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
“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上一堵墙近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
过去,我在恩格斯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不止一次读到过以上这段话。巴黎公社墙是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一个举世闻名的遗址。因此,一到巴黎,我就开始了解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所在与巴黎公社墙的部位,为的是去那里表示敬意和哀思。
我想到一些导游书上去找点有关的介绍。《巴黎四日游》《来宾在巴黎》等书,虽然印刷精美、装帧漂亮,以大量的照片展示了巴黎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和有特色的街景、建筑物、广场、公园,但却偏偏没有拉雪兹神父公墓,当然,更没有巴黎公社墙,不可谓没有偏见。详尽的《巴黎导游》一书中倒是提到了这著名的遗迹,在地图上也标出了它在公墓中的位置,但那公墓范围之大令人惊讶,它实际上是一座相当大的山,其中的道路又错综复杂,像是一座巨大的迷宫,何况,又听说公社墙的实物并不在现在公社墙地理位置的所在。因此,我只好准备求助于在巴黎的朋友。
正好,几个搞法国文学的同行,沈大力、沈志明、金志平和我,在黄晋凯君的盛情邀约下,举行了一次愉快的聚会。那一次叙谈甚欢,在地铁口分手的时候,余兴未尽,于是,我和他们相约次日同游拉雪兹神父公墓。当然,重点是拜谒巴黎公社墙。
二沈一黄,他们几位都是“老巴黎”了,而且,沈大力君与黄晋凯君对巴黎公社文学都很有研究。每当有中国同志路过巴黎,沈君经常要带他们来看公社墙。黄君不仅对公社的历史很熟,而且对拉雪兹神父公墓还有好古的雅兴,曾在那里消磨过不少时间,当然对那迷宫般的道路,他是“老马识途”的。
在他们三位的带领下,我与金君在短短几个小时里,既拜谒了巴黎公社墙,也在整个拉雪兹神父公墓走马观花地参观了一周。
走这一周,我就像第一次浏览一部内容丰富的名著一样,仅知其大概,窥其全貌,好些微妙的细部却没有来得及仔细体会,巴黎公社墙是那么悲壮,拉雪兹神父公墓是那么丰富,其中满是历史名人的“宅第”,在这样一个有历史诗情的地方,应该从容地瞻仰,自由自在地遨游……
于是,我自己又一次、两次、三次,单独地造访了拉雪兹神父公墓,当然也就不止一次拜谒了巴黎公社墙。
拉雪兹神父公墓这个地方倒并不难找,只要是熟悉了巴黎复杂而完整的地铁系统,你即使不带地图,在地铁里换几次车,也不难抵达紧靠巴黎城郊的“拉雪兹神父”这一站。地铁口正在方形公墓的西南角,往东是墨尼尔蒙当大街,宽敞而凄清,几乎没有商店,是一派郊区的景象。沿着这条街左旁高大的围墙走两三百米,你就可以看到围墙开了一扇甚有气派的大门,这就是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正面入口处。
你要找公社墙的实物,千万不能走刚才的那一条路,你必须沿着公墓围墙往北走甘必大街。这条街没有墨尼尔蒙当大街那么荒凉,也比较狭窄,但却紧凑而有些生气,可是,它以“甘必大”这个名字命名,使人感到有些遗憾。甘必大其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不止一次提到,他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后来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过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而在巴黎公社革命时期,他曾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是普法战争中拿破仑三世被俘以后在法国成立的国防政府的要员。当时,色当战败、巴黎发生革命、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垮台的消息传出后,法国很多城市都爆发了工人的武装起义,里昂、马赛、土鲁斯这些城市都相继成立了人民的政权——公社,正是这个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
