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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台人。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陈漱渝同志：
来信收到已经好几天了，请原谅没有即刻复你的信，因为你所询问的几个问题，我也不完全知道。近来我查阅了有关的书籍，向几个老同志请教过，也没有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因此这次既不能按时“交卷”，答复也可能都“不及格”。
（一）关于爱罗先珂的问题
承你读了我在十五年前写的《鲁迅与爱罗先珂》一文，你来信中引用了爱罗先珂的话，说他本人宣称“自始至终是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我在文章中也接触到了这一方面的问题，说“他热爱和同情一切贫苦和不幸的人们，而且希望全人类将来都会过着和平与幸福的日子”；但我接着就又指出：“不用说，在阶级社会和人吃人的社会当中，这些幻想都不可能实现，而且不通过斗争也是不可能取得的。”更何况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人对人道主义、和平主义这些概念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批判了“人性论”和“人类之爱”的观点：“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人道主义也是如此。列宁也曾揭穿了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实质，说“和平主义及抽象地宣传和平，乃是欺骗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爱罗先珂到了日本，和日本的进步人士往来，参加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活动，就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他来到我国后，同我国的进步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接触，教授世界语，介绍俄罗斯文学，写了同情我国受苦受难的人民的《枯叶杂记》等作品，但他只能用诗人的纯洁的童心写成的童话，来唤起大家向往幻梦的未来。正因为这样，我才说爱罗先珂“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秋田雨雀也这样说），也不像十九世纪美国和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抱有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至于这种说法是否确当，请教正。
（二）关于世界语问题
我虽然也学过一点世界语，但关于世界语运动，我知道的并不多。世界语原是波兰人柴门霍甫根据欧洲语言所创造的一种国际语言，称为Esperanto，意即“希望者的语言”（曾有人音译为“爱斯不难读”）。鲁迅对世界语运动是采取支持和赞助的态度，而且1923—1924年还曾在北京的世界语学校教书。
世界语在东欧各国很流行，我国过去翻译和介绍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不少就是通过世界语介绍过来的（如孙用、鲁彦等人翻译的作品）。
我国从20年代起世界语也很流行。记得当时上海专有世界语书店，还举办过世界语展览会，北京办有世界语学校。建国后成立有世界语学会，用世界语出版过不少书，其中有毛主席的著作和鲁迅的作品。北京还出有对国外宣传用的刊物《人民中国报导》（El popolo inio）。我写的那篇《鲁迅与爱罗先珂》，就译载在1961年第6期的这个刊物上，题目是Ge Bao juan：Lusin Kaj v Ero enko。
至于目前有关世界语运动的情况，建议向中国世界语学会或是外文出版局的世界语编辑室了解，他们会比我讲得更清楚。
（三）关于鲁迅在集成国际语学校任教的问题
这方面的情况我不知道。但从鲁迅的日记来看，他1923—1924年在北京世界语学校教书。他担任什么课程，据我猜想，大概是讲授中国文学。
（四）关于《阿Q正传》最早的俄译本
