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云中谁寄锦书来”

陈漱渝

又逢人间四月天。莺飞草长，杂花争秀。室内的蝴蝶兰还未全部凋谢，推窗已可见身姿婆娑的金黄色迎春花。路边的街心花园，白色的樱花已绽满枝头，还有梨花、桃花、海棠、丁香、二月兰，在陪伴着绵绵春雨。北京的暖气已停止供暖，卸去冬装，夜间不时有些凉意。在这乍暖还寒的春夜，已逾耄耋之年的我俯身在箱箧中清理一批旧信。我有一个优点，就是从不轻易撕毁对方的来信，因为凡信都有信息的贮存，也有情感的传递。缺点就是很少认真整理来函，书籍和信函都杂乱无章，分类查阅起来，眼累手累腰更累，胜过一场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但这是我有生之年想做的一件要事，所以还是费尽全力坚持完成了。

现存的这批书信写作日期大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此前的书信都已在“十年浩劫”中焚毁，包括一些学术书信。如孙楷第先生考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渊源的书简，在那时也被视为“封资修”糟粕，属于“横扫之列”。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由寒转暖，万象更新。那是一个希望复苏的年代，是一个满怀豪情要夺回十年被虚掷光阴的年代，也是一个学术上充满生机活力的年代。我收藏的这批书信，真实传达了那个政治春天的气息，其意义已经超越书信内容本身。

开笔写这篇跟书信文化相关的短文，首先涌进我脑海的就是“云中谁寄锦书来”这七个字。它出自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其时词人新婚不久，在一个月光皎洁的秋夜思念远方的丈夫，希望在那白云舒卷之处，大雁能捎来丈夫的锦书。锦书就是华美的情书，并不一定写在锦帛之上。至于鸿雁传书，那是汉武帝派赴西域的使者苏武虚构的一个故事。因为大雁秋来南去，春来北迁，怎能准确传递书信？只有经过训练的信鸽，才能有发达的神经，对生活周围的磁场十分敏感，短程、中程、远程都能精准飞到。不过信鸽的腿部毕竟短小，只能传递简短的情报，无法传递洋洋洒洒的尺牍。

谈到中国书信文化的源头，我说不清是在西周时期，还是春秋时期。但确知现存最古老的书信是距今二千四百多年的《云梦秦简家信木牍》。这是两个远征的兄弟写给大哥的信，向老母和长兄要钱要布。木牍是写在狭长木片上的信，竹简是写在狭长竹片上的信。但无论写在木牍上、竹简上，还是写在泥板、羊皮上，传递的信息都会受限，传递起来也有相当的困难，自东汉蔡伦用树皮破布等物造纸成功之后，才为书信提供了价廉轻便的载体。

不过，书信文化的发达，还是要归功于现代邮政。在 中国古代，虽然有李陵的《答苏武书》、嵇康的《与山巨 源绝交书》、李密的《陈情表》之类名作，但毕竟有限。直到1878年中国海关附设送信官局，1896年大清邮政总局 设立之后，才彻底改变了用烽火台、驿站或托人传书的落 后方式，让中国邮政跟国际邮政接轨，近现代的书信文化 也才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许广 平的《两地书》，宗白华、田汉、郭沫若的《三叶集》，傅 雷的《傅雷家书》等都成了经典之作。书信体的文学作品 更影响广泛，如冰心的《寄小读者》、丁玲的《不算情书》、冯沅君的《春痕》、石评梅的《缄情寄向黄泉》等都是其 中的佳作。据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梁实秋最爱写信和 收藏信件，仅他写给女儿梁文蔷一个人的家信，三十年中 就积存逾千封。

我跟书信有何渊源？我这个人经历看似复杂，其实简单。1962年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先教了十四年中学，然后调到鲁迅研究室，在那里工作了三十二年，退休至今。上学期间和刚工作时，我经济窘迫，除了跟母亲有书信联系之外，几乎跟其他人均无书信联系。那时虽然邮资极低，寄本地四分钱，寄外地八分钱，但我连那四分和八分钱也得算计。我之所以在1974年至80年代末与外界通信频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从那时开始自学鲁迅，当然会遇到许多难点，需要主动拜师释疑解惑；二是我1976年4月正式调到鲁迅研究室工作，先后承担了编辑《鲁迅研究资料》、编撰《鲁迅年谱》（4卷本）的工作，组织编写了《鲁迅大辞典》，以及参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部分注定稿任务。我的五年大学生涯几乎是在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学识甚浅，要从事鲁迅研究，自然会感到捉襟见肘，困难重重。要驱逐这些学术征程上的拦路虎，我选择了两条路径：一是大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二是走访或函询一些鲁迅的同时代人和有关专家学者。这在当时叫作“抢救活资料”。我至今难忘当年在单位传达室取信时的心情。捧读一封封信封不一、字迹各异、厚薄不同的来信，心中都会激荡着一股暖流，滋润着我那知识干涸的心田。

