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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分份
学堂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化人经常谈论的话题，很大程度上缘于它是学习知识、养成兴趣、孕育人格与传承精神的机构和场所。关于学堂的文章，一般都是作者在结束学业、离开学堂之后所写，时间距离短则一二十年，长则半个世纪以上，称得上清一色的“追忆逝水年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这一类文章蔚为大观。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但凡历史悠久一点的名校，几乎都有一本冠以“老××的故事”或类似名目的文集出版，此外的各种纪念集和散篇更是不可胜数。然而，由于作者的阅历、职业、学养和写作动机多有不同，这些文章的内容、题旨、风格等也就各有面目。当然，本书所编选的是近四十年来谈论学堂的散文篇章，不求全面与完备，只是要求入选的文章至少具备一定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对于一个读过大学甚至硕士、博士的人来说，中、小学时期或许只是漫长阶梯的一小段，然而却是成长过程的重要阶段，其中的求学经历、情感体验和生活百味等，都可能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因而，谈及学堂时，追忆相对遥远的中、小学阶段的经历，就往往成为作者绕不过去的话题之一。
谢冕的中学母校是福州三一中学，他上中学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三十多年后，他对那段被“时局的不宁、环境的多变、生计的困难”压迫的“一连串凄苦的日子”记忆犹新。好在，当时的他将文学当作唯一的安慰，并以此“领略着人世的甘苦”，“追求崇高的人生价值”（《难忘的记忆——我的中学时代》）。黄裳在南开中学度过了五年，那时“整个的学习环境都摆脱不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仿佛头顶一直笼罩着大片乌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暴雨降下”，但半个多世纪后，让他不能磨灭的印象，是“在侵略军的行进声中，听李尧林先生讲授都德的《最后一课》”所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南开忆旧》）。
文洁若的两篇文章，见证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中、小学教育的特色与动荡。自1933年至1946年，她先后在孔德学校小学部、日本小学校、圣心学校、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等就学。其中，孔德学校为北京大学的附属实验学校，北大文科教授的子女多在此上学，“五四”以来曾名噪一时，可惜的是，随着1937年北平沦陷，“但凡有办法的人都携家带口到大后方去了，孔德学校从此一蹶不振”（《我的小学生活》）。相比之下，北平沦陷时期，德国教会掌管下的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不仅较少受到影响，而且能聘请到一批优秀教师，“就成了沦陷区北平教育界的一方偏安之地”（《我的中学生活》）。
“文革”期间就读于中、小学校的人们，因受到“停课闹革命”、大字报、批判会、武斗等的冲击，短暂的学堂生活留给他们的回忆，大多并不愉快。1968年11月，正读高三的莫砺锋，“刚填好高考志愿草表，就传来了‘废除高考’的晴天霹雳”，他报考清华大学的理想“终于在苏高中的校园里彻底埋葬了”（《五十年间似反掌》）。而张炜直言，短短两年的中学生活，都在搞批判和“学工、学农、学军”中度过，让他“浪费了一个人的一生中再也不会重复出现的、仅仅属于那个美妙年纪的热情”（《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而，对于一些人而言，动荡时期的学堂也并非一无可取。受“文革”影响，在厦门一中读到初中二年级即辍学的舒婷，多年后坚信“我的个性、气质、道德观，乃至常识性的认知，都来自我非常短暂的中学时代”（《木棉树下——我的中学时代》）。夏晓虹则以为，从1960年秋天开始的小学、初中生活，在北京景山学校所经历的那些“常为新的”教改实验，“奠定了我生命的底色，也导引了我后来的发展路向”（《“常为新的”学校——“文革”前北京景山学校教改实验琐忆》）。
可见，由于家庭因素、所处时代和教育经历等的差异，个人对于中、小学阶段的感受也不尽相同。而这一辑所选的文章中，当事人在忆及早年学堂生活时的幽怀别抱，各有所偏，也足见此类文章的个人性和丰富性。
正因个人成长与教育经历密切相关，更具专业意味的大学生活，理所当然成为那些学有所成者日后回忆时津津乐道的内容。而在那段已然遥远的岁月中，无论是与母校的结缘，与师长的交流，与时代的会晤，抑或是与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的邂逅，往往都会成为回忆者珍藏的幸运。
抗战时期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汪曾祺，对联大的“民主、自由、开放”以及闻一多、杨振声、罗常培等教授爱才、重视独创的育人之风印象深刻，以至于几十年后他仍然感念那段求学经历：“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西南联大中文系》）1939年秋，错过考期的杜运燮凭着厦大一年级的成绩单和厦大中文系教师林庚的介绍信，被西南联大破例录取进外语系二年级。与西南联大的这次结缘，以及上学期间从闻一多、沈从文等先生那里获得的教益和激励，成为杜运燮后来“经常禁不住要温习”的幸运（《幸运的年月》）。
