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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
“文人相轻”，是曹丕说的话。曹丕是皇帝、作家、文艺评论家，又是当时文坛的实际领导人，他的话自然有很大的权威性。并且他说，这种现象是“自古而然”，可见文人之间的相轻，几几乎是一种不可动摇的规律了。
但是，虽然他有这么一说，在他以前、以后，还是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终于使我国有了一本厚厚的琳琅满目的文学史。就在他当时，建安文学也已经巍然形成了一座艺术的高峰。
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文人之相轻，只是相轻而已，并不妨碍更不能消灭文学的发展。文人和文章，总是不免有可轻的地方，互相攻磨，也很难说就是嫉妒。记得一位大作家，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托尔斯泰对青年作家的所谓妒，并不当作恶德，而是作为美谈和逸事来记述的。
妒、嫉，都是女字旁，在造字的圣人看来，在女性身上，这种性质，是于兹为烈了。中国小说，写闺阁的妒嫉的很不少，《金瓶梅》写得最淋漓尽致，可以说是生命攸关、你死我活。其实这只能表示当时妇女生存之难，并非只有女人才是这样。
据弗洛伊德学派分析，嫉妒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人人都具有的，从儿童那里也可以看到的。这当然是一种缺陷心理，是由于羡慕一种较高的生活，想获得一种较好的地位，或是想得到一种较贵重的东西而产生的。自己不能得到心理的补偿，发现身边的人，或站在同等位置的人先得到了，就会产生嫉妒。
按照达尔文的生物学说以及遗传学说，这种心理，本来是不足奇怪，也无可厚非的。这是生物界长期在优胜劣败、物竞天择这一规律下生存演变，自然形成的，不分圣贤愚劣，人人都有份的一种本能。
它并不像有些理学家所说的，只有别人才会有，他那里没有。试想：性的嫉妒，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妒”，如果这种天生的正人君子，涉足了桃色事件，而且做了失败者，他会没有一点妒心，无动于衷吗？那倒成了心理的大缺陷了。有的理论家把嫉妒归咎于“小农经济”，把意识形态甚至心理现象简单地和物质基础联系起来，好像很科学。其实，“大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把这种心理消灭。
蒲松龄是伟大的。他在一篇小说里，借一个非常可爱的少女的口说：“幸灾乐祸，人之常情，可以原谅。”幸灾乐祸也是一种嫉妒。
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可贵的心理，也不是不能克服的。人类社会的教育设施、道德准则，都是为了克服人的固有的缺陷，包括心理的缺陷，才建立起来并逐渐完善的。
嫉妒心理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强弱与引之产生的物象的距离，成正比。就是说，一个人产生妒心，常常是由于只看到了近处，比如家庭之间、闺阁之内、邻居朋友之间，地位相同，或是处境相同，一旦别人较之上升，他就产生了嫉妒。
如果他增加了文化知识，把眼界放开了，或是他经历了更多的社会磨炼，他的妒心，就会得到相应的减少与克服。
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对这种心理，是排斥的，认为是不光彩的。这样有时也会使这种心理，变得更阴暗，发展为阴狠毒辣，驱使人去犯罪，造成不幸的事件。如果当事人的地位高，把这种心理加上伪装，其造成的不幸局面，就会更大，影响的人，也就会更多。
由嫉妒造成的大变乱，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乏例证的。远的不说，即如“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其中就有很大的嫉妒心理在作祟。他们把这种心理，加上冠冕堂皇的伪装，称之为“革命”，并且用一切办法，把社会分成无数的等级、差别，结果造成社会的大动乱。
革命的动力，是经济和政治主导的、要求的，并非仅凭嫉妒心理，泄一时之愤，可以完成的。以这种缺陷心理为主导、为动力，是不能支持长久的，是一定要失败的。
最不容易分辨清楚的是：少数人的野心、不逞之徒的非分之想、流氓混混儿的趁火打劫，和广大群众受压迫所表现出的不平和反抗。
项羽看见秦始皇，大言曰：“彼可取而代之也。”猛一听，其中好像有嫉妒的成分。另一位英雄所喊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乍一看也好像是一个人的愤愤不平。其实他们的声音是和时代、和那一时代的广大群众的心相连的，所以他们能取得一时的成功。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选自《孙犁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