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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节选）
冯至
1930年9月12日，我从北平起身，经过我在《北游》里写过的哈尔滨，经过广袤的西伯利亚，经过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莫斯科，在柏林住了几天，乘夜车到了海德贝格。海德贝格晨雾初散，只见两山对峙，涅卡河一水横流，我觉得很新鲜，又很生疏。我心里想，这就是我的终点站，要在这里住下去吗？山和水都沉默无言，显出不拒绝也不欢迎的样子。
当天上午我在一个小学教员的家里租了一间有家具设备的房屋。出乎意料地凑巧，这里还住着一个姓戴的中国学生，约十七八岁，正在读中学。他告诉我说，海德贝格中国人很少，他只知道在大学里学习的有两位同胞，一个学文的姓徐，一个姓蒋的学医，此外就没有了。我听了他的介绍，中国人如此稀少，并不觉得惊奇，因为我在国内时，很少听人谈到过海德贝格，我是听从了一个德国友人的建议才到这里来的。那个德国朋友向我说，若去德国学习，不要到大城市。大城市太热闹，人也忙，谁也顾不了谁，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不容易接近。在较小的城市，尤其是在所谓大学城里，除了大学外，没有其他重要的机构，整个城市都围着大学转，人们很快就熟悉起来，这对于提高语言能力、增进知识、了解社会生活都有好处。他帮助我选择了海德贝格。理由是海德贝格大学是德国境内最古老的大学，已有五百五十年的历史，有著名的教授，若学文，享有盛名的宫多尔夫教授正在那里讲学。这番道理，那时人们知道的还不多，所以在海德贝格的中国留学生寥寥无几。
第二天下午，我到涅卡河南岸的一个小巷里拜访了学文学的徐君。我的突然来访，主人并不觉得惊奇，我们互相报了姓名，好像一见如故，虽然二人都有些矜持。他来德国已经一年多，向我介绍了海德贝格大学的情形，我也跟他谈了些国内的近况。我看见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幅鲁迅的照片，又看见书架上德文书中间夹杂着些中文书刊，我心里想，今年春天，我在《萌芽月刊》里读到过一篇从德国寄给鲁迅的通信，署名季海，莫非就是这个人吗？但我没有向他说明，因为他告诉我他姓徐名琥。那时大学还没有开学，他带我熟悉海德贝格的某些名胜古迹，以及与大学有关的机构，如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等。渐渐熟了，谈话的内容也渐渐丰富而深入了。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过，1928年5月，鲁迅在复旦实验中学讲演，他做了记录寄给鲁迅，后又在《语丝》上发表了《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复旦大学当时的腐败现象，惹起复旦当局的不满与复旦校友们的非议。也许就是这个缘故，他不愿在复旦待下去了，他到了德国。他少年气盛，谈世事谈到愤慨时，便朗诵清代诗人王仲瞿祭西楚霸王的诗句“如我文章遭鬼击，嗟渠身手竟天亡”。他也欣赏南社诗人高天梅拟作的“石达开遗诗”，如：“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只觉苍天方愦愦，莫凭赤手拯元元”，这有多么沉痛！他不仅古典文学知识渊博，也常常和我谈起他湖南家乡的王湘绮、杨晳子等人物。
大学开学后，我主要选修文学史课程，徐琥则用更多的时间研究美术史，并练习木刻，他室内挂着一大幅他自制的高尔基木刻像。日子久了，我们也就无所不谈。一天，他笑着对我说，我们首次会晤后，他曾写信给鲁迅先生，里边有这样一句话，“今日下午有某诗人来访”，但没有说出我的姓名。后来他收到鲁迅的回信，信里说到“某诗人”时，也没有提名道姓，只在文字中间画了一个小小的骆驼。不言而喻，这指的是我于1930年夏在北平和废名共同编的一个小型刊物《骆驼草》。关于《骆驼草》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在这里边发表的散文和诗，有的内容庸俗，情绪低沉，反映我的思想和创作在这时都陷入危机。”从信里画的小骆驼也可以看出，鲁迅对这刊物是不以为然的。