1963年高中毕业后，余秋雨本拟报考某个外语系，但上海戏剧学院招生的老师告诉他，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学生和巴金的女儿都会是他报考上戏戏剧文学系的“竞争对象”；高校统考后，市招生委员会主任对想要回档案去军事外语学院的他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这些话给了余秋雨不小的震撼，促使他最终选择了上戏戏剧文学系（《我的大学时代》）。而1964年初秋，许道明和八十多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同学相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家很是为自己庆幸，也开始情难自禁地‘了不起’起来”。这些人际遇或有不同，但全然没有比他们晚六七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成色驳杂，“几乎人人一脸的十足神气”，正好因应了“站出来让祖国挑选”的时代气氛（《我的大学》）。
十多年后，对于被“文革”耽误了的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而言，进入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尤其是七七级，因系“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积压的人数太多，许多成绩优秀的考生因年龄偏大或家庭成分问题，一开始被取消录取资格，好在有不少学生或家长不断上访，据理力争，使得一些高校通过各种方法补录了一批。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夏晓虹，正是由于北京市破例创行“扩大招生”的办法，才有幸终于在1978年3月初的一天，踏进她“向往已久的北大校园”，当然，录取的条件之一是“走读”（《我的走读生活》）。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思和，同属第二批录取的走读生，当时“仅中文、数学两个系招生，是4月份进校，插入新生班上课”（《遥忆大学路》）。向往复旦大学新闻系、中文系的许纪霖，成绩虽高，却也是补充录取，“唯一让我美中不足的是，录取我的是华东师大的政治教育系”（《我的大学时代》）。
正因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七七级、七八级的同学一进大学就人人一门心思发奋读书。除上课外，他们几乎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不分寒暑在路灯下熬夜苦读，大清早赶到书店门前排起长龙买文学名著……“连吃饭都是匆匆忙忙的，一进食堂就拣短的队伍排”（韩小蕙《上大学！上大学！》）。对于这代人而言，如此努力的好处，是大学不仅让他们获得了一把开启知识之门、智慧之门的钥匙，懂得了独立思考的可贵，而且塑造了他们的人格和精神，对于他们后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自恢复高考以来，四十多年间中国已经培养了多达数百万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近年来谈及硕、博时期“幸运”的文章也不在少数。可谈这两个时期的文章本书选得极少，原因是一旦涉及硕、博阶段，重心很容易就滑向更为专门的学术训练、更具专业背景的师生互动等，而“学堂”也很容易被更为具体的“院（系）”“研究所”乃至“师门”稀释与代替。换句话说，这一类的文章极容易变为有关个人学术成长史的自述，虽然也能做到各有面目，但其可读性、趣味性也就不容易保证了。
一所学校的整体风气，以及校园中的师生关系、同学情谊等，往往会影响莘莘学子对于母校的印象，而健康、积极的印象会成为他们日后不断追忆与回味的内容。张中行的“红楼点滴”系列，回顾了蔡元培开创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之风气，在三十年代初的北大校园无孔不入。其表现之一是“课堂的随随便便”，学生“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红楼点滴一》）。而教师的教学也各具风格，比如孟森每次上课都自顾自念讲稿，伦明对上下课的钟声从来都听而不闻，林公铎开课讲“唐诗中的陶渊明”，钱玄同坚持每门课不判考卷等（《红楼点滴三》）。在学术自由方面，教员既以身垂范，也鼓励学生勇于坚持自己的见解，整个校园充斥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空气（《红楼点滴二》）。
这种自由、开放的风气，一度使得北大师生之间的关系看起来略显“疏远”——除个别外，学生很少听了某教师的课以后还登门求教的。1921年至1927年就读于北大德文系的冯至，对此深有感触：
日子久了，我很少看到一个教授或讲师对学生耳提面命，更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学生程门立雪，表示求教的虔诚。我个人在北大六年也从来不曾想过，认谁为业师，更谈不上我是谁的及门弟子。那么，我所得到的一知半解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说，是北大开放了的风气给我的。（《“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
实际上，这种开放、自由的风气，深深地影响了北大学子。
