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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华
1909年，两位留日的清国学生，用古奥的文言文在东京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这是他们拟向国人持续译介外国小说的部分成果。此书扉页所署的纂译者“会稽周氏兄弟”，在当时尚不为人所知，但很快他们就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这两位不凡的留日学生，即堪称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之父的鲁迅和周作人。向国人译介外国小说，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中外文化交流中极其普通的一件事。然而，在民族国家意识初兴，“云何为国、云何为人”尚需界定的晚清，周氏兄弟的这项工程，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鲁迅在序言中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是一句极朴素也极骄傲的宣言。“小说”或者说“文学”，在此被视为承载“邦国”之“声”的媒介，而用古奥的文言来译述域外“文术新宗”，则堪称一项“苏古掇新”、澡雪国人精神的文化革新事业。这里，既有周氏兄弟对“文学”极为庄重的理解，也包含了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对“域外”极为丰茂的想象。
《域外小说集》东京版封面的书名是陈师曾的小篆题字，“域”写作“或”。“或”是“域”和“国（國）”的本字。《说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这意味着，人口（口）、兵器（戈）与土地（一），是构成古代“邦国”概念的重要因素。不过，《域外小说集》的内文——“文学”的加入，却为封面这一古老的“国（國）”字，增添了新的维度。自此，“域外”，不仅意味着地理上、政治上的他国，还意味着文化上的他者。晚清中国，随着“天下”观的坍塌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士人对“中国”的认知，正经历着从“天下”到“国家”的激烈嬗变，在这一过程中，对“世界”或者说对“域外”的发现与承认，构成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头脑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对“域外”的认知，与对“自我”的认同，因此成为一体的两面，不可分割。直到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通向“现代”的进程中，从“域外”汲取新思潮、采掇新文化，仍被大多数知识人视为题中应有之义。
本书所选编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间，文人学者书写“域外”的思想随笔与见闻杂记。与《域外小说集》通过文学想象异域不同，这里所选的作品，乃是作者经过实地旅行、勘察乃至长期生活之后，对“域外”的观感与沉思。这一类文字，其实自晚清开放海禁以来，即络绎不绝。从外交官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的出使日记，到流亡文人、政治家的海外游录，如王韬《漫游随录》、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汗漫录》，再到近代学人、留学生的游学心影，如吕碧城《信芳集》、吴宓《欧游杂诗》，及至现代文学作家如徐志摩、朱自清、郑振铎等人的欧洲游记，林林总总，蔚然成风。其文体则囊括日记、诗、词、游记、杂录等各种样式，新、旧夹杂，文、白并存。虽然大多数作者并非有意为文，这些作品却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其体量与形式甚至足以构成一种独立“门类”（genre），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限于丛书体例，这里所选的是与当代中国联系更为紧密的近四十年内的散文作品。所选文章的作者，有一小部分如冯至、季羡林、金克木、陈原、黄永玉、吴冠中诸位，是跨越民国的学人、画家，大部分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走上历史舞台的文人学者，甚至还有“文革”后出生的新一代。
尽管时代有别，但就文类实质而言，它们与上述林林总总的域外纪行之作，仍然遥相接应。要之，是以自认最为合适的文字媒介去表达和记录自己面对“域外”风景、人物以及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与思考。只不过，与吕碧城以词、吴宓以诗、梁启超以文这样多姿的样态不同，当代作家能够自如表达的媒介，基本被规约成了“（白话）散文”。从文学史上看，这既是文学样式难以挽回的规约与简化，但对“散文”这一文体而言，却又未尝不是一种扩充其文学容量与文体弹性的机遇和挑战。