巴黎公社墙的原物,还在甘必大街上没有得到“解放”。
从甘必大街往北,顺着公墓的围墙走不远,就是一个微微倾斜的小坡,这个小坡一直随着围墙向北伸展,上面树木丛生,实际上构成了围墙与甘必大街人行道之间的一个狭长的公园。行二百来米,你就来到公社墙的面前了。
这是在公墓高大围墙外的一堵矮墙,面对着甘必大街,只有十来米长,它给人的第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它的悲怆。它似乎不像一堵墙了,而只是一些砖石的堆砌,砖石是黄褐色的,上面长满了青苔,一看就是长期以来被弃置在这里,根本无人维修,无人管理。
这些砖石的命运,可以说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悲怆命运的象征。它们原先只不过是拉雪兹神父公墓东北角上的一段墙垣,在巴黎公社最后斗争的几天里,看到了拉雪兹神父公墓成为公社战士最后做殊死战斗的据点。1871年5月27日,梯也尔的反动政府军队,开始以几百门大炮对墓地发动进攻,最后一批公社战士被逼退到墓地东北角这一段墙垣下。5月28日晨,尚存的一百四十七名公社战士弹尽被俘,政府军把他们都枪毙在墙的跟前。
在公社失败的日子里,整个巴黎腥风血雨,五万公社社员被逮捕,三万遭到杀害。这是历史的记载:“巴黎横尸遍地,在广场上,大街上,街头公园里,院落里,尸体成堆”,“往来的运尸车有如穿梭一般,而在蒙难者的尸体里有许多人还活着,他们还在呻吟”。这是鲍狄埃控诉罪恶屠杀的愤怒、悲痛的诗句:“刑车上满载起义者的尸身,我目睹这些死者惨遭蹂躏”,“机枪对着衣衫破烂的人群横扫”,“阴暗的囚徒,沉重的铁栅,成千上万的战败者被你们关押”……镇压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曾对此宣称:“巴黎遍地堆满了尸体,这种可怕的景象将成为胆敢宣称拥护公社的起义者们的教训。”
这是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血腥恐怖,在中世纪最著名的宗教大屠杀“巴特罗缪之夜”中,被杀者只有几千人,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几年内,阶级斗争可谓酷烈,在全国也不过有一万二千人被镇压,而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短短几天里,竟有三万社员惨遭杀害。在这三万名死难者中,有不少就是被押到拉雪兹神父公墓被枪杀的,究竟有多少人牺牲在公社墙的前面呢?据说是一千六百人。
这堵墙的砖石远远不到一千六百块,它却见证了一千六百人甚至更多的人的惨案,它所见证的,不只是一千六百人的命运,而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苦难。
这样一桩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不可能不激起稍有正义感的人们的义愤,其中一个是雕刻家保尔·莫罗·沃杰,他于1909年在这堵墙上雕刻了公社战士受难的图景,使它成为巴黎以至法国最有历史意义的文物之一。但是,这堵墙从拉雪兹神父公墓里被移迁在围墙外的过程中,墙砖原来的排列次序被打乱未能完全复原,以致我所看到的多少像一堆凌乱的砖块。所幸保尔·莫罗·沃杰的雕刻基本上被保存了下来,它在这些砖石身上打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使每块砖石都具有自己的毋庸置疑的文献价值。
墙中央是一突出的立体雕塑,一个身着长袍的妇女已经中弹,她挺身、仰头、目光向上,两手往身后张开,似乎是要保护她身后那些同志,也似乎是挺身而出,要以自己的受难来承担和代替身后那些同志的不幸,而她头部的姿势和她的目光,又像是在向苍天倾吐她对人间这野蛮、残酷的罪行的满腔悲愤。这是一个悲壮崇高的殉难者的形象,她不像拉奥孔那样痛苦地悲号,然而,她的冤屈、她的痛苦、她的不幸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显然要比拉奥孔更深沉、更无限。她的身后是人物群像的浮雕:青年、老年、妇女、儿童、工人、知识分子都有。虽然砖块的排列次序已经有些参差、凌乱,甚至颠倒,但是,人物形象仍大体可见。有的表情坚定刚强,两手交叉在胸前,像刀锋一样的眼光似乎直射对面的行刑队;有的已经中弹,伤口撕裂的痛楚使其脸部有些痉挛;有的是一张严峻的面孔,似乎在沉思自己这一群人眼前的遭遇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意义;有的已经被折磨得衰弱不堪,正在等枪弹夺去他最后一口气;有的满脸愤怒;有的带着轻蔑的表情;有的则放声傲笑……远看去,就像在墙前真站着一群即将蒙难而又宁死不屈的战士一样。
