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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友箕先生：
前天同太虚和尚谈论，我得益不少。别后又承先生给我这封很诚恳的信，感谢之至。“父母于子无恩”的话，从王允、孔融以来，也很久了。从前有人说我曾提倡这话，我实在不能承认。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我才想到这个问题上去。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涂地替社会上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福，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
我所说的，是从做父母的一方面设想的，是从我个人对于我自己的儿子设想的，所以我的题目是《我的儿子》。我的意思是要我这个儿子晓得我对他只有抱歉，绝不居功，绝不市恩。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绝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
先生说我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作一个“白吃不还账”的主顾。这是先生误会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同这个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来，叫他们不要把自己看作一种“放高利债”的债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驱逐出境。我要问先生，现在“孝子”两个字究竟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称“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丧的儿子（古书称为“主人”），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孝衣，带上高梁冠，拿着哭丧棒，人家就称他作“孝子”。
我的意思以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里，故战阵无勇、莅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这种学说，先生也承认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顺儿子。我的意想以为“一个堂堂的人”绝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绝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但是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易卜生的《群鬼》里有一段话很可研究（《新潮》第五号页八五一）：
（孟代牧师：）你忘了没有：一个孩子应该爱敬他的父母？
（阿尔文夫人：）我们不要讲得这样宽泛。应该说：“欧士华应该爱敬阿尔文先生（欧士华之父）吗？”
这是说，“一个孩子应该爱敬他的父母”是耶教一种信条，但是有时未必适用。即如阿尔文一生纵淫，死于花柳毒，还把遗毒传给他的儿子欧士华，后来欧士华毒发而死。请问欧士华应该孝顺阿尔文吗？若照中国古代的伦理观念自然不成问题。但是在今日可不能不成问题了。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把我的儿子应得的财产都拿去赌输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至于先生说的，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说“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做父母的孝顺儿子”，这是他自己错了。我的诗是发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想。我并不曾教训人家的儿子！
总之，我只说了我自己承认对儿子无恩，至于儿子将来对我作何感想，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不管了。
先生又要我做《我的父母》的诗。我对于这个题目，也曾有诗，载在本报第一期和《新潮》第二期里。
胡适
（选自1919年8月10日《每周评论》34号）
附《我的儿子》：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
花落天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载1919年8月3日《每周评论》33号）
附汪长禄致胡适的一封信（摘录）：
适之先生：
……大作说“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这和孔融所说的“父之于子当有何亲……”“子之于母亦复奚为……”差不多同一样的口气。我且不去管他。下文说的“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这是就做父母一方面的说法。换一方面说，做儿子的也可模仿同样的口气说道：“但是我既来了，你不能不养我教我，那是你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我的恩谊。”……照先生的主张，竟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回账”的主顾，那又未免太“矫枉过正”罢。
大作结尾说道：“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话我倒并不十分反对。但是我以为应该加上一个字，可以这样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单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为什么要加上这一个字呢？因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划在做人事业范围以外，好像人做了孝子，便不能够做一个堂堂的人，先生把“孝”字看得与做人的信条立在相反的地位。
打个比方，有人昨天看见《每周评论》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说道，“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做父母的孝顺儿子”。久而久之，社会上布满了这种议论，那么任凭父母老病冻饿以至于死，都可以不管他了。
我很盼望先生有空闲的时候，再把那《我的父母》四个字做个题目，细细地想一番。把做儿子的对于父母应该怎样报答的话，也得咏叹几句，“恰如分际”，“彼此兼顾”，那才免得发生许多流弊。
汪长禄
八月六日
（载1919年8月10日《每周评论》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