从此我知道，徐琥经常和鲁迅通信。徐琥有不同的别号和笔名，如冯珧、季海、诗荃等，鲁迅则对他以诗荃相称。如今翻阅鲁迅的日记，从“1929年8月20日徐诗荃赴德来别”到“1932年8月30日夜诗荃来自柏林”三年零十天（即徐琥在德国的时期）的日记里，提到诗荃有一百五十四处之多，内容都是书信来往。徐琥在德国为鲁迅搜集图书、画册以及报纸杂志，鲁迅也把国内的出版物寄给他。鲁迅日记里提到的：“寄诗荃以《梅花喜神谱》一部”，“为诗荃买《贯休罗汉像》一本……”，以及“小报”，我在徐琥那里都见到过。所谓“小报”是上海低级趣味的《晶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的用心，要使海外的游子，不要忘记国内仍然有这样下流的东西在流行。1931年7月6日的日记“得诗荃信，上月18日发，附冯至所与信二种”，这两纸信里我写的是什么，如今我怎么想也回想不起来了。有一件事在鲁迅的日记里没有提到。那时曹靖华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翻译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他把译稿用复写纸抄成两份，一份直接寄给鲁迅，一份寄给徐琥，由他转寄。这是因为从苏联寄给国内的邮件，常被国民党审查机关扣留，为了安全起见，再从德国寄去一份，比较保险。不知鲁迅收到的《铁流》译稿最后是一份呢还是两份？徐琥向我谈及此事时，还把他收到译稿后写给曹靖华的短信背给我听，是用文言写的，很古雅。他和鲁迅通信也常用深奥的古文，鲁迅在复他的信中有时还穿插几句骈体。遗憾的是鲁迅给他的信（这该是多么宝贵的一笔遗产！）在抗日战争时期散失了。
徐琥回国后，由鲁迅介绍他在《申报·自由谈》上用不同的笔名撰写杂文，也是由鲁迅介绍，他翻译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和《尼采自传》得以出版，署名徐梵澄。徐琥用过许多笔名，恐怕他自己也难以胜数，正如众流归大海一般，徐梵澄这个名字算是最后定下来了，一直沿用到现在。他在德国时期，梵澄二字还在虚无缥缈间，因为鲁迅的日记里称他为诗荃，所以我把“记徐诗荃”作为这一段的小标题。
初到外国，多么想看见中国人啊。我在海德贝格，能与徐琥一见如故，自己觉得是出乎意料的幸运。那一位学医的蒋君，我当然也要去看看他。这一看，非同小可，我几乎吓呆了，也可以说是又一次的出乎意料。我叫开蒋君住室的门，走进来，在比较阴暗的房里看见四个中国人围着一张桌子在打麻将。我脑子里立即发生疑问，不是说这里包括我在内只有四个中国人吗，现在除了蒋君外怎么又多出来三个人呢？他们交谈用浙东的方言，我一句话也听不懂。蒋君对于我这不速之客似乎很不欢迎，冷冷淡淡，使我进退维谷，我记不得是坐了一会儿，还是在麻将桌旁站了一会儿，便匆匆告别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遇见蒋君。后来我才知道，那三个人是浙江省青田县人，他们万里迢迢来到欧洲，在各处串街走巷，兜售青田石雕刻的花瓶、笔筒以及其他用具。但青田石雕是有限的，货源并不通畅，不知是从欧洲的什么地方他们贩来一些仿制东方的瓷器，上边描绘的风景人物，说像中国的又有几分像日本的，说像日本的又有几分像中国的，总之这类恶劣的赝品是用来骗没有到过东方的欧洲人的。但这些商贩有艰苦的冒险精神，他们到欧洲来，有的经海路，有的甚至经过中亚的陆路，有的没有正式护照，有的护照过了期，他们居无定所，警察经常和他们发生纠葛。人们轻蔑地称他们为“青田小贩”。
