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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作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
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对淫书说“一见《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一样，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里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禁书，无论禁的是哪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
据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强报》的一节新闻，说某地施行新学制，其法系废去伦理心理博物英语等科目，改读四书五经。某地去此不过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报上都还不见记载，但“群强”是市民第一爱读的有信用的报，所说一定不会错的。那么，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然而，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
十四年四月
（选自《谈虎集》上卷，北新书局，192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