来信中说：“查俄译本《阿Q正传》是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在苏联发行不知道是否在1929年。”我想，你大概看了沈鹏年辑《鲁迅研究资料编目》，其中说：“俄译本《阿Q正传》，1925，商务印书馆版。B.A.Vasiliev王希礼译，鲁迅先生写‘序言’。”其实这是错误的，不知他根据什么来源。据我所知道，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梁社乾的英译本的《阿Q正传》，但没有出版过王希礼的俄译本。最早的俄译本确是王希礼译的，于1929年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鲁迅写了序言和自传。关于这一问题，你可参阅曹靖华写的《花》和《春城飞花》两书中的《好似春燕第一只》一文。
（五）关于吉开迦尔的几句话
我查了鲁迅的藏书目录，其中有两本丹麦哲学家吉开迦尔著作的德译本：一本是Sören Kierkegaard und sein Verhältnis zu“ihr”aus nachgelassenen Papieren Hrsg im Auftrage der Frau Regine Schlegel.1905（《索伦·吉开迦尔和他与“她”的关系》。受雷吉娜·施勒格尔夫人的委托，根据遗稿编纂。1905年出版），据说施勒格尔夫人就是吉开迦尔的爱人的名字；另一本书是Das Tagebuch des Verführers（《诱惑者的日记》，1905年出版）。至于你要问的那段话出自哪本书，不通查全书，就很难答复。
以上答复，不一定能满足你的愿望，请原谅！并顺致敬礼！补充：关于第三个问题前信写完后，发现在鲁迅的日文藏书中，还有两种吉开迦尔著作的日译本，即：
（一）《忧愁の哲理》，キエルケゴ著，原晃一郎译，昭和八年（1933年），东京春秋社版。
（二）《キエルケゴ选集》（《吉开迦尔选集》），伊藤乡一等译，昭和十年（1935年），东方改造社版。
经查《鲁迅日记》1933年8月27日：“午后往内山书店买《忧愁の哲理》一本”，《帮闲法发隐》写于1933年8月28日，一开头说：“吉开迦尔是丹麦的忧郁的人”，可能这篇文章是在看了《忧愁の哲理》之后写的。
戈宝权
1975年8月30日
陈漱渝同志：
昨天寄上一信，想已收到。
今天去鲁迅博物馆，查阅了鲁迅先生的藏书，发现了你要查询的丹麦哲学家吉开迦尔的那几句话。这几句话见于吉开迦尔的《忧愁の哲理》日译本第17页，而且加了注，说这是在彼得堡剧院实际发生过的事。《忧愁の哲理》是一本由杂感、随笔、断想之类的东西编成的，你要问的几句话，也就只有鲁迅先生译出的那样多。匆此祝好！
戈宝权
1975年9月2日
陈漱渝同志：
你好！
9月4日来信早已收到。我因两眼老花，上次把你的名字误看成陈淑渝，因此在信封上和信里面都写错了，疏忽之处，请原谅！
（一）关于找吉开迦尔那段话的出处，承你过奖。鲁迅先生的知识是广博的，要对他引用的文字和提到的史实一一加注，确非易事。广州中山大学《而已集》注释组的同志前些时向我提了不少问题，有些已解决了，有些至今还没有解决或是完全解决。我想你可把吉开迦尔那段话的出处函告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至于你建议我写篇短文，我想那就用不着了。
（二）接到你的来信后，我就着手查找叶遂宁（现通译叶塞宁）那两句诗的出处。虽然只是短短两句诗，但要找到出处却花了不少时间。鲁迅先生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引用了这两句诗，不知他是从哪里看到的。我手边有几种叶塞宁的诗集，我先查了他在1917年以后写的以革命为题材的作品，毫无所获。后来就只好细看他在十月革命后写的全部作品，通段通行地看，这样才查出了你要询问的那两句诗：
1.“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
这句诗出自1918年写的《约旦河上的鸽子》（“Иopдahcka яroпyбчka”）这首诗的题目和内容都取材自《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三章第13~17节。据说当耶稣到约旦河上施洗的约翰那里去受洗礼时，忽然天门开了，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这首诗的第二部分开头四句的后两句是：
“мать Моя-Родина,
Я-большевик.”
