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

来新夏

中学时代是大多数青少年必经之路。凡是经过这段路程的人，都感到这是人生中最珍贵而美好的经历。因为有许多值得回忆和追念的事务，令人神往，但也因在自己尚未感觉到的青春萌动期曾干了不少可笑、讨厌、调皮、捣蛋的事情，让人操心，甚至无时无刻不牵动着父母和老师的心。我的中学时代是永远难以忘却的一段人生历程。1937年7月，我在究真中学刚读完初中一年级，7月29日天津就被日寇狂轰滥炸沦陷。我和全家只能离别多年栖息的旧居，随着难民的人流，在日寇机枪扫射下，前拥后挤地流进意租界，投奔亲友，托庇于另一个帝国主义。因为不能长期在亲友家住，于是又在法租界三十七号路一所货栈的二楼安身，我也就在附近一所当时颇有名气的中学——旅津广东中学插班初中二年级。从此直到高中毕业，我一直苟安在这所中学。旅津广东中学地处现在滨江道西头北侧，是只有一座楼、一个院子的马路中学。虽然校舍简单，但它在当时却是一所教学水平高、抗日意识强的著名中学，青年学子多向往之。我有幸进入该校，完成我最珍贵的中学时代。

旅津广东中学的最大特色，是师资力量强。至今几十年，老师们的名字和教学身影仍然清晰地记得：教代数的尹建常老师、教三角的聂子青老师、教几何的王恒安老师、教历史的贾羽熙老师、教物理的王牧之老师、教化学的余瑞徵老师、教国文的任镜涵老师和谢国捷老师、教英文的李栋才老师，等等。他们都是学识丰富，教学各具特色的名师。解放后，谢国捷、聂子青老师都在河北大学中文系、数学系任教授，赫赫有名。余瑞徵老师还担任过市政协副主席。我和谢国捷老师一直保持着数十年的师生交往，直到他的逝世。老师们真正做到谆谆善诱倾囊相授的境地。无论课内课外，都是尽心竭力地教导。他们从不接受学生的馈赠，即使一支笔、一个本都不沾。有一次，尹老师借用我一支铅笔，下课时，夹在书内，忘记还给我。下午，他没课但特意到班上来还给我。谢国捷老师家富藏书，他允许我去他家读书，并不时向我讲述治学之道。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汉唐改元释例》就是在谢老师指导下完成的。老师们的言教、身教，奠定我一生做人、治学的基础，我衷心感谢老师们的教诲。

校长罗光道是一位著名的抗日人士，在学生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他尽全力为学校的建设奔走筹划，他礼聘著名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到校任教。他筹建化学实验室等，供学生实习，为当时中学所稀见。他聘请著名学者到校讲学，如高步瀛先生是辅仁大学教授、古典文学专家。听他的讲学，让我初窥学术境界。他爱护学生不遗余力，有一次傍晚，法租界巡捕房应日方要求，搜查我所住的货栈。这个货栈住有若干年轻单身汉。当时被抓的约二十来人，有广东中学、新学中学等校学生和社会流动人员，我也在其中。囚禁在巡捕房的看守所内，逐一进行按指纹，照正侧面相片，录口供，然后关押进牢房，不发伙食，枯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罗校长约同新学中学的两位英国校董，把我们四个学生保释出去。罗校长和我单独谈话，宽慰我，认为发泄反日言论是自然而然，无可非议的，但也嘱咐我要注意安全，不要张扬。罗校长不限制学生的反日、抗日情绪，不追问班上传阅的油印抗日小报，等等。

虽然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但也不能忘记当年那些幼稚无知的行为。那就是常常以一颗并非邪恶的心，做了不少至今想来犹令人惭愧和追悔的错事，我们针对老师身体的残缺和怪异的习惯而为其研究一绰号，如秃顶称“电灯泡”、走路八字脚称“鸭子妈妈”、脸庞圆圆胖胖称“老白薯”、遇人总板脸称“钟楼怪人”等等。或者用种种恶作剧的手段戏弄老师。如教几何的王老师年近六旬，走路一拐一拐。上课前，我们把粉笔盒内粉笔藏起来，王老师一看都是粉笔末和粉笔头，又回休息室去取粉笔，来回跛着脚，耗费掉几分钟。既让我们多几分钟乱哄哄，又能欣赏王老师的走路姿态，让我们窃笑。一群缺乏同情心的无知少年，自以为得计，实则犯下了终身难以回赎的错误。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每当想起这些无聊恶行时，常常会自责：怎么会如此残忍地对待浇灌自己成长的园丁呢？我虽已是望九之年，但我依然愧对吾师，请老师们宽恕！我永远爱我的老师，爱我的母校——旅津广东中学。

（原载2011年1月26日《中老年时报》） JEcjt2MmKdk9WF9aGt8xzbqV6Akf2GKngd0frOGDXUZpdeFVj1m5dOLX9pNteS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