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生活

文洁若

1933年9月，我考入孔德学校小学部一年级。这是一座十年一贯制的学校。小学部分初小三年，高小三年。中学部为初中三年，高中一年。高中二、三年级，可以在中法大学附属中学完成。校名源于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该校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实验学校，大名鼎鼎的教育家蔡元培于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兼任孔德学校校长。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该校具有浓烈的自由民主气氛，栽培了不少人物。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北平沦陷，但凡有办法的人都携家带口到大后方去了，孔德学校从此一蹶不振。

孔德的校舍最初位于东城的方巾巷，先后搬迁到承侯大院、北河沿。我上学时，已搬进东华门大街宗人府。在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下，孔德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当时的中学一概男女分校，孔德学校却开风气之先，是男女合校，并附幼稚园。自高小一年级起，还学法文。我是听着孔德学校的一批批学生的名字长大的，我的四个姐姐（桂新、树新、棣新、槿新）和堂姐和新，都在孔德读书。在我之后，又有两个弟弟（学朴、学概），统共八个。吴景洲的八个子女也都被送进该校。吴祖光和我大姐文桂新同班，吴皋和我二姐文树新同班，吴祖强和我同班。我入学时，大姐、二姐已到位于东单三条胡同西口的圣心学校攻读英文、法文去了。我二姐经常让我当邮递员，把她写给吴祖强三姐吴皋的信交给我。我一句话也不说，将信往吴祖强的课桌上一放，扭头就走。他也照样行事。六岁时，他已弹得一手好钢琴，每次上音乐课，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音乐老师陶虞孙就叫吴祖强弹琴伴奏，这样，她就可以专心致志地教导学生们唱歌了。姐姐们在不谙日语的情况下，竟学会了用日语演唱《伏尔加船夫曲》。孔德学校还定期出版《孔德校刊》，把优秀的作文刊在上面，那成了我的课外读物。

钱玄同之子、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以及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的夫人陈香梅小时候曾在孔德读过书。鲁迅二弟周作人的儿子丰一，女儿静子、若子；三弟周建人的儿子丰二、丰三，女儿鞠子，也都是孔德的学生。

钱稻孙是钱玄同的侄子，二人同龄。钱稻孙的五男五女都在孔德读书。二儿子钱端义跟我弟弟在新华社共事。1958年11月至1966年6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的直接领导下，我在外文部亚非拉组抓日本文学这一摊。迄今我写的散文中最引人注目、影响最大的是《晚年的周作人》和《我所知道的钱稻孙》。对我来说，尽管周作人、钱稻孙在政治上栽过跟头，却依然是姐姐们的同学之父。我以平和、诚恳的态度与这两位文化老人打了将近八年的交道，为出版社存下了几本质量极高的译稿，成绩斐然。

1934年春，二姐赴上海（次年客死异乡）。同年7月，在我国驻日使馆任职的父亲回北平，把母亲和六个子女接到东京去受教育。大姐和三姐入圣心学校，四姐和我入麻布小学，两个弟弟进附属幼稚园。大弟弟的老师叫海卓子，父亲曾请她到家来，教我母亲和大姐、三姐日语。父亲还为四姐、我和大弟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每晚到我们家来实习两小时功课。他十分敬业，和蔼可亲，一边推开客厅的门进来，一边用蹩脚的中文自问自答“你姓什么？我姓今野”。学校留的家庭作业不多，有半个钟头他就看完了，随后就给我们讲故事。《天方夜谭》《悲惨世界》《爱丽斯梦游奇境》……他讲得娓娓动听，把我们引进神奇世界。

日本的学校分三个学期，4月1日开学，7月放暑假，这是第一学期；9月1日至12月为第二学期；寒假较短，元旦后进入第三学期，3月底结束。1935年2月的一天下了大雪，音乐老师说：“老师昨夜祷告到天明，巴望今儿个下雪，好教大家唱《雪之歌》。”老师的热诚感动了全班同学，大家边望着窗外的雪白世界边唱，格外投入。

