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

第一部分说过，萧伯纳从他自己的民族获得了两种不容置疑的品质，一种是智力上的纯洁，一种是战斗精神。对自己的理想，他是如此的理想主义，以至于在手段上，他可以是一个无情的现实主义者。简而言之，他的灵魂同时具备爱尔兰的贞洁与暴力。但萧伯纳不仅仅是一个爱尔兰人，他甚至不是一个典型的爱尔兰人。他是爱尔兰人中与众不同的一种，不易形容的一种。一些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轻蔑地称他为“西不列颠人”，但这真的不公平，因为不论萧伯纳有什么心理缺陷，“不列颠人”这种没有实质意义的词语都绝对不适用于他。用古老的爱尔兰歌曲中大胆而直白的词句——“反爱尔兰的爱尔兰人”来描述他，会更加接近事实。不过，公平地说，这一描述远不如“反英国的英国人”那么可怕，因为爱尔兰人很善于自我批评。与永远都在自我吹捧的英国人相比，几乎每个爱尔兰人都是“反爱尔兰的爱尔兰人”。但在这里，流行词汇再次一语中的。受过良好教育且相当富有的新教统一派作为楔子，被打进了爱尔兰都柏林和这个国家其他所有地方，很难用任何术语从表面对他们进行概括。他们不能仅仅被描述为“少数派”，因为少数派是指被征服国家的一部分，而新教统一派则意味着征服，且他们不完全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我们也不能退而求其次用“贵族”这个词，因为贵族至少暗含着某种自命不凡，它暗示着至少有些人是自愿被领导者领导的，哪怕只是被领向粗俗和邪恶。只有一个词能够形容这一爱尔兰的少数派，这是从公众措辞里找到的词语——“加里森” 。爱尔兰人说得好像所有新教统一派都是住在“城堡”里一样，这种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们具备所有“加里森”的优势和局限。也就是说，在公众看来，他们明显是勇敢、一贯和可靠的，但他们的不幸在于，他们只能踏足于院子里的石板或城墙冰冷的岩石，他们甚至从未踏足过自己的国土。

我们认为萧伯纳是爱尔兰人，下一步，就是把他看作居住在爱尔兰的爱尔兰流亡者。有些人会说，这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但事实上，这种复杂性并不真的难以解释。伟大的宗教和民族传统在爱尔兰持续了许多世纪，它们鼓励这些干净而锐利的元素，但它们同时也支持其他许多事物来与之平衡。爱尔兰农民具有这些爱尔兰人特有的品质：一种奇特的纯洁，一种奇特的好斗。但爱尔兰农民也具备所有农民共有的品质，其民族也具备所有兴旺发达的民族共有的品质。我主要是指我们大多数人在童年时期所吸收的那些东西，尤其是超自然感和自然感，热爱具有无限视野的天空，热爱具有严格界线和稳固所有权的土地。但萧伯纳的矛盾来了，这是他所有矛盾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他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一个。相当愚蠢的人在一开始就学到的一两条朴素的真理，可能正是萧伯纳最终都没能学到的。他是一个勇敢的朝圣者，他从坟墓出发去寻找摇篮。他从其他人都没有聪明到能发现的观点出发，最终发现了其他人都没有愚蠢到会忽视的观点。他缺乏对这种自明之理的认知，他的理智并不植根于婴儿期的古老智慧，我认为，这跟他作为爱尔兰一个外来少数派的一员有很大关系。没有真正国家的他，也没能拥有真正的家。一般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亲近爱国主义，是因为他们贴近大地；亲近家庭生活，是因为他们贴近大地；亲近神学教义和复杂仪式，还是因为他们贴近大地。简而言之，他们接近天堂，是因为他们贴近大地。但我们肯定不能指望“加里森”具备这些基本且集体共有的美德，不能指望他们表现出一个民族的美德，而只能（如易卜生所说）指望他们表现出这个民族的敌人的品质。萧伯纳没有经历过传统习俗，没有玩过小学生的诡计，没有体验过大学的风俗惯例，来跟他人产生情感共鸣。关于他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被认为是家族宿怨或家庭笑话。他不喝祝酒，不过周年纪念日；尽管他很懂音乐，但我怀疑他根本不愿意唱歌；他的这一切都有一种树根暴露在空气中的感觉。缩短冬天的最好方式就是延长圣诞节，而享受四月阳光的唯一办法就是做一个“四月傻瓜” ，但萧伯纳不理解庆祝节日的意义。当人们邀请萧伯纳到斯特拉福镇参加莎士比亚诞辰三百周年纪念活动时，他以其特有的轻蔑回信说：“我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过，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过莎士比亚的。”我认为如果萧伯纳一直都过自己的生日，那他将会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亚生日纪念活动的意义——以及莎士比亚的诗歌。