译出就是：
“我的母亲——是祖国，
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
2.“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
这句诗出自1918年写的《天上的鼓手》（“Небесныйбарабанщик”）这首诗第一部分第二节四句诗的后面两句是：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революцик
на Земле и на небоecax！”
译出就是：
“地上和天上的
革命万岁！”
在俄文中，“地上”通常也指“人间”“尘世”；“天上”通常也指“天国”“天堂”。
请注意，鲁迅先生的引文是“天上和地上的革命”，但原文中是“地上和天上的革命”，“地上”在前。
（三）关于梭波里
广州中山大学《而已集》注释组也向我问过，梭波里的名字在一般的俄国文学史和苏联文学史中，甚至连《苏联大百科全书》和《苏联小百科全书》中都查不到。幸好我藏有一本苏联在1928年出版的《作家：当代俄罗斯散文作家的自传与画像》（“Писатель：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и портрет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русских прозаиков”）其中载有梭波里在1924年写的自传。不久前，我又从苏联新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6卷中查到有关他的条目，现综合介绍如下：
梭波里的全名是尤利·米哈依洛维奇·梭波里（ЮлийМихайлович Соболь），笔名安德烈·梭波里（АндрейСоболь）。梭波里这个名字，按新华社在1973年编印的《译音表》应译为索鲍利。
梭波里于1888年5月25日生在伏尔加河萨拉托夫城的一个贫苦的犹太人家。十四岁离开家庭，曾到过乌拉尔和尼日尼等地，还在西北地区当过夏季轻歌剧院的提词人。1904—1905年参加地下革命小组的工作，1906年被判处四年苦役，流放到西伯利亚，1909年初放逐期满，逃往西欧，在各国流浪，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申请作为志愿兵参加法国军队，但因疾病未被接受。1915年秘密回到俄国。1917年4月到了莫斯科，适逢大赦，结束了秘密的生活。8月到北方前线，任第12军政治委员。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各地浪游。从1913年开始写作，1926—1927年出版《作品集》四卷。梭波里的作品，主要描写十月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他的主人公多半是被生活车轮所抛弃和生活洪流所吞没的人物，内容充满伤感气氛。1926年6月7日，由于内心忧郁在莫斯科自杀。
（四）关于鲁迅和爱罗先珂的中文材料，你比我看的多得多。据我所知，日本人对爱罗先珂做了不少研究，如高松一郎写过一本《盲诗人エロシンエの生涯》，他还编过3卷本的《エロシンエ全集》，收集他的全部作品。
以上意见供参考，匆此，并顺致敬礼！
戈宝权
1975年9月25日
陈漱渝同志：
你好！
当此1976年元旦即将来临的前夕，特先在此向你祝贺新年好！前些时在鲁迅博物馆碰巧见到你，心里非常高兴！听说你准备写一本有关鲁迅在北京的书，我想这很有意思。我过去见过孙世恺编写的一本小册子《鲁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北京出版社版），总觉得还不够。希望你这次写得详尽一些，把鲁迅住过的地方同他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联系起来讲，如能加印一些图片那就更好了。
承抄寄许钦文有关《阿Q正传》的文字和写给你的信，这都是很宝贵的史料。现在有些史料，在书报上见不到，只能向一些健在的老人请教。你说你前些时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短文，谈鲁迅与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决裂的事。你来信中问起想将鲁迅不要捷克译本报酬的话写进去，你不用征求我的同意，虽然我发现这个材料，但知识不能私有，更何况在研究鲁迅的问题上。你抄的那首《叶遂宁绝命诗》，我已查阅了原文，同原文很相似，不知署名“自成”的这位译者是否根据俄文译出的。我现在根据俄文翻译如下，供参考：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吧，
我的亲爱的朋友，你是活在我的心中，（也可译为：我心里想念着你）
这命中注定了的分别
许诺了今后的再次相见。
*
再见吧，我的朋友，没有握手和道别，
不要忧愁，不要皱眉悲伤，——