说实话，我那时对于这些青田的同胞也是蔑视的，觉得他们给中国人“丢脸”，而对于他们背井离乡、长途跋涉、遭受凌辱的苦情却毫无体会，也不想一想是什么缘故使他们走上这条渺茫的不可知的道路。我和徐琥天天谈的是什么，他们天天干的是什么，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我有时在路上遇见他们，也不打招呼。如今回想，我蔑视他们是错误的。真正给中国人丢脸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军阀官僚、洋奴买办。可是有一次在1931年春，徐琥在路上被一个青田同胞截住，这人用不容易听懂的青田话向他说，他的两个同伴被警察拘留了，语言不通，请他帮助。他随即拿出一个名片，说这是在街上遇到的一个中国的旅游者给他的。徐琥接过名片，上边写着六个字“同胞事，请帮忙”，他再看名片上的姓名，是“林语堂”。徐琥于是到了警察局，他不仅勉勉强强地当了一次翻译，而且替被拘留者做了一些解释，同时充当了辩护人。
1933年春到1935年夏，我又在海德贝格住了两年多。这次重来，山河无恙，人事已非。徐琥、梁宗岱早已回国，久无消息。鲍尔在南欧各地行踪不定。继任宫多尔夫讲座的阿莱文教授，我参加过一个学期他开设的研究班，不久因为他是犹太族被解职了。著名的哲学家雅斯丕斯和艺术史家戈利塞巴赫都有犹太族的妻子，他们还继续讲课，但是心里知道，早晚会有那么一天，不得不离开他们工作多年的处所。（果然，我1935年回国后，他们都先后解聘了）。在他们的课室里仍然挤满听讲的学生，可是笼罩着一种不知明天将要怎样的不安气氛。学校里再也没有左右两派学生的斗争，只看见身穿冲锋队、党卫队服装的纳粹学生横冲直撞，也有一部分学生噤若寒蝉，有的敢跟比较要好的外国同学说几句不满或讽刺的话。一向受人称赞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表现派诗人贝恩也大声疾呼地颂扬那个既没有哲学也没有诗的“领袖”，使人惶惑不解。（半个世纪以后，有一回，偶然和一位德国朋友谈起这两个人，他不无惋惜地说，这是他们传记里黑色的一章。）有时大学前的广场上点起熊熊烈火，眼看着亨利希·曼、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等人的书一本本地被投入火焰。前边提到的我在八月里的一天访问了宫多尔夫夫人，可以说是一个消逝了的时代的回光返照。
我这时做些什么呢？我只有读我愿意读的书，听我愿意听的课。为了将来回国有个交代，找一位思想比较开明的教授，在他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这教授姓布克，徐琥曾署名徐梵澄在《星花旧影》一文中说他给鲁迅写信谈到布克，说布克“思想比较开明，在美国讲过学，已秃顶了，上课照例不带讲稿。有一趟我告诉他易卜生的剧本，在中国多有翻译了，他听了很高兴。次日在课堂讲世界文学思潮传播之迅速，在东方的日本、中国、南洋各地，思想之传播多是先于作品的翻译云云。他时常引据狄尔泰的《体验与诗》及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算是相当进步了，却未尝根据唯物史观立论”（见《鲁迅资料研究》第十一辑152页）。
我仍然住在1931年住过的鸣池街15号。房东兴德勒夫人的丈夫已逝世多年，有一儿一女，儿子约二十五六岁，女儿二十岁左右。她的丈夫可能曾经是某工厂或某公司的经理，人们都称呼她经理太太。这个人家非常清静，与世无争，女儿天天出去上班，儿子似乎从小就娇生惯养，终日自由自在，无所事事。在这里住着，更是与现实隔离，与时代脱节。有时也和个别的德国同学以及学医、学法律的中国同学交往，可是再也不能像和徐琥、梁宗岱、鲍尔那样畅谈文学艺术、交流思想了。这时我要感谢姚可崑，她在海德贝格学哲学、文学，我们共同享受着、分担着这里的寂寞。我们不知有过多少次在我住室的凉台上望着晨雾慢慢散开，望着落日缓缓西沉，也难忘在涅卡河畔、在鲜花盛开的果树林里没有止境、没有终点地散步。我们也百无聊赖地联句拼凑打油诗，记得有一首七律，为首的两句是“他年重话旧游时，难忘春城花满枝”。
四十四年后，我又有三次重来海德贝格。这三次是在1979年、1982年、1987年，正巧都是6月。
