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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部粗略研究的作者，我在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特殊困难。许多人知道萧伯纳主要是因为，即使是一部很短的剧本，他也会写很长的序言。这一做法暗含了一个真相，即他确实是一个“有言在先”的人。他总是在事件发生前就给出解释，不过，《约翰福音》也是如此。萧伯纳认为，对于神秘主义者、基督教徒和异教徒（对萧伯纳最贴切的定义就是一个异教徒神秘主义者）而言，关于事实的哲学是先于事实本身的。在一定时候我们知道了“道成肉身”，但起初我们只知道“化身”这个词
。
这给许多人造成了一种印象，他们认为序言是一种不必要的准备，是冗长的啰唆话。但事实是，萧伯纳的思维非常迅捷，这使得他似乎迟迟说不到点子上。他说话长篇大论，是因为他头脑机敏。思维迅捷可能使得一个作家迟迟达不到他的目标，就像眼神锐利可能使得一个司机迟迟到不了布莱顿
。一个原创型作家在提到每一个典故或者明喻时都不得不停下来，重新解释历史的相似之处，重新塑造失真的话语。而一个普通的社论主笔（我们暂且这么说）却可能既快速又流畅地写下这句话：“清教徒叛乱
中的宗教元素虽然敌视艺术，却能使这场运动避免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道德层面的罪恶。”而像萧伯纳这样对一切事物都有自己见解的人，会把这句话写得既冗长又破碎。他会这样写：“宗教（我所解释的宗教）元素，在清教徒叛乱（被你完全误解了）中，虽然敌视艺术（我所说的艺术），却可能使这场运动避免了法国大革命（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中出现的一些道德（我马上给你定义）层面的罪恶（记住我对罪恶的定义）。”这是一个真正的普世怀疑论者和哲学家最糟糕的地方，太啰唆了。他的思想之林阻塞了他的道路。但是，一个人必须在大多数事情上保持正统，否则他将没有时间宣扬自己的独家观点，因为他的时间都用来解释那些不必要的非正统了。
上述困难影响了萧伯纳的作品，现在也同样影响着关于他的书。在剧本前面写上序言，是不可避免的艺术需要；与之相同，在说萧伯纳经历了什么之