在这个生活里，死并不新奇
但是生，当然更不新奇。
叶塞宁虽也写过歌颂革命的诗，但他并不理解革命，不认识革命，最后还是走向自杀的道路，可见世界观的转变和改造对于知识分子非常必要。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对叶塞宁的评语，是非常中肯的。
冯至同志处我已代你打了招呼，他问起你教书的学校在哪里，我也讲不出来，只好把你住家的地址抄给他，不知他曾否复你的信。
关于参观鲁迅北京故居事，我已同唐弢同志研究过，文学研究所正在做组织工作，等弄好汽车就请你和孙瑛同志当向导，那时我也和他们一同去。
匆此祝好，并顺致敬礼！
戈宝权
1975年12月31日
陈漱渝同志并请转告李何林同志：
你好！
前些时你来电话说，有位老师写信给鲁迅研究室，询问鲁迅送给白莽的一本德文的《中国游记》，究竟是怎样一本书。这本书是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1928年写的《中国的亿万人民》一书的德文译本。我已从北京图书馆借到这本书的英文原本，查清了这一问题。最近因地震避居在外，直到今天始能答复，请原谅！
此事请转告李何林同志，并请代为问好！
此致
敬礼！
戈宝权
1976年8月17日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鲁迅这样写过：“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作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作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鲁迅全集》第4卷第371—372页）
这里提到的一个美国新闻记者是谁？这位记者作的《中国游记》又是怎样一本书？
鲁迅这里所说的左翼作家联盟的一次大会，看来是在1931年1月15日，因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过：“以Strang之China’s Reise赠白莽。”（第815页）这里的“Strang”当系strong之误。又查鲁迅1930年12月2日日记：“午后往瀛环书店买德文书七种七本，共泉二十五元八角。”（第797—798页）查1930年“书帐”中即有“ChinaReise一本，三·七〇”（第812页）。从这里可以知道，鲁迅送给白莽的一本德译的《中国游记》，就是Strong（斯特朗）著的China’s Reise了。
Strong即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是美国的进步记者。毛主席1946年7月20日曾在延安和她谈过话，做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
斯特朗在苏联先后住过将近三十年，其间曾六次来到我国访问：第一次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她到了广州；第二次是1927年，她从上海到了武汉，后与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一同经由西北、外蒙前往苏联；第三次是1937年，她经香港到了武汉，访问过华北游击根据地，在山西见到朱德同志；第四次是1940年，她从苏联来到重庆，见到了周总理；第五次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她到了延安，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第六次是1958年，她从美国来到中国，此后就在北京长期居住，1970年逝世，葬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她在1925年和1927年头两次访问中国后，写成《中国的亿万人民》（China’s Millions）一书，于1928年在美国纽约出版。全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华中的群众暴动》，写1927年湖北和湖南一带的革命运动；第二部分是《穿过中国西北的足迹》，写她随同鲍罗廷出走的情况。这本书曾译成各国文字，德文译本题为《中国游记》（China’s Reise）。
又查鲁迅的外文藏书中有アンナ·ルイス·ストロング写的《ボロティン脱出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鲍罗廷脱走记》，昭和五年（1930年）东京改造社出版，谈德三郎译，封面上有该书的德文题名：China’s -Reise.Mit Borodin durch China und die Mongolei（《中国游记·随同鲍罗廷穿过中国和蒙古》）以此更足以证明《中国游记》（China’s -Reise）就是斯特朗所写的，也就是鲁迅在1931年1月15日托柔石转送给白莽的那本德文书。