本书所收文章，最早的一篇是陈原写于1979年的《访英书简》。作者怀着珍重的心情，向国内友人介绍了他在大英博物馆和伦敦书店的日常阅读、购书场景。在图书馆中安静地阅读、在书店里自由地看书，对于今天和民国的知识人而言，只道是寻常事；然而，在刚刚从“文革”中苏醒过来的学人这里，却成了弥足珍贵的异域体验。此文与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出版相隔了七十年，但在（重新）开放国门之后，对“异域”的惊异，以及希望通过域外文化、制度来革新中国现状的心情，却是若合符节。从这一细节我们亦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并深切地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五四”的隔空呼应。
循着陈原的文章往下读，我们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们对于域外的感受和记录，逐渐从惊异归于平淡。尤其是在近十年的文章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旅居国外成为越来越多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域外”的记录，也就和书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别无二致。无论是恺蒂对英国公投的议论（《一场公投，两个英国》），还是刘瑜对美国“愤青”的描摹（《“愤青”的下场》），或是苏枕书对日本纸与吃食的品评（《买纸记》《美味延年》），皆如同平淡地议论国内时政或是邻里家常；更不用说孙歌由“3·11”之后的“东京停电”引发的对于全球能源危机以及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反思（《东京停电》），超越国境与民族的视野，既是其学术思考的支点，也是生活的常态。这种以世界为“家”的意识，或许是晚清以降域外书写的变调，但也正是中国与世界关系改变的表征。因此，如果将本集所选的文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们不仅仅呈现了域外风光、全球图景，更是中国近四十年来巨大历史变迁的见证。从八十年代初将异域作为照见自我的镜子，到最近十年直把他乡当故乡的“世界人”意识，背后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全球化的急遽进程。
八十年代国门重开，中国作家有机会出境旅行、采风。当时出国机会珍贵，回国后总免不了要涂涂抹抹，写下域外见闻。若是组团出国采风、美其名曰文化考察的，则更是有义务在回国后呈上一沓关于域外民风异俗的“文化随笔”。因此，随便翻开一位当代作家的文集，几乎总有一批域外记游之作。然而，阅读这一类文章，得到的却大多只是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更糟糕的是，有的作者还要加上“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抒情，文章便被堆砌得如同甜腻腻的过了期的奶油，这比干枯的文笔还要让人难受。陈平原在讨论明清散文时，曾区分“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相对于独抒性灵、轻巧靓丽的晚明文人如陈继儒、袁宏道的小品，他更欣赏清代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的论学文章，这些“学者之文”，虽无意为文，却往往朴实大气、通达入情。这意味着“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受此启发，我开始关注并搜寻“能文而不为文人”的学者随笔。金克木、陈原、资中筠、柳鸣九、陈平原、孙歌、贺桂梅……这些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最后成了这一选本的中坚作者。学者们因学术交流而身临境外，他们对域外历史文化的理解，往往比采风文人更为深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域外书写并非规定动作，故而来得更为自由和潇洒，文章也因此颇具可读性。
值得一提的是，画家吴冠中、黄永玉、陈丹青的文章，在本书中占了不少篇幅。吴冠中的巴黎札记（《巴黎札记》），黄永玉的“翡冷翠”写生（《但丁和圣三一桥》《司都第奥巷仔》），以及陈丹青的纽约素描（《美术馆》），都是颇能深入城市肌理，捕捉到城市气息的佳作。这一方面源自几位画家都有在这些城市长期居住的生活经验，更为重要的是，画家可以越过语言的障碍，直接以眼以心以画笔与城市相遇，这是多数文人、学者难以企及的便利。另外，这些画家偶尔操笔为文，也容易脱落窠臼，不为常俗所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之归入广义的“学者之文”。相比之下，所谓的“文人之文”，在本书中就只剩了精挑细选的阿城、张承志、翟永明、王安忆、韩少功、王小波、北岛、刘索拉等几位作家的作品。其中，阿城的文章选自他的名著《威尼斯日记》；张承志的《谁是胜者》则是其《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一书的后记；翟永明写柏林的文章与她的诗有关；韩少功和王小波的文章则以记人为主，以便凸显其小说家的才华；而北岛的《搬家记》与刘索拉的《曼哈顿随笔》，则直接源自他们的域外生活经验。要之，在竭力避免专门的域外采风腔。
将这些囊括了书信、日记乃至序跋等不同样式的文章编为一集，原拟借用集中王小波的文章《域外杂谈》作为书名，以示文体的汗漫无所归依。不过，在编完重读之后，居然发现，这些文章杂在一起的风味，竟与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见闻杂记》（The Sketch Book）略有几分相似。