第一次，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6月20日我们从图宾根乘汽车出发，驶过涅卡葛闵特，沿着涅卡河畔走入海德贝格，首先的印象跟四十四年前一样，仍然是山河无恙，而且街道两旁也没有什么变化。在战争时，德国许多城市一度成为废墟，海德贝格却没有遭受轰炸，保持完好。下午四时半，到达海德贝格西郊新建的欧罗大旅馆，没想到，旅馆的大厅里有九个台湾留学生在等候我们，其中有四人是从法兰克福赶来的，他们显示出想和大陆同胞见面的迫切心情。他们有的学政治、经济、社会学，有的学哲学、文学，却没有人是学理科或医科的。我也为了首次遇见在台湾成长起来的青年感到高兴。略作交谈后，他们跟我们一起到了大学广场，我重新瞻仰了大学的旧楼、新楼，外表也是和四十四年前没有两样。新楼于1931年落成时，宫多尔夫为此题的铭语“献给生动的精神”仍然完整地镶刻在楼正面雅典娜女神雕像的上边。到了哲学研究室门前，哲学系主任亨利希正在门外准备回家，见我们来了，立即转身回来，热情招待我们参观室内的藏书。随后一部分台湾同学特意陪同我一个人走上山坡，访我在鸣池街的旧居。门牌的号数没有改变仍旧是15号。旧日房东的女儿已经不是兴德勒小姐，而是满头华发的邵尔夫人了。她说，遗憾的是她的哥哥在十天前死去了，她热情地请我到屋里坐一坐，由于时间不够，我感谢她的好意，在房门前与她合影留念便辞去了。
第二天，我访问了日耳曼学研究室、东方美术研究室和大学图书馆后，在保留着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骑士饭店午餐，与哲学家兼文艺评论家噶达迈尔会晤。噶达迈尔曾继任雅斯丕斯讲座，现已退休。他跟我谈了些文艺问题。他认为盖欧尔格、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是二十世纪德语文学中最杰出的诗人，在当代诗人中，他推崇采岚，他写过一本书阐释采岚的诗，题为《我是谁和你是谁？》，他还说，人们对于十九世纪的诗风感到厌烦，要用新的创作方法，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
三年后，1982年，又是6月，我第二次到海德贝格。因为从1日至4日参加“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讨论会，无暇外出，5日是星期六，在德国等于是星期日，我得暇在大街小巷温习温习往日熟悉的地方。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学生运动在海德贝格最活跃，至今墙壁上还残存着油墨写的标语，也看到一些想不到的新奇景象：街旁有年轻人三五成群，横躺竖卧地弹着吉他唱歌，颇有十九世纪初期浪漫派的情调；又有成群印度教黑天派的信仰者披着黄袈裟，且歌且舞，在街心走过，这些人好像在“逆反”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还有男女学生在大学广场上骑着自行车游行，他们要求海德贝格减少汽车行驶，代之以自行车，这不禁使我想起三年前噶达迈尔向我说的一句话：“从前人们信仰上帝，如今汽车主宰人。”
五年后，1987年，也是6月，我第三次到海德贝格，姚可崑与我同来。六月上旬，正当基督教圣灵降临节前后的几天，海德贝格大学的历史学家拉甫教授驾驶汽车引导我们游览许多地方，有的是旧地重游，有的从前没有去过。一天上午，重访鸣池街15号的旧居，不料人去楼空，房已易主。新的房主人刚把这所房子买下，还没有迁入，正在修缮，他告诉我，邵尔夫人已逝世。他允许我们走上楼看一看我从前住过的房间，我们穿过房间到凉台上伫立了许久，舍不得立即走去。眺望西方的远景，当年是一片田园风光，如今有更多的高楼耸立了。这中间，五十多年的寒暑从我们身边过去了——确切地说，在这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半个多世纪内，不是寒暑从我们身边走过，而是我们穿行了五十多年的严寒和酷暑，当然，这中间也有过风和日暖的春秋佳日。我常常嘲笑过去，说那时是多么幼稚！可是在继续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我又成熟了多少呢？我很怀疑。
1987年8月初稿，1988年3月誊抄
（原载1988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