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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
从维也纳往南走八十五公里，到了阿尔卑斯山麓的一个峡谷，这就是初建于十三世纪，曾经防御过外敌入侵的古堡所在地：克兰尼希堡。这个地方叫“berg”，是“山”的意思。饭店叫“Burg Hotel”，“Burg”即“堡”，我这里一概译为“堡”了。这个古堡已改建为一个五星级大饭店，不过仍保存了原来的马厩作为陈列馆。周围都是山峦，远处偶有几家住户，乔木参天，忽晴忽雨，海拔虽只七百米，但已感觉到一种高山的气氛了。
到达这个古堡饭店时，哲学家A.许伯纳（Hübner）博士已经在阳台等我。他是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学会的会长，这次国际讨论会的主持人，是个温厚的学者。我们在阳台上喝着咖啡，泛论人生和哲学。他说他的哲学是实体哲学（concrete philosophy）。他说他要探究的是：世界最初是怎样的，它为什么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有什么规律可循。他说正如自然科学家讨究地球起源一样，哲学家也应当探究人类世界的起源——研究最初的模样，是为了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我对我们的东道主说，我不懂哲学，尤其不懂维特根斯坦，我是作为社会语言学者来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然后我们展开了一场有趣的对话。
许伯纳博士以他特有的沉着的声调，一本正经地说，世界上“有时”出现了不可预测的（not expected）事，但他认为，一般地说（generally speaking），事情的发生总是可以预料到的。
我说，这话很对。如果寻出了一条发展的规律，要发生的事情总是可以估计到的。可在发展的轨道上，“常常”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not predicted）事，表面上是完全偶然的。
他更正我的说法，他说不是“常常”，而是“有时”——有时出现不可预测的事，大多数（most of them）都是可以测到的。
我说，你这哲学观点很现实（realistic），也很符合辩证法。也许从某一个角度看，事物的发展常常趋向于寻求一种内稳态（homeostasis），也许在发展的过程中无序程度高了，增熵趋势大了，又只好寻求“内稳态”来解决。
他说，是呀，你这“内稳态”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这是你们控制论者的用语。
我说，是的，控制论的一些观念带有某种辩证法——但是我不相信热寂学说。（heat death thesis）
他说，我也不认为世界最后走向热寂。
我们的简短的对话，以我们两人共同认得的我国学者洪谦作为话题告一段落——我们初次见面，却有一个共同的友人，因此他说：“这个世界是多么大呀！”我接下去说：“然而这个世界又是多么小呀！”于是在笑声中，他把刚刚走过来的饭店老板——也姓许伯纳的医学博士介绍给我，哲学家许伯纳走了，剩下了医学家即饭店老板许伯纳同我对话。
医学家兼企业家许伯纳身体魁梧，一眼看上去便知其人有魄力，有决断，亲力亲为，有一股劲儿。许伯纳博士告诉我，这里十多年前只不过是一片废墟——靠了他的精力和活动力，现在这里已经是一个美丽的旅游点了。博士带我去看陈列馆。陈列馆里有一口古钟，是用简单的机械按指令敲打的。博士说这口钟本来是在附近一所小礼拜堂里，为了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这古物，所以搬到这里来陈列了。博士打趣我说，这个钟的装置也符合控制论吧——然后他开了机关，不一会儿这口钟便“当当当”地敲起来了，很好听。博士领我去看古堡地下室，那里曾经是封建主的刑讯之地。除了种种习见的刑具之外，有一个铁制刑具，特别令人触目惊心。这个刑具完全像一个人，半边打开了，人可以站在里面，打开的半边上面装了无数约长五寸的尖刀，把被拷问的人推到那半边以后，便将带刀刃的这半边使劲地合上去，每一把尖刀都刺进活人的不同部位，而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还帮助了这些封建主：刀刃都没有刺在致命的地方，因此像万箭钻心，痛而不死。我在哥本哈根一个古堡地下室看过种种刑具，但所有那些都不及这一个“铁人”那么残忍。当代史家记述了纳粹在绝灭营中的酷刑，当代史家也记述了日本侵略者“731部队”在我东北设的细菌试验场，所有这些，连同那古老的刑具，都说明古今中外阶级社会的统治者都是愚蠢的，因而必是残忍的。