戈宝权
1976年8月17日
鲁迅在1933年10月27日致陶亢德信中写道：“《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还是在北京时买的，看过就抛在家里，无从查考，所以出版所也不能答复了，恐怕在日本也未必有得买。”（《书信集》第425页）
查《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是安冈秀夫所著，原名《小说から見たる支那の民族性》，大正十五年（1926年）由东京聚芳阁出版。鲁迅藏有此书，在1926年6月26日买的。查《鲁迅日记》该日载：“往东亚公司买……《小说から見たる支那の民族性》一本。”（《日记》第514页）并见同年书帐：“《小说から見たる支那の民族性》一本一·二〇”。（《日记》第533页）现此书藏鲁迅博物馆，我曾查阅过。
著者安冈秀夫生平查不到。
后藤朝太郎的生平不详。
此人著有《支那文化研究》一书，是大正十四年（1925年）由东京富山房出版的。
鲁迅藏有此书，原文《支那文化の研究》。是1925年9月26日买的。日记载：“往东亚公司买《支那文化の研究》一本。”（《日记》第483页），并见同年书帐。（《日记》第495页）
戈宝权
1976年12月7日
鲁迅在1933年12月28日致王志之信中提到德哥派拉：“德哥派拉君之事，我未注意，此君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书信集》第471页）鲁迅在1934年1月8日写的《未来的光荣》一文中（见《花边文学》）也提到德哥派拉：“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前有萧伯纳，后有德哥派拉；……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外国文氓’的恶谥”。（《鲁迅全集》第5卷第344页）
德哥派拉（Maurice Dekobra，1885—1973）是法国的资产阶级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英国任过联络官。写有小说作品多种。1933年11月曾来我国访问，到过上海、北平（现在的北京）等地游览，避而不谈政治，但恭维了中国的饭菜和女人，如当他到上海时，一些中国记者问他：“你对日本侵略中国之感想如何？”他说：“此问题过于严重，非小说家所可谈到。”当他在上海法文协会举行的欢迎茶会上，有记者请他谈谈“对中国之感想”，他回答说：“来华后最使我注意的，一是中国菜很好二是中国女子很美。”德哥派拉从南京到北平，一路上都受到国民党政府官员及御用文人的迎送，记者探访时都用上述一类的话应付，因此1933年12月11日《申报》的《北平特讯》说：“德氏来平，并未谈及文学仅讥笑中国女子，中国女子认为德氏系一文氓而已。”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参看鲁迅写的《未来的光荣》一文，如需要知道更多的情况，请查阅1933年11月上海和北平的各大报纸。
鲁迅称他为“法国礼拜六派”，按我的理解，并非法国有个“礼拜六派”，而是指他的作品和我国的“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相类似之意也。
以上供参考。
戈宝权
1976年12月7日
《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
荣太之、陈漱渝两同志：
你们好！
昨天老安同志带来《鲁迅研究资料2》三本，非常感谢！夹在《资料》
里的两张通知单，都是陈漱渝同志亲笔填写的，看来你们近来是一定很忙的。
日前陈漱渝同志来信，问起几件事，现答复如下：
（一）《鲁迅与瞿秋白》一文的译稿，我没有见过，看来你们不是送给我看的。
（二）楼适夷同志翻译的周树人氏谈《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我已看过，译文很好，我只改动了几个字。译文末注：“原载日文《北京周报》，藤原镰见编”。“见”系“兄”之误。藤原镰兄是这个《周刊》的编辑、发行兼印刷的负责人。
楼适夷同志的这篇译文，你们准备何时发表，并如何发表？我最近对20年代初在北京出版的日文《北京周报》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在1922—1924年的该刊上，译载过鲁迅的小说和《中国小说史略》，在周树人氏谈《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的前后，还发表过周树人氏的两次谈话，一次是《谈猪八戒》，一次是与周作人同谈《“面子”与“门钱”》的问题，字数都不多，可以译出一齐发表，题名为《日文〈北京周报〉上发表的鲁迅谈话》，如需要，我可写篇短文做些介绍。
（三）徐州师院李建钊试译的《鲁迅日记·书帐中的日文书名译释》，我已粗阅过，并做了一些改动，发现其中错误不少。现作者来信，要拿回去继续进行研究修改，我特写了一封信附上，你们也可转去，供他参考。