塑造和影响学生的，不仅有学校的整体风气，更有来自老师们的品行、才情和魅力。来新夏对抗战时期辅仁大学的主要印象，是在此任职的诸位名师，“从无一人自命为大师而表现傲慢，对学生循循善诱”，“都承担教学与辅导工作，亲自改学生作业与笔记，发还时同学间争相参读老师的批语”（《我的辅仁四年》）。而七七级的朱寿桐对苏州大学的深刻印象，则在于老师们“治学的成就和高超的讲课艺术，连同他们正直善良的为人，带着各具特色的声腔和表情”等所形成的魅力（《母校杂忆》）。
此外，谈论对于母校的印象，像黄天骥难忘入学中山大学第一天同系师姐的温暖情谊（《话说“迎新”》）、叶兆言感慨南京大学学子的苦读传统（《对母校的记忆》），这一类的文章为数众多，也各有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但本书也只能尽力别择，适当选取。因为无论追忆师长的嘉言懿行，抑或回味同学的深情厚谊，此类文章都很容易变成以“怀人”为主的“师友杂忆”，“学堂”则往往沦为无关紧要的背景。再者，这类文章所怀之人或许有别，但所表之情却难免大同小异，要写出独有的韵味或意趣，其实并不容易。
最后一辑所选取的文章，既指向百年学堂的内在魅力——其校训、“校格”和传统等，也指向今日校园堪忧的外部干扰，比如制度性因素等。各篇文章进入的角度虽然有别，主要着眼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突出教师、知识分子与学堂的精神联系。
就实际来看，一所学校的风气并不单指具体的教学氛围，它往往也凝聚为某种校训、“校格”或精神，成为后人追怀、歌颂与继承的优良传统。“五四”以来，对于北京大学而言，陈独秀等人所开创的“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谢冕《永远的校园》）。反思百年校史，“具有永远的批判意识”，永远做“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也正是北大最该被继承和发扬的传统（钱理群《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而对于清华大学而言，恪守做学问“卓越与为公”的最高标准，“培养爱国的、学识精湛的专门家”，为中国的革命和复兴立下功劳，却是它的“校格”和优良传统（王佐良《想起清华种种——八十校庆感言》）。
一所古老的名校，总会有一批知名的老师。这些老师生前未必声名显赫，但随着学生、后辈的追忆与渲染，他们的胸怀、气度和人格，往往与学校的风气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乃至成为某一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启功记忆中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是一位时常对他的教学研究工作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的恩师。更为可贵的是，陈垣虽有校长办公室，却经常到教员休息室参加沈兼士、余嘉锡、容庚、唐兰等先生慷慨激昂的学术讨论，使国难时期的教员休息室“还潜流着天地正气”（《“上大学”》）。1940年初至1946年秋，因抗战烽火西迁贵州遵义、湄潭办学的浙江大学，值得后人称颂的，不仅是当时的办学成绩，更是竺可桢、苏步青、谈家桢、王淦昌等浙大师生“茶与人都相濡以沫，厮守着，共度时艰”“虽众声喧哗，却能把持住那份沉静”的精神和气象（张劲《浙大那壶湄江茶》）。而几乎同一时期，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教师陶重华、张宗和、崔芝兰、许宝等在教学之外，定期在昆明晚翠园举办曲会，他们多半生活清贫，却“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人心浮躁之际，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安贫乐道，恬淡冲和”，正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汪曾祺《晚翠园曲会》）。
这些让人神往的名师和学人，尽管历经磨难，内心却不失独立之精神，不改对学问的执着。1952年以后，居住于燕南园的汤用彤、朱光潜、王力等北大教授，“生活的重心、兴趣的焦点都集中在工作，时刻想着的都是各自的那点学问”，即使年逾古稀，乃至卧病在床，也“紧紧抓住不多了的时间，拼命吐出自己的丝，而且不断要使这丝更亮更美”。正是这种醉心学问、不断求知的精神，使他们成为日复一日照耀着青年学子的“光辉的霞彩”（宗璞《霞落燕园》）。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制度性的原因，使得一批学有专长、富有个性与才情的老师过早地消隐。1953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位于江苏丹阳的私立正则艺专最终被并入新成立的江苏师范学院，艺专“乱针绣”唯一传人吕去疾先生拒绝赴任，坚守丹阳几十年，但最终没能重建艺专，“从此乱针绝技，终于广陵散绝”（高尔泰《广陵散》）。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高校实行博导六十三岁退休的制度，“使得北大校园里这道特殊的风景，有可能永远消逝：一刀切的退休制度，使得以后的学子，再也没有六十三岁以上的老教授可以‘从游’”（陈平原《即将消逝的风景》）。制度的原因加上时间的流逝，校园里一批“有个性、气质与才情”的老教师会慢慢凋零，后起的博学之士自是有之，但不见得“有韵”且“有味”，这是颇可喟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