用函询的方式拜师求教，首选对象当然是所谓“鲁迅研究的通人”。“通人”原意是学识渊博且通达事理之人。1942年，有苏联友人询问关于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其中问道：“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谁是被认为先生文学遗产及其手稿最优秀的通人？”许广平的回答是：“在北京以前（1926年以前），许寿裳、李霁野、台静农先生比较接近；二六年以后，则曹靖华、茅盾等先生更了解他；而自到上海以后（1927至1936年）的十年间，以冯雪峰比较可以算是他的通人。”余生也晚，鲁迅的老友许寿裳1948年2月在台北被刺身亡时，我刚七岁，自然未能亲承謦欬，但我有幸结识了他的女儿许世玮，儿子许世瑮，儿媳徐梅丽、华珊，以及他的侄孙女许慈文——她是许勉文的妹妹，范瑾即是许勉文的笔名。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得知了一些鲁迅跟许寿裳交往的史料，而且有机会读到并参与整理许寿裳的全部遗稿。冯雪峰是1927年6月在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党员，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期成了沟通鲁迅和党的关系的桥梁。令人痛心的是，从1954年10月开始，这位忠诚的老革命蒙冤受屈，直至1961年才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雪峰蒙冤时我刚十三岁，待我调入鲁迅研究室时他刚病逝，因此也失去了向他求教的机会，只是从他的儿子冯夏熊、孙子冯烈、孙媳方馨未那里得到了不少学术上的帮助。除开这两位“通人”，我跟许广平提到的那些前辈倒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接触。曹靖华是鲁迅研究室的顾问，因某种原因，从未在单位露过面。我专程在京津唐地震期间拜访过他，他也为我留下了珍贵的墨宝。我拜访茅盾时，他已经八十一岁，身体相当虚弱，但仍应我之约为《鲁迅研究资料》撰稿，至今仍留下了他的三封来信（其中有一封涉及其他同事，不便披露）。

在鲁迅研究的“通人”中，李霁野先生跟我关系最 为亲密，初见他是1957年在南开大学校园，开始通信大约 是1975年。那时先生已逾古稀之年，患有冠心病。他不厌 其烦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琐细问题，有一段时间平均每 月往返书信多达十余封；不少信件是复写件，说明他留有 底稿，是认真写的。其中有一封为台静农辩诬的信，他特 意叮嘱我好好保存，因为台静农当时远在海峡彼岸，而两 岸同胞尚处于隔绝状况。这封信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说明李霁野先生忠于史实，笃于友情。待我亲自到 台北市和平东路龙坡里拜访台静农这位八十七岁的老人时，因事前未做足“功课”，所以多次聊天，扯闲篇多，谈鲁 迅少。待到第二年我再去登门求教时，他已驾鹤西行，给 我留下的只有几帧照片，一幅墨宝。这是我此生追悔莫及 的事情之一。

除开以上这些许广平所说的鲁迅研究“通人”，本书收录书信的作者大多是诸多领域的杰出人物或学术大家。比如胡愈之，1933年由周恩来发展的秘密党员，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翰笙，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共产国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国际关系学家。夏衍，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著名左翼剧作家，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顾委委员。来信者中还有一位传奇人物叫萧三。1983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胡乔木的“萧三同志追悼会悼词”，对他的盖棺定论是“一位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国际著名诗人，一位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的政治活动家和国际活动家”。然而十分尴尬的是，初见时他虽已在被非法关押七年之后获释，但还没有解除“特嫌”；为了谨慎，我去敲他房门之前，手持单位介绍信先到当地派出所报了备。萧老当时一人坐在一栋平房的客厅里，室内有一个小煤炉。他老态龙钟，边说边喘，让我难于想象他跟毛泽东等革命前辈组建新民学会时那风华正茂的英姿。我们谈兴正浓时，有一位金发老妇推门进来，手持一个铁簸箕，往炉膛里添煤。她就是萧三的原外籍夫人叶华——也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著名摄影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中国左联跟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关系问题。为了让我们正确认识左联的历史地位，他还援引了他延安时期日记（《窑洞城》）中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我请他题写一首旧作，他就欣然用钢笔抄写了一首《青岛海滨晚憩》，这是他1959年所写的《青岛随笔二首》中的第一首。1979年，萧老才恢复了党籍，获得了自由，但第二年就住进了友谊医院。他在病中仍然会客、创作，并跟我通信联络，不过他有些亲笔函件不知现在放在何处，因此本书未能全部收录。