（四）《鲁迅与普实克》一文拼版后的清样，望能及时送我一阅，因上次看到的大样，其中错字和拼错了的地方还不少。又清样以送两份来最好，我准备留一份。
（五）至于在《资料》中发表外国人论鲁迅的文字，不知你们是否向李何林同志请示了？如同意，我就可以将普实克论鲁迅和鲁迅在越南的几篇译文全给你们，盼便中告知。
匆此，并顺致敬礼！
戈宝权
1978年5月22日
陈漱渝同志：
你好！
前天在鲁编室见到延边的陈琼芝同志，才知道你们已从厦门回来，想这次远行收获当甚丰富！
现有件小事要麻烦你：我从《鲁迅研究资料2》第366页注①中，发现郭老在1936年11月16日《现世界》第1卷第7期上写过一篇《坠落了一个巨星》。这篇文章你们那里是否有？如不长，就抄给我；如长，是否代我复印一份，因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谈罗曼·罗兰谈《阿Q正传》的文章，想找此文一阅。
《资料3》的校样，错字仍多，外文字未排，有些注解拼错地位，如已有清样，仍望能给我看一下。
请代向荣太之等同志问好，并顺致敬礼！
戈宝权
1978年7月17日
陈漱渝同志：
你好！
影印件已收到，谢谢！麻烦你把《山上正义论鲁迅》的一部分（177—196页），也代影印一份，诸多麻烦，容面谢！
《鲁迅与光复会》原稿（包括删节部分）卞立强同志已寄给我，我们准备全文收进《日本人论鲁迅》论文集中。我最近写了一篇专文《鲁迅和增田涉》，等发表后再请你教正。
你问《字林西报》有无中文版。此报在上海出版，只有英文版，没有中文版。
外奉上拙著一本，请教正。匆此，祝节日好！
戈宝权
1978年8月28日
陈漱渝同志：
当此新春佳节行将来到的时候，谨向你和你的全家人预祝节日幸福康乐！
承你惠赠《许广平的一生》，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读完这本书，颇受教益和启发。你在里封面说要感谢我多年的培养，而且自称后学，你实在太客气了，事实上我也没有给予你多少帮助。
你来信中询问我们对郭老的《我建议》写的补充意见，并不是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提出的，郭老写的关于纪念鲁迅的《我建议》，是1945年12月17日的事，曾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后收入他的文集《天地玄黄》，并见《沫若文集》第13卷第252—253页。我们写的补充意见，并不一定是由我领衔。提议的人当时都在重庆，如其中的乔木，实为乔冠华。郭老的建议和我们的补充建议，有些已经实现，这在今天看起来，也就够欣慰了。
外奉上我写的《〈阿Q正传〉在国外》一本，请多多指正！
专此，并顺致敬礼！
戈宝权
1982年1月20日
《鲁迅大词典》编辑室杨燕丽同志转陈漱渝同志：
你们好！
三四月间我到绍兴、宁波、普陀、舟山、金华、杭州、上海等地访问、开会和讲学，你们请我写的几个鲁迅著作外文译本的条目，直到最近才抽空写出，请原谅！词条这样写法，是否合适，请你们审阅。
杨燕丽同志送来的一本冰岛文译本和一份丹麦文译本的影印件也一并送还，请查收。
鲁迅著作外文译本词条的编译工作，是否已完全结束？此外还有些新出的译本是否要收进去（如意大利文的《鲁迅诗集及诗选》，英文的《鲁迅诗集》，法文的《门外文谈》等），也请考虑！
此致
敬礼！
戈宝权
1984年5月15日
扬·弗尔利奇卡和爱德华·特瓦罗热克根据俄文和世界语编译，1952年由斯洛伐克出版社出版。平装。这本小说集共选译了鲁迅的15篇作品，即《孔乙己》《明天》《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社戏》（节译）、《在酒楼上》《风筝》《示众》《失掉的好地狱》《立论》《孤独者》《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篇。书末还译有苏联汉学家写的《鲁迅》一文。
保罗·布拉姆斯和安德尔斯·蒂科合译，1953年丹麦哥本哈根的斯蒂恩·哈塞尔巴尔克出版社出版。精装。书前印有安德尔斯·蒂科写的前言，对鲁迅的生平和著作做了简短的介绍，此后即为《阿Q正传》译文。
佩塔尔·丘尔奇亚根据英文翻译，1957年贝尔格莱德文学出版社出版。精装。书前印有鲁迅的照片和《〈呐喊〉自序》。小说选中共译13篇作品，即《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故乡》《社戏》《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伤逝》《铸剑》。书后附有译者写的关于鲁迅的简介。
哈尔道尔·斯泰芳松根据英文翻译，1957年由冰岛雷克雅未克的海姆斯克林拉出版社出版。精装。书前有译者写的序文，对鲁迅的生平和著作做了简要的介绍。书中共译了鲁迅的《阿Q正传》《药》《狂人日记》《祝福》《孤独者》等五篇小说，此外卷首印有彦涵作的套色木刻的鲁迅像。
戈宝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