在推测萧伯纳的消极一面——他缺乏我们童年时期都享受过的宽容，他出生于在爱尔兰占统治地位的教派家庭时，我不会不提及历史记忆或其他参考案例。18世纪有少数新教徒从爱尔兰流亡到了英国，其主要代表人物中确实有一些爱尔兰游民甚至爱尔兰恶棍，谢里丹甚至戈德史密斯都是典型。这些人物即使不负责任，也还是有几分爱尔兰人的尖刻和现实主义。但这种类型的爱尔兰人已被过分强调，排斥了其他同样具有民族色彩和同样有趣的爱尔兰人作为这个民族的代表。这些人中有一类值得注意。在18、19世纪，不时出现了一类特别的爱尔兰人，这类人与英国人印象中的爱尔兰人截然不同，以至于英国人会认为他们根本不是爱尔兰人。这类人通常是新教教徒，由于其尖刻的自我批判的本能，有时他们看起来几乎是反民族的。只有在看似玩世不恭实则内心更加苦涩地评判外国人或入侵者时，他们的民族主义才会显现出来。这类人中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人是乔纳森·斯威夫特。萨克雷直接否认斯威夫特是爱尔兰人，因为他不像公众眼中的爱尔兰人。在这位英国小说家看来，斯威夫特不够迷人，不够讨人喜欢，不会是爱尔兰人。事实上，斯威夫特过于严厉，难以相处，也不会是英国人。萧伯纳身上有许多斯威夫特的影子。举个例子，萧伯纳和斯威夫特一样，他们身上都结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某种怪异的冷漠。不过，他最像斯威夫特的，正是那些萨克雷认为不可能是爱尔兰人的品质，包括带着仁慈的欺凌，带着轻蔑的怜悯，以及打是亲骂是爱的习惯。他们小说中的人物通常非常友善，以至于不喜欢受到感谢。这种品质并不可亲，但极其稀有，而斯威夫特拥有这种品质。斯威夫特下葬时，都柏林的穷人成群结队来到他的墓前哭泣，他是他们最慷慨大方的施主。斯威夫特配得上公众对他的这种悼念，但一想到要接受这种悼念，他可能会气得在墓里捶胸顿足。萧伯纳身上同样也有着这样缺乏人情味的人性。爱尔兰历史提供了第三个例子，来证明这类受过教育的新教爱尔兰人真诚、冷酷、好斗、孤独。这里我指的是帕内尔，困惑不解的英国人不顾一切地回避现实，说他根本不是爱尔兰人，说得好像任何一个理智、势利、守法的英国人都会蔑视下议院、违抗上流社会一样！就像沉默寡言和口若悬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萧伯纳和帕内尔两人也有着天渊之别，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甚至这两个人的形象都有一些共同点：在他们同样骨瘦如柴、蓄着胡须的脸上，都有一种近乎恶魔般的泰然自若。假装这三个人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确实属于这个国家中的一种特别的、不常出现的类型。他们三人都有一种独特的标志，那就是尽管民族主义者各有不同，但他们都给更为和善的英国人留下了一个共同印象：与其说他们热爱爱尔兰，不如说他们恨英国。