1936年2月26日，又下了大雪，拂晓东京发生了震撼全世界的“二二六”事件。这是极右分子操纵的一场武装暴动。藏相高桥是清等被杀害。这一天学校停课。我们围着收音机坐在榻榻米上听广播。从父亲严峻的神态中，我觉察出事态严重。由于军阀集团内讧，政变未能得逞。但其后执政的广田内阁更为反动，标志着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弱国无外交，我国驻日大使馆的日子也不好过。当年7月，我们举家回北平。大姐、三姐入了交道口的崇慈女中，两个弟弟入崇实小学。四姐和我进的是位于东单头条的北京日本小学校。校舍是二层楼房，操场太小，学生们经常到学校对面的树林子里去上体操课。我还看到过“叫化鸡”的残痕。无业游民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只活鸡，用泥巴糊起，在树根上架起火烤熟。我目睹的是满地鸡毛和泥片、灰烬。小学校的西侧是平安电影院。改革开放后，这一带被开辟为东方广场。我进小学三年级时，四姐上五年级，六年级也有一个中国女生，成绩出类拔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问过钱稻孙这位姓钱的女生跟他有关系否。他当即说，她是钱玄同的女儿。可惜我现在已把她的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她代表毕业班会全体学生用流利的日语致辞。我四姐不但功课好，还有一副金嗓子。她上五年级时，位于金鱼胡同东口的女子青年会举办了一次“国际儿童演唱会”。所谓国际，其实只有五国。在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东单三条的法国学校（即圣心学校），德国学校，中国学校以及日本学校。日本小学提供的节目是舞蹈《沙漠里的公主》，由我四姐伴唱。她嗓音嘹亮，为母校赢得了冠军。可惜裁判并不知道代表日本小学获奖的是一个中国女孩儿。日后她还学会了弹钢琴和作曲。

1937年7月北平沦陷。日本人从东三省（九一八事变后沦为“满洲国”）以及日本列岛涌向北平。日本小学校的校舍容纳不下这么多学生，我念六年级时，搬到东单以北校尉营的新校舍去。这是一座四进的四合院，还新建了一栋神社，每逢节日，就在那里举行仪式。1962年，我陪萧乾到中央美院的宿舍去拜访黄永玉、张梅溪伉俪，这才发现，那栋黑白相间的建筑仍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校尉营一带矗立起高楼大厦。有一次我到协和医院去看病，归途想抄近路，转悠了半天才穿行到王府井大街。

在日本小学念了六年书，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五年级的班主任筱原老师。校长介绍说，他已取得教中学的资格，却情愿在小学任教。语言课本里有《源氏物语》第五帖《若紫》的口语译文。他兴致勃勃地大讲日本十一世纪的宫廷生活。诸如乌黑的长发披肩、身穿白色浴衣的贵妇，傍晚乘牛车到河里去洗澡，宛如天女下凡。作者紫式部是平安朝宫女，自幼聪明绝伦。她十岁时，父亲教长子《史记》，怎样也背不下来。坐在一旁倾听的小妹却倒背如流。父亲遗憾地说：“哎呀，你要是个男孩子就好啦。”正因为紫式部是个女孩子，她才得以用当时的通俗语言写成这部世界名著。

1937年7月至1940年3月，我是在沦陷了的北平就读于日本小学校的。我时时刻刻意识到周围的同学是侵略者的后代。小学六年级时，全校师生到清华园去慰问日本伤兵。我刚懂事，就听说了西郊有一座清华学堂。我父亲行二，有三个异母同父的弟弟。五弟宗澧生于1901年，当时祖父已五十七岁。辛亥革命后，在山西当县官的祖父携家带口到北京颐养天年。1915年，宗澧考上了清华学堂，与梁思成是同学。这个前县官的老儿子总和出身显赫的梁思成攀比，无心读书，竟辍学到青岛海关挣钱去了。未几，患上肺病，在祖父购置的府学胡同东北方桃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养病至二十年代初，撒手人寰。

1939年7月的那一天，十二岁的我，站在被日寇辟为野战医院、遭到野蛮破坏的清华校园里，暗自做着强国梦。

1940年3月，我毕业于日本小学。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如愿地考上了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2010年8月24日
（录自《澜沧江畔一对菩提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 MJ5XzZqZYszNnZs3penP93H5+MPygNO4wkcg/eAZqJNGv0HSNXeP4sM/KeKgXTB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