《见闻杂记》是欧文的名著，包含了三十四篇形态各异的游记散文和短篇故事。此书初版于1819—1820年，在19世纪后半叶被广泛选入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日本和中国）的英语教材。1907年，《拊掌录》中林纾译出了其中的十篇作品，已有研究者考证出，其底本为美国图书公司1892年出版的一个《见闻杂记》的选本，它很可能就是林纾的合译者魏易就读的圣约翰大学的英文教科书。《拊掌录》是林纾译作中最成功的作品，其中的一篇《记惠斯敏司德大寺》竟然被视为自著之文，阑入《清文观止》。借助林纾译本和大中学校英文教科书这双重渠道，《见闻杂记》及其所代表的essay样式，早已在清末民初的读者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待“五四”新文化人专门以“美文”的名号去引入了。
除去几篇传奇故事，《见闻杂记》中大部分文章是作者（在书中托名Geoffrey Crayon）游历欧洲大陆的所见所思。欧文在《自叙》中称，尽管风物之佳，无过于他的家乡美洲大陆，但作为文明古国的欧洲，其古迹人文却非美洲这一“新造之国”所能望其项背。因此，其欧洲之旅，不仅是远行，更是怀古——“至欧罗巴洲，则万古菁华所聚，断瓦颓垣，其中咸有史迹，即残碑一片，其中亦足凭吊英雄”（林纾译文）。在《自叙》中，欧文将他的欧洲旅行，视为一次欣赏橱窗中精美画卷的闲庭散步，他的旅行随笔则被喻作旅行者的铅笔画稿，这正是书名“The Sketch Book”的由来。《自叙》的最后一段，欧文总结了这一“画稿”的特色（我们仍引林纾的译文）：
殆归而检阅，则凡大而足纪者咸缺，存者直零星不足齿数之事。盖余性质怪特，往往于蚁封中取材，狗窦中伺间，无大笔墨也。故余之游记，多记村庄风物及幽僻无人规仿之残碑。若圣彼得之礼拜寺及罗马之大戏场、与奈百而司海湾风物，皆屏弗录。遍余纪中，亦无一语涉及火山冰河也。
这种“于蚁封中取材，狗窦中伺间”的搁置大笔墨的文章写法，恰与林纾最为心仪的归有光的古文，意趣相投，难怪他在翻译过程中如遇知音，译文亦因此大放光芒。
回到我们这册选本，虽然只有张承志的文章直接提到了欧文的著作（他的另一本《阿尔罕伯拉》，林纾译作《大食故宫余载》），但大概因为《见闻杂记》的文体，早在不经意间融入了现代中国散文的血脉，我们可以在多篇文章中，听到它的回响——当然，欧文的有些甜得发腻的语言除外，这也是经过林纾的“古文”翻译所涤荡出去了的成分。此书所选文章的书写对象，虽然范围不限于欧洲，但作者们不约而同地规避了“圣彼得之礼拜寺”“罗马之大戏场”这类风景名胜，而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城市或乡村的街区巷陌和日常生活，如陈原笔下的古堡饭店（《克兰尼希堡》），黄永玉笔下佛罗伦萨的“司都第奥街”（《司都第奥巷仔》），刘索拉笔下的格林威治西村（《曼哈顿随笔》）；此外，冯至笔下的海德堡往事（《海德贝格纪事》），金克木记忆中的天竺旧闻（《不可接触者》《鸟巢禅师》《地下工作者》），更是如同欧文《自叙》所说的，皆非“大而足纪者”，而是与自身经历相关的“零星不足齿数之事”。
《见闻杂记》中有一篇题作《记车行所值》，写的是圣诞节前，英国乡村的公交车司机以及车载乘客、归家学生的日常言行，是一幅再平淡不过的乡村生活素描。林纾在这篇文章的译后记中，加了一则《春觉斋论文》般的评点：“文章家语，往往好言人之所难言，眼前语，尽人能道者，顾人以平易无奇而略之。而能文者，则拾取而加以润色，便蔚然成为异观。”能文者，恰能将“尽人能道”“平易无奇”的日常生活收拾进文章，化平淡为神奇。这不禁令我想起本书所选文章中，王小波对国人出国所着“公干体”西装的揶揄（《域外杂谈·衣》），资中筠对国外“吃请”的回忆（《在国外“吃请”记》），以及北岛的海外搬家记（《搬家记》），还有孙歌在台湾公寓里感到的“晾衣”困难（《东京停电》）……
着眼寻常风物、日常生活，无一语“涉及火山冰河”，可能使得文章的气势不够宏大，甚至略显琐屑，但恰是在寻常巷陌而非历史名胜中，承载着真实而恒常的域外经验；而越是细碎的个体记忆，反而越能生动地缝缀出历史的肌理与面貌。这是欧文《见闻杂记》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这一选本中的文章在不经意间所呈现的最大公约数。基于这一考量，编者遂将此书定名为“域外杂记”，以表达对欧文的致意。
2020年春夏是一段不平静的时光。本书文章选于新冠肺炎疫情之前，这篇导读却写在疫情暴发并造成了全球大流行之际。这半年间，世界局势，包括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几乎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所收的几篇略带政论性质的文章，虽然写作时间相隔不远，其中的部分内容却突然显得不合时宜起来。原本考虑是否删去，但想起鲁迅编集杂文的策略，则以为不妨“立此存照”。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诸多宏大的历史假说和叙述，都轰然倒塌；致力于记录细碎的日常生活、个体经验的文学，或许能够成为尘埃里的微光，带领我们穿过这充满不确定性的迷雾。这大概要成为后疫情时代生活的新常态。在实际的全球流动被按下暂停键之际，阅读这批“新冠元年”之前的“域外杂记”，做一番纸上的“游历”，或许也是重新体验和想象“流动性”的一种方式。
2020年7月19日写于北京，2021年2月25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