这三个相当冷酷的爱尔兰人都是新教徒，这其中是否有任何宗教意义是个难题，对此我不会一概而论。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天主教会在一个民族的美德中增加仁慈和温和，否则，这个民族将会过于敏锐和轻蔑，过于不接地气。但无论如何，萧伯纳在一个天主教国家接受的新教教育，毫无疑问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影响有两个方面，消极的和积极的。一方面，通过切断他与他真正的家乡和历史的联系，使他无法接触那里的田野和源泉，从而影响着他，或者说通过让他成为奥兰治党成员而影响着他。另一方面，通过他所接受的特殊宗教的特殊色彩而影响着他，或者说通过让他成为清教徒而影响着他。

在他不计其数的序言中，其中有一篇他这样写道：“在艺术的问题上，我一直都站在清教徒这一边。”我认为，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他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站在清教徒这一边。清教主义不仅仅是一套苛刻的规章制度，尽管它的一些规章制度比任何使欧洲蒙羞的规章制度还要苛刻。清教主义也不仅仅是个噩梦，不仅仅是东方的阴郁和宿命论的邪恶阴影，虽然这一元素确实是其中一部分，似乎是它核心错误的症状和惩罚。清教的教义原本来源于某种更为高尚的东西，尽管它几乎同样是错误的。萧伯纳是现代清教徒中最伟大的，也许也是最后一位，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他的态度，就必须对清教主义进行更细致的定义。

我应该这样粗略定义清教主义的第一精神：它拒绝用任何比最纯粹的智慧结晶更光明更温和的东西来思考上帝或良善。清教徒最初是指思想上没有假期的人。用清教徒自己最喜欢的说法就是，他们不会让任何生物挡在他们与上帝之间，这种态度意味着他们会永远受到折磨，以及他们对所有生物的刻薄蔑视。出于教堂很漂亮这一具体而特定的原因，清教徒认为在谷仓做礼拜比在教堂更好，因为外在美只是一种介于智力和智力崇拜的对象之间的虚假而感官的符号。清教徒认为，人的大脑应该每时每刻都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烧透一切传统的影像，直到它们像玻璃一样透明。

清教徒的基本理念是：只有直接思考上帝，上帝才能得到赞美。你必须只用你的大脑赞美上帝；用你的热情、生活习惯、动作姿态或是对于美的本能去赞美他，都是邪恶的。因此，通过唱歌、跳舞、喝圣酒、修建美丽的教堂或是在半睡半醒间祈祷来敬拜上帝，都是邪恶的。我们不准通过上述方式来敬拜上帝，只能通过思考来敬拜。我们的头可以赞美上帝，但我们的手和脚却不能。这才是清教徒真实的原动力。这一点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在英国，人们对它的讨论持续了两百年。现在它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已经逐渐衰落，不是因为现代思想的进步（这什么都不是），而是因为中世纪的活力和品格在这两个民族中缓慢复苏。英格兰人总是热情而富有人情味，他们已下定决心要热情而富有人情味，不管那些清教徒。结果就是狄更斯和雅各布斯各自继承了乔叟和罗宾汉的传统。苏格兰人总是浪漫的，他们已下定决心要浪漫，不管那些清教徒。结果就是司各特

和斯蒂文森继承了布鲁斯、盲哈里和众多流亡苏格兰国王的传统。英格兰再次成为英格兰人的，苏格兰再次成为苏格兰人的，尽管有加尔文伟大而崇高的梦魇萦绕。在不列颠群岛，只有一个地方，人们能够自然地期待，真正清教徒的那种浓烈的超然仍然完整幸存，这个地方就是爱尔兰的新教地区。奥兰治加尔文主义者不会因民族的复兴而受到影响，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民族。在他们当中的任何人身上，都能找到加尔文主义者规规矩矩的一致性。爱尔兰新教暴乱者至少比他们在英格兰的弟兄要高尚得多，他们在两个方面完胜后者：第一，他们确实信仰新教神学；第二，他们真的在发动暴乱。这些人既有对神学清晰性的狂热崇拜，外表又野蛮单纯。萧伯纳就出生在这些人当中。