公社墙上的这一组群像,无疑要算是世界上最奇特的雕刻了,它们既是艺术品,又是历史遗迹。有了它,这一堵墙就不再仅仅是人类历史上一桩大惨剧的见证人,而且成为公社战士悲壮斗争的生动画面,成为无产阶级英雄气概的一曲有声有色的颂歌。我每一次来到它的面前都肃然起敬,这一堵墙上群像浮雕的下方,还刻有雨果的一句话:“我们要求并希望,将来人们不是进行复仇,而是实现正义。”我总要站在墙的面前仔细玩味这一句意味深长的告诫,它表现了雨果的好心与理想,而且又是高度浓缩的诗的警句。我想着,无产阶级革命,当然绝不是为了报复,而是要解放全人类,雨果对巴黎公社并不完全理解,他又怎么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和规定无产阶级革命崇高的目的、广博的内容和光辉的道路?
说到“实现正义”,我每次来到公社墙前,总有不平之感。眼前,这样一个有革命意义的文物被抛在公墓的围墙外,无人照管,上面已经长满了青苔,而且,它所面对的这条幽静的街道,还是以“甘必大”命名!我总觉得,在巨大的世界范围里,这也要算是一个小小的不正义了,然而,我是在法国巴黎,我以雨果的名义向谁去提出这“实现正义”的要求呢?
倒是公社墙附近的树木似乎还有些“灵性”,它们好像有意识地在烘托着这一革命历史的遗物。在这一段小道上,树木高大而茂密,夏天一定形成了一片浓荫替受难的社员们遮挡炎热的日光,只是现在,树叶都已落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公社墙的两旁有常绿的树丛簇拥,一边是柏树,一边是像桂树一样的植物,其叶碧绿而肥厚。在公社战士的脚下前方,一旁有一丛低矮的常绿植物,另一旁的一株植物叶已掉光,仅余一些枯枝,不过枝上还点缀着小红叶与像珍珠一样的小红果。一个阴天的上午,我在这里等了半个多钟头是为了向打这里经过的路人打听这两株植物的名称,路人甚为稀少,半个多钟头,只有三拨人从此路过:一个中年男子、一个青年和一对情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因自己贫乏的植物学知识向我表示抱歉,并建议我到几百米外的地方去问公墓的守门人。于是,我只好从一旁摘下一片碧绿的叶子,从另一旁摘下一小片红叶,夹在我的笔记本里——在书本里夹一片叶子或夹一朵花,这只是我青年时期每游胜地必有的习惯,多年以来,早已不再为此了。
要去瞻仰公社墙的旧址,那就要进入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大门,然后在迷宫般的道路网中走一段相当漫长的路,来到公墓的东北角。这是一块向下倾斜的空地,边上有一道红瓦的灰墙,在长度近二十米的一段墙上,刻着金色的字样:
献给巴黎公社死难者
1871年5月21日至5月28日
这就是原来的公社墙旧址。
眼前的这堵墙,当然不再是原物了。墙头上长着常春藤,墙有丈余高,墙外紧挨着一幢旧楼。当年被包围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里的公社战士就是被逼到了这里,最后在这里蒙难。墙前二十米处,有一株橡树(如果我所询问的两个法国女郎的植物学知识可靠的话),树荫下安息着不少“灵魂”:
这里安息着两个公社社员,他们的墓碑上只标明了他们公社社员的身份而别无其他,但这已经就很够了,他们死于19世纪80年代,那时,巴黎公社已成为过去了的历史,公社社员总算可以正式进入这个公墓,选择这一块对他们来说是最为亲近的安息之地,至于当初在公社墙前蒙难的死者,他们的尸体早就不知道被凡尔赛反动军队抛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在公社墙的附近,没有看到当初的死者,只看到这堵墙象征着他们的公墓。
这里安息着杰·比·克莱蒙,墓碑没有忘记他是著名的《樱桃时节》的作者,他于1903年去世。
这里安息着华莱里·符卢勃列夫斯基,他是1863年波兰起义的战士,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的将军,在他的指挥下,由巴黎第五区与第十三区的工人所组成的部队,曾经在保卫公社的战斗里,十次击退了数量占优势的凡尔赛反动军队的进攻,巴黎公社失败后,他幸免于难,直到1908年才逝世,他的墓上竖立着他那英俊的头像。
紧靠着这棵橡树,则是一棵柏树,在柏树下,我们可以遇见几位在法国社会主义早期历史发展中非常著名的人物:
