音喇叭。高音喇叭安在学校的一棵大树上,一天到晚放着几支相同的歌。有一段京戏的几句词儿妙极了:“提篮小卖,唉嗐唉嗐唉嗐嗐!拾煤渣……”这真是唱绝了。这不是唱我们“学工”吗?活生生地唱出了我们提着篮子拾煤渣的情景——它知道它是我们拾煤渣的钱买来的,所以就这样唱了,它可真是个够朋友的好东西。我们大笑着,明明知道自己的推论是错误的,却偏偏要那样想,并大声地应和着唱起来。除了用它听歌、学戏,还用它讲话。批判大会上发言,被它扩出来的声音,威武而雄壮,势不可当。把大字报对着麦克风一念,大字报的词句仿佛更完美无缺了,连我们自己都怀疑起来:这么好听的词儿,会是我们亲手写出来的吗?……卖煤的钱除了买来一个大喇叭,还买来了一副篮球架。篮球架很漂亮,不组织一个过硬的球队是对不住它的,学校领导亲自挑选队员,条件是个子高、觉悟高、出身贫农。
我和大家一块儿写着大字报,也一个人偷偷摸摸地读了些有趣的书。我开始学着写些别的东西了,不求别的,只求有趣。我写了我们的果园、鸟儿、白菊花,也写了同学们的劳动。我有时也把文章送给信得过的老师看。老师看了我写的一篇文章,说好是好,不过怎么能用“漂亮”这个词呢?我听了挠挠头,真的,我写到一个拾煤渣的同学时,这样写道:她很漂亮……我的脸红了。立刻用笔把那两个字划去了。我从此认定这两个字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直到后来,直到我走出校园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真正知道这两个字的含义:正好相反,它属于劳动着、创造着的健康的人们!
两年的中学生活一晃就过去了。在离别这个没有围墙的学校时,几乎所有同学都哭了。我也哭了。我们突然觉得我们的学校很美。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大家在这么美好的校园里做了并不美好的事情。这很可惜。值得留恋的还有别的事情——接近毕业时上级分配来学校一个女教师,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她唱啊,跳啊,不停地笑。她教同学们唱委婉的歌,还手持马鞭教大家跳“奔驰在草原上”的舞蹈……但,我们终于毕业了。我们的中学生活并不有趣,可是有一个漂亮的结尾:奔驰在草原上!
回忆到这里,我想起一个问题。我在想我们当时真是傻得可以。是因为年少幼稚吗?那么有的老师呢?结论只能是他们同样幼稚。可是他们毕竟年龄很大了,有的都到了中年或已过了中年——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人生的悲剧。我们的学校没有围墙,却并没有因此而和美丽的大自然更亲近起来。一道道看不见的“围墙”正把我们围住、隔离开来,使我们远离了世界上那些最美好的东西……
告别了,我的中学时代!我在那个年头里,曾经浪费了一个人的一生中再也不会重复出现的、仅仅属于那个美妙年纪的热情。这是我今天最为惋惜的。我记住了。
(录自《黄金时代》,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