关于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人，至少有一个突出的事实，那就是萧伯纳从不无聊轻浮。他从不给自己的观点放假，他从不会不负责任，哪怕只是一瞬间。他没有荒谬的第二个自我，这荒谬的伪装就像穿晨衣一样，一旦穿上了就比真实的人还真。与之不同的，比如查尔斯·兰姆和斯蒂文森，他们在有心无力时的崩溃、自嘲，是他们身上很大的力量。萧伯纳身上没有这种崩溃、自嘲的力量，他的智慧从来不是弱点，因而他的智慧从来不是一种幽默感。智慧总是跟这一观念联系在一起，即真理是全面细致而清晰的；而另一方面，幽默则是跟另一观念联系在一起，即真理是狡猾、神秘且易被误解的。查尔斯·兰姆所说的关于苏格兰人的话，更适用于爱尔兰清教徒这种类型的人。爱尔兰清教徒不会突然用新眼光看待事物，他所有的才华都来自极快速的计算和推论。萧伯纳从不会说站不住脚的话，也就是说，没有准备好精彩的辩护之前他什么也不会说。他从来不会突然发出那种超越理性和信念的哭喊，就像兰姆哭喊“我们会沉溺于梦想”，或者斯蒂文森哭喊“我们永远不要流血，好吗”。简而言之，萧伯纳不是个幽默家，而是个伟大的智者，几乎和伏尔泰一样伟大。幽默近似于不可知论，只是神秘主义的消极面。但纯粹的智慧近似于清教主义，近似于完美但痛苦地意识到了宇宙的终极真理。再简而言之，能看到事物一致性的人是智者，也是加尔文主义者。能看到事物非一致性的人是幽默家，也是天主教徒。无论如何，萧伯纳展现出了清教徒最纯洁的一面，他渴望直面真理，即使它会杀死我们；他对于无关情感或妨碍性的符号极度不耐烦；他为了让灵魂保持在最高压和最高速状态而孜孜不倦。他对于所有社会习俗和社会问题的直觉都是清教徒式的。他最喜欢的作家是班扬。

但萧伯纳不仅继承了清教主义中鼓舞人心和直接的东西，他还继承了一些笨拙而传统的东西。如果萧伯纳有什么偏见的话，那也是清教徒的偏见。因为，就直接思考真理而自然产生喜悦这条基本理念而言，清教无法维持三个世纪，事实上，如果清教徒认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个教派不可能严肃至三百年。成立一个要想长久存在的机构，必须张弛有度，具备相关的象征物以及正常的常规惯例。在没完没了的寺庙以外，你还必须有轻松的一面。“在锡安山你必须放松”，除非你只是来走马观花。

到了19世纪中叶，清教徒眼中这种古老的朴素和现实已经退化成两种主要的低级形式。第一种是理想主义的喋喋不休，萧伯纳以这种形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且总的来说富有成效。他无休止地谈论正义和无私，谈论应当褒扬的事情和不得不贬低的事情，谈论社会纯洁性和真正的基督教男子气概，他滔滔不绝，但几乎不触及任何人的灵魂或薪水的现实情况。他的话语倾泻在了这微弱而不温不火的洪流中，像火焰一般融化了曾在17世纪闪闪发光的大部分冰山。他的言辞确实犀利冷酷，但却饱含力量和热情。17世纪最坚硬的东西很可能被他变成了20世纪最柔软的东西。

