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 胡愈之（1896—1986）

浙江上虞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作家、政论家、世界语学者。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莫斯科印象记》，受到鲁迅赞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文化部副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陈漱渝同志：

来信收到。承提出两个问题，就我所知奉答如下：

（一）关于30年代“文委”的情况。据冯雪峰同志生前告我，“文委”原来直属江苏省委宣传部。1934年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全部遭到破坏，只有文委还保留下来。1935年2月文委书记阳翰笙被捕后，由周扬接任文委书记，后来周扬等人解散左联，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即是以“文委”名义做出决定的。1936年鲁迅去世以后，“文委”亦销声匿迹。周扬等人于1937年8月间都离开上海，去了陕北，从此“文委”就不存在了。复社（以后改为鲁迅纪念委员会）出版《鲁迅全集》是1937年10月以后发动起来的，与江苏省委文委绝无关系。当时党中央在上海设临时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对《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确实予以支持。记得和我联系的是刘少文同志，现仍在北京。又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预购了大批的全集精装本，送去陕北，这也是在经济方面的支持。至于“复社”是出版《西行漫记》时用的名义，不是真有这样一个团体。新闻小组这个名称我没听说过，可能是1938年以后我离开上海后成立的，要问梅益同志就会知道。

（二）文学研究会是在1920年前后在北平成立的，发起人是哪些人，现在记不清。当时我和茅盾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我还没有认识郑振铎，所以绝不会通过我请茅盾当发起人。后来郑振铎到上海进商务印书馆工作，文学研究会也迁来上海，我是在后参加的。记在当文学研究会在北平成立时鲁迅已经和文学研究会密切合作。不过名义上不算会员罢了。如果说是由于《文官法》限制而不参加，我怀疑是否属实。

在鲁迅博物馆的谈话记录，大概是三年前的事了。恐记忆有误，如能印出清样，可否给我看一下？

问您好。请代向李何林同志问候。

胡愈之
1977年2月3日

陈漱渝同志：

15日来信收读。

文艺家协会我没有参加。据说成立会是在1936年6月7日召开的，那时我在香港，所以开会情况完全不清楚。成立会开过两次，这话也说不通。所谓第二次会，可能是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成立会，那是在1937年8月初召开的，上海各大报都有详细报道，可查当时《申报》就可知道。文化界救亡协会我是参加的。但这一次的会完全为潘公展、周寒梅所把持，并非文艺家协会。唐弢同志回忆的“文艺界救亡协会全体大会”，可能就是“文化界救亡协会”，记错了一个字，也未可知。据我的回忆，1936年鲁迅去世后，文艺家协会已无形解散，“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也没有人提了。林淡秋同志记起的第一次内部郑振铎主持的成立会，要问他是哪一年哪一月召开的。如确实是1937年8月召开的，那肯定是把“文化界救亡协会”误作“文艺家协会”了。

此致

敬礼！

胡愈之
1977年7月16日

陈漱渝同志：

11月25日来信时，我正往医院，以致迟复为歉。

关于你提到的三个问题：

（一）复社是1937冬在上海成立的一个地下出版机关，做了出版《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这两件事，并不是一个社团。参加工作的人大部分是上海抗日救亡团体联合会（公开的称为星二座谈会）的成员。这个团体到1938年（我已离开上海）人数陆续增加，因为是不公开的，所以我也只能记得其中一部分。总人数也不只是二十人。你所开列的十六人中，陆蠡、蒯斯曛我不认识。除此十六人，我能记得起的，还有张宗麟、梁士纯、梅益这三个人是比较重要的。复社后来被法捕房查封，所以出版《鲁迅全集》时，不再用复社名称，而用鲁迅纪念委员会。

（二）国际问题研究会似乎就是国际宣传委员会，是属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许广平同志好像没有参加。

（三）上海人民团体的联合救亡组织，即上述的上海抗日救亡团体联合会。

此致敬礼

胡愈之
1977年12月14日

陶忻、陈漱渝同志：

17日来信收到。

关于民权保障同盟，我是在1933年1月被邀参加的。以后开过三四次会，即6月间杨杏佛被刺，以后就无形解散了。我只记得1月间那一次会是中央理事会宣布成立的会，参加者除正副理事长蔡、宋、总干事（或秘书长）杨以外，鲁迅、林语堂、邹韬奋和我是理事。伊罗生，可能还有史沫特莱，是被选为理事，还是以外国记者身份列席的，我已记不起来了。陈彬龢似并未出席过会议。至于筹备经过及所谓上海分会，我完全不知道。胡适大概是负责组织北平分会的，在上海的第二次会议，因胡适以保障同盟名义视察北平监狱后，在报上发表谈话，说政治犯在狱中待遇很好，没有刑讯，等等，是袒护国民党的，后似由中央理事会通过予以开除。至于北平是否成立分会，我也不知道。

民权保障同盟肯定是党的外国组织。据我当时所知，它是共产国际所组织的国际的群众性组织，中文译成济难会，是为救济各国政治犯而设的。群众基础是外国工人。在上海早已有济难会组织，是绝对秘密的。民权保障同盟则为济难会的一分支，是公开的、合法的上层组织，与英美法等国由罗素、巴比塞、爱因斯坦等知名知识分子所构成的类似组织有联系。但这是我的猜想。冯雪峰同志生前也是这样说的。所谓上海分会，可能是济难会的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1933年郁达夫已移家杭州，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因此这个分会名单也不可信。

当时地下党员了解济难会情况现在在世的是很少了。可能现任政协常委的王学文同志（住在南河沿）会知道一些，他是30年代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如需要弄明白，是否可以通过政协去访问王学文同志一下？

敬礼！

胡愈之
1978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