来信者有不少鲁迅的同时代人，特别是跟鲁迅直接接 触的左翼文化战士，如胡风、梅志、萧军、冯乃超、聂绀 弩、江丰、力群等。胡风1979年刚获释出狱，我见到他时，已经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他给我的复信是由他口授，女儿 张晓风执笔，他审读之后再签名确认的，所以一封信中出 现了两种笔迹。1985年，这位饱经忧患的诗人、文艺理论 家就离开了我们。聂绀弩的情况也差不多。1976年11月10 日我们初见时，他刚遭受了近十年的缧绁之灾，刚刚从山 西获“特赦”返回北京，已经病得不轻，艰于起坐。川岛 先生曾被鲁迅戏称为“一撮毛哥哥”。我初见他时，他还 被人诬为“历史反革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扫楼道，妻 子瘫痪，儿子跳楼自杀。我1976年9月通过组织安排采访他，旁边还有两个人在监听。一个月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我们之间从此就可以自由通信。但老人身体日衰，不久就无法握笔，说话困难，仅靠两瓶酸奶维持生命。所以，我对于这些老人的采访和函询，都确实是属于“抢救”性质。

本书的来信者中引人注目的还有几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学科带头人。李何林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业师，后来又是我的直接领导，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他认为他的一生中值得肯定的有两点：一是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人才，二是旗帜鲜明地批驳了歪曲贬损鲁迅的言论。我曾经在回忆文章中写过：我并不是李先生的得意弟子，但我跟他的其他学生都以有这样的恩师而得意。李先生在“文革”后期就发表过关于鲁迅生平和杂文的学术讲演，我阅读了讲稿，提出了不少问题。李先生当时已逾古稀之年，视力日差，但他耐心而认真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在复信中说，他很少写过这么长的书信。重读此信，我的感念之情倍增。作为业师，李先生对他的及门弟子爱之深，责之亦严。当李先生让我接替他担任鲁迅研究室的主任时，有一封谆谆告诫我的来信，因为涉及单位内部的人事调整，未能收入此书。我虽早已退休，但常温此信，鞭策我走好人生最后一程。唐弢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现代文学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唐先生是鲁迅的同时代人，跟鲁迅有过交往，对中外文学均有精深研究。他的藏书极为丰富，特别是节衣缩食购买了不少有关现代文学的报刊。他告诉我，研究现代文学，不能孤立地研读文本，还必须关注作品周边的文化生态，而报刊最能展现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在我心目中，唐先生是撰写一部能够流传久远的《鲁迅传》的最佳人选，因此主动拜他为师，不仅登门拜访，而且驰书请教。唐先生还为拙著《许广平的一生》作序，多有奖掖之词，至今铭感。王瑶先生著有《中国新文学史稿》，跟李何林、唐弢同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1976年曾兼任鲁迅研究室副主任，每周来单位坐班一天，所以有当面求教的机会，故无书信往来。我曾请王先生审读我的《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一书的初稿，得到了肯定，这也让我深感荣幸。

接着，我想谈谈这部书信集的出版价值。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微信、QQ早已替代了手书这种传统的沟通方式。人类用敲键盘的“换笔”方式取代了传统手书，自然带来了资讯交流的便捷。据说，在世界上传递速度最慢的一封信是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写给西班牙女皇伊莎贝拉的信。哥伦布在大西洋航行的过程中，将这封信密封在一个瓶子里，想寄给支持他航海冒险的西班牙王室。然而这封信居然在海上漂流了三百五十九年，直到1852年才被美国的一位船长发现。然而写信人跟收件人均已与世长辞。当下，一封电子邮件瞬间就能发到世界各地，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这种字体模式统一的函件，却失去了传统书信的文字美与形式美。这又使传统书信具有了文物档案的性质，变成了难以再生的稀罕之物。所以，手书函件的出版和拍卖，成了当下的一个文化热点。

我选编的这部书信集除具有一般信函的性质之外，还有其他三个特点。

第一，这是一部名人书信选，囿于篇幅，香港和中国台湾友人的来信均未收入，国外——主要是来自日本的书信亦未收录。只消看看目录页上的那些名字，几乎都是社会名流和在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因此，在人物简介中我一律没有加上“著名”这个形容词。既然是著名人物的书信，就都有独立研究的价值；信件或长或短，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因此，这本书可以受到更多层面读者的关注。

第二，这是一部学术答问集，我发出去的信件不是扯闲篇、议时政，主要是请教有关学术问题；而复信人也大多有问必答。因此这批书信虽缺少抒情性、趣味性，但具有学术性，反映出鲁迅学的科学体系日趋成熟的历史过程。其中的不少史料我并没有据为私有，而成了撰写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重要依据。比如，鲁迅著名讲演《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话：“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在《帮闲法发隐》一文中，开头也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引文：“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来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