萧伯纳一直以来都反对清教中的多愁善感和唯利是图，其中唯一玷污了他的地方在于，他一直认为这种草率的理想主义就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理想主义，所以“理想主义者”这个词被他用于指责。不过，清教还有其他负面影响，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我不认为他已经完全摆脱了清教中那种可以称得上是禁忌的因素。一个奇特的事实是，尽管新教中极端的部分在繁复和过度精炼的文明中逐渐消亡，但其中野蛮的部分却长盛不衰；而以约翰·诺克斯的教义作为标准来看，现代新教放弃了文明的部分，只保留了野蛮的部分。他们放弃了伟大而系统的加尔文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与现代科学有许多共同之处，且与普通的、反复出现的决定论非常相似。但他们没有否决纸牌或喜剧，虽然诺克斯仅仅把这两者看作是他的人民专注于他们神学的证据。在现代新教中，清教神学所有可怕而崇高的主张都已不复存在，只有野蛮的禁忌仍然保留。例如在苏格兰，每隔七天，对恐惧的信仰就会触碰所有人的心灵，让街上呈现一片邪恶的寂静。

到了19世纪中叶萧伯纳出生的时候，清教仅存的这种阴暗而野蛮的因素，在其禁忌哲学上又增加了另一种禁忌，人们对那些作为文明人食物一部分的发酵饮料，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恐惧。毫无疑问，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极端路线，仅仅是考虑到了这种饮料对社会的危害，许多人，但不是所有人，甚至不是大多数人。许多人认为纸币的出现是个错误，危害很大，但他们看见支票簿时不会发抖，也不会窃笑。他们不会带着令人讨厌的狡黠窃窃私语说有人“看见”某人走进银行。我深信英国贵族是英国的祸根，但我没看到社会上有仅仅因为一个人接受了爵位就排斥他的倾向，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别人。而现代清教徒（出于他们受信任的地位）却会因为一个人接受了酒水就排斥他。这种感觉当然很大程度上是莫名其妙的，就像人们对第七天的感觉一样。安息日也一样，它也有社会学的原因，但这些原因可以简单而直接地加以检验。如果一个清教徒告诉你全人类应该每周休息一天，你只要提议应该在周三休息就好了。如果一个清教徒告诉你他不反对啤酒，而是反对饮酒过量造成的悲剧，你只要向他提议，住在监狱和救济院（这些地方可以绝对控制啤酒的量）的囚犯和被收容者应该每天喝三杯啤酒。清教徒不能说三杯啤酒过量，但他总会找到一个说法的，因为他反对的不是过度，而是啤酒本身。这是一种超验的禁忌，也是萧伯纳一开始就产生的两三个积极而痛苦的偏见之一。他早期对戏剧的态度中贯穿着同样的严肃，尤其是对轻松戏剧。他的清教徒老师们无法阻止他投身戏剧事业，但他们的教导使得他严肃认真地对待戏剧。他所有的戏剧确实都是“给清教徒的戏剧” 。他提出的所有批评都带着一种优雅的、近乎折磨人的蔑视，他蔑视人们沉溺于芭蕾舞和滑稽剧，蔑视紧身衣和双关语。他可以容忍无法无天，但不能容忍轻浮放荡。他对离婚和通奸并不像对“劈叉”那样反感。在那些言辞激烈的现代批评家中，他总是一马当先愤怒地质问：“你既然能容忍《春鸡》这种下流的玩笑，为什么还会反对《野鸭》这样充满哲理的作品呢？”普通人对此的回答在我看来合情合理，但我认为他从未理解过。“我会因为《春鸡》里的下流玩笑而笑，因为那只是个玩笑。我嫌弃《野鸭》里的哲学，因为那是哲学。”

萧伯纳没有公正对待大众在这个问题上的自在和理智，不过也确实，不管他是什么，他绝对不是民主人士。作为一个爱尔兰人，他是个贵族；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吸进鼻孔的气息，来自一片拥有衰落王权和骄傲贵族的土地。而他吸收进入灵魂的气息，则来自一条教义，这条教义在上帝的选民周围建立起一堵水晶墙。他们之间的两种力量，造就了这个有力而纤瘦的身影，他敏捷、轻蔑、精致，宽宏大量但不近人情。最后只需加上一丝寡头统治色彩——由当今时代势不可挡的寡头政治氛围赋予了他，就是这位踏入世界的爱尔兰清教徒了。那么，他踏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