从地下室走上去，正好是饭店前的一个十分简朴的纪念碑，碑的周围都种了鲜花，碑上记录着这个地方（也许是个小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仅仅九个人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害的三十七个人的姓名。
住在这五星饭店里当然是很舒适了。早晚很凉，从房间走出露台，脚底即是万丈深谷——都是树，杂乱无章的树，有的乔木的树梢几乎长到露台边。傍晚七八点钟，周围还很亮。只有一天黄昏，忽然下大雨，雷声隆隆，山风很大，把雨点刮得到处乱飞，简直好像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下面一般。此时气温陡然下降——我连忙披上毛衣，才悠闲地站在窗前欣赏阿尔卑斯山麓的夏日暴雨。
古堡饭店只有二十八个房间，就说三十个吧，我不知它是如何经营的。在接待处平常只有一个女职员，能讲几种语言，什么都做，连售邮票、分信发信都是她。右边是一座有林间小路可以攀登的小丘。每天清早我上山散步，沿着这条林间小路，每走二三十步，路旁便有一个“神龛”，有门，可以打开，打开一看，是耶稣升天各个阶段的绘画和祈祷文，大约虔诚的教徒每过一龛必祈祷一番。山顶则竖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木塑的，大小如真人。我每天登上山顶，在耶稣前面的一张木椅上坐一会儿，虽则耶稣没说话，我也知道他正在纳闷：怎么有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人，竟坐在我前面了！！有一天，遇到同住这个饭店的波兰教授——他才三十九岁，原来他也是每天来此散步的。他戏着说，陈教授登山是在探索什么哲学境界吧？我也戏着对他说，山上好做哲学的沉思呀！不过我只有这一回在山上遇见这位教授，另一回在山脚遇见同住的土耳其大学老教授土努里（Tunuli）。正因为住的人不多，所以这里实在是难得的恬静。
住在克兰尼希堡的一周间，最有意思的恐怕是8月20日晚间的露天音乐会了。会场就在古堡左边的一个山坡，随着坡度固定安置了一些木椅子，一层一层像梯田似的，到了坡底则有一个小小的舞台，这就是露天剧场。欧洲人夏天喜欢在露天剧场里听音乐、看表演——前些年夏天我在黑海边的瓦尔纳（Varna），几乎每夜都是在露天剧场度过的。饭店主人早几天就贴出了海报，说是有一个乡村的杂耍团要来表演，节目如何如何地动人。在这样的“乡村”，还加上这么一个五星饭店，夏夜欣赏一次乡村巡回演出，倒是一件难以遇到的事。饭店主人向每一个客人兜售入场券，每张要九十奥先令（会议餐券每张七十五奥先令，我的房间一宿五百五十奥先令）。大约住在饭店的客人被主人说动，买了票，还有从附近村子里来的零零散散的居民。这个晚上真可谓阿尔卑斯山麓一次盛会了——来的有三男一女，有变戏法的，有吹黑管的，有吹笛子的，有唱的，等等，有很浓厚的民间味，在维也纳歌剧院那里是接触不到这种味道的。还邀请了附近一个名叫柯尼希（König）的钢琴家来表演——饭店主人介绍我同柯尼希见面，我们大谈其舒伯特，也许是钢琴家发觉我这个从东方来的客人，居然在这些乐曲上起了共鸣，很高兴。那天夜里，他弹了我最喜欢的《鳟鱼》（Die Forelle）——柯尼希弹的尽是小曲，从作曲家的《美丽的磨坊女》《冬之旅》《流浪者》组曲中选出来的小曲——他弹了那著名的《菩提树》（Der Lindenbaum），这是缪勒（W.Müller）作词，收在《冬之旅》中的第五曲，那熟悉的曲调，那熟悉的诗词，场内听众伴着琴音轻轻地（几乎听不见地）用不同的语言唱出了这短歌：
门前有个古井，
井旁有棵菩提树：
在它的绿荫间
我做过美梦无数。
也曾在那树干上，
刻过蜜语甜言，
无论快乐或痛苦
我常在树下流连。
如今我又到这里，
深夜走到菩提树旁，
我在黑暗中行走，
竟然只好闭上两眼。
可是枝叶沙沙作响
仿佛向我轻轻呼唤：
“回到我身边，朋友，
你将得到宁静安息。”
凛冽的寒风吹过，
直扑我的脸面，
我的帽子吹走了，
可我仍不断走向前。
一年又一年逝去了，
我远离了这地方，
可我仍然听见召唤：
“回来吧，你将得到安宁。”
那天夜里的演奏是很成功的，每个人都勾起了自己的思念。音乐和诗，这是永恒的感情的交流——这种信息可能引起不同的感受，同逻辑信息总是不同的。舒伯特作这一组曲《冬之旅》是在1827年春，歌曲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尤其这首《菩提树》。这首歌后来是家喻户晓了，成为游子怀乡（nostalgia）时的低吟了，但其时可能反映了作曲家一种低沉的（却也并非绝望）思念祖国的情绪。
露天音乐会一小时就结束了。我随着许伯纳博士还有别的学者们，在黑夜的山风中，送钢琴家和这些巡回演奏的乡村艺术家们走出古堡的石门，附近的居民也同我们告别回家了。我伫立在夜色笼罩着的林间，回味着迷人的乐音，想不到在异国的乡村，重温了儿时学习的那些熟悉的曲调：世界是多么小呵！
（原载1985年第9期《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