众所周知，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外语水平普遍差，因为学英语时赶上了抗美援朝；学俄语时又赶上了反帝反修。鲁迅学贯中西，旁征博引，而我们想要找出这些引文的出处，却是难于上青天。在十分苦恼的情况下，我想起了戈宝权先生。他是著名的俄国文学翻译家，曾在中国驻苏大使馆担任过临时代办和参赞，又通晓其他语种，于是就十分冒昧地驰函求教。戈先生当时年逾六旬，高度近视，他在百忙中认真回答了我的问题。他告诉我，叶遂宁的那两句话，分别出自《约旦河的鸽子》和《天上的鼓手》这两首诗作。《帮闲法发隐》中的那段引文，则出自吉开迦尔《忧愁的哲理》一书的日译本。叶遂宁通译为叶赛宁，他的诗作在欧洲影响广泛。我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小酒吧里就看到过他的照片，但中国读者了解他的并不多。吉开迦尔，丹麦哲学家，通译为克尔凯郭尔，被誉为“存在主义之父”。据我所知，他的10卷本文集是直到2020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因此，戈先生的发现，无疑是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个奇迹。他的重要发现我转告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增补进了《鲁迅全集》注释，为所有鲁迅著作的读者共享。类似的例子，这本书信选中还有不少。

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可以作为治学的借鉴。前人 说过，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师以质疑，友以析疑。所以《荀子·性恶》告诫人们，要“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 友之”。如果没有名师指拨，畏友批评，就会“有志也蹉 跎”。我心目中的学生，不但要有“立雪程门”的尊师重 道精神，而且还要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广采博取精 神。而我心目中的良师，不仅是在他所从事的领域卓有成 就的人物，而且是能够具有“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的 传统美德的人物。诲人不倦其实就是甘当红烛，甘为人梯。有教无类是对求教者一视同仁，无性别、种族、财富、社会地位诸方面的歧视。我开始向诸多名家求教时，还是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中教师，函询的问题十分烦琐，字迹又特别难看，虽然我力图一笔一画地写清楚，但仍属于“丑书”之列。但这些名流大家都是不厌其烦地回复。比如魏建功先生，鲁迅的友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他不但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台湾地区普及国语立有大功，而且主持编纂的《新华字典》发行量至少超过了四亿多册，堪称家喻户晓。我向他请教时，他已年逾古稀，仍然一笔不苟地写长信回答我的问题。魏建功于书法金石艺术造诣极深，出版了多部书法、篆刻作品，曾应鲁迅之邀为其书《北平笺谱》写序言。因此，他给我的信件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具有书法鉴赏价值，是我十分珍视的藏品。从这些学者名流的来信中，我不仅增长了不少学识，而且学到了一些做人的道理。我自调入鲁迅研究室专门从事鲁迅研究工作之后，也经常收到不同地区不同读者的来信。我虽才疏学浅，仍然学习前辈为人，有信必复，有问必答，竭尽绵薄之力，从来不用势力眼光把来信者分为三六九等。我也因此结交了一些真心实意的学友，在鲁迅研究的长途中相互砥砺前行。

行将结束此文之际，正值传统的清明节。我在慎终追远的同时，也满怀感念之情地缅怀在学术道路上扶我上马的这些前贤。他们的音容笑貌伴随着这摞发黄的信笺，时时浮上我的心头，时时深感愧疚。这不仅是因为我在治学方面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而且因为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未能好好报答他们的恩德，就像我愧对在困境中抚育我成人的母亲一样。萧三老人在病院中亲笔来函，想我随时去看他，我虽去过，但未做到经常。我跟恩师李霁野的通信也日疏，老人家对我的同事说：“漱渝的来信怎么少了呢？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妥吗？”我诚惶诚恐，不知如何解释和谢罪。我去南京探望多年缠绵于病榻的戈宝权老人，未带任何营养品，仅送了一篮祝福他的百合花。临别时我紧贴他那清癯的面颊，他已无言，仅有一行热泪浸湿了我的左脸。特别对不起的还有林辰先生，他视我为文友，我视他为父执。每次我去看他，他都希望我陪他再聊一会儿，说：“漱渝，我寂寞。”2003年5月1日，林辰先生不幸病逝。令人痛惜的是，当时正值“非典”肆虐时期，无法举办聚集性的悼念活动。我也未能向他致以最后的敬礼，一种人琴俱亡之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基于这些感受，我觉得这本书信选的出版，既是我人生的一种纪念，也是我敬献给这些前贤大德的一瓣心香。 GVOlcUlE7dqAc5uJXynNaDYvk+Cc1XODh5BDn4dcrqj6sMvuPZvVqm+nWuKfdW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