这里是保尔·拉法格与劳拉·拉法格,这一对夫妇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一个是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他们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积极的活动家,特别是保尔·拉法格,他最初为共产国际在法国建立起支部,是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领域里,进行了卓越的活动,曾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
这里是贝努瓦·马隆,他是法国早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公社革命期间,他曾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失败后,他流亡国外,可惜后来追随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机会主义者。
这里是保尔·布鲁斯,他是法国著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曾参加巴黎公社,社会失败后,流亡国外,参加了法国工人党,但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的首领和思想家。
……
对面,隔着一条道路,那里又有另一些我们熟悉的人物:
亨利·巴比塞,他是本世纪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要作家,著名的反战小说《火线》的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记录,他随着时代而不断进步,从民主主义走到了共产主义,他的墓地的标志是灰色的大理石上有一枝蓝色的橄榄枝。
保尔·艾吕雅,他是法国二十世纪最出色的诗人之一,他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由超现实主义者成为抵抗运动的战士,最后参加了共产党,他的墓像他的诗一样精巧,墓头种有两株玫瑰。
附近,是法共一系列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雅克·杜克洛、马赛尔、加香夫妇……加香夫妇的墓只是几大块灰白色的麻石,多列士的墓则由光泽鉴人的黑色大理石砌成,显得相当堂皇。
所有这些,都在公社墙半径不到五十米的方圆范围之内,当你在这个小小的区域里漫步的时候,当你一一见到刚才这些著名人物的时候,整个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复杂曲折的过程,似乎就在你眼前呈现出来了。
根据我多次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里漫游的经验,我发现,公墓东北角的这一个小小的区域的来访者比其他地区更多,我在这个区域见过的不仅有法国人,而且有德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有一次,一群日本游客经过这里,看见墙上的金字标出了公社墙的旧址,都喜出望外地欢叫了起来,他们几乎每人胸前都挂着一个照相机,于是,就纷纷把镜头对着这一堵墙,他们显然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欣喜,因此,我怀疑他们是否见到了围墙外公社墙的原物。但不论怎样,墓地里这浮光掠影的景象,确也说明了巴黎公社仍活在世人的心中。
特别是我在梯也尔墓所见到的一个细节,更有深长的意义:
梯也尔的墓在对着公墓大门的高坡上,居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中心位置。当然是为了要与这个在法国十九世纪政治舞台上曾显赫到了顶点的庞然大物相衬,这墓也就建筑得特别巍峨高大,气派十足。它是一幢罗马式的殿堂,高达十几米,正面有巨大的圆形石柱,黑色的雕花大门紧紧闭着,门前还有铁栏杆,像是森严的王府。然而,正是在这个双手沾满了公社社员鲜血的刽子手的“府第”大门上,我看见了游人写下的这样几个字:“公社万岁!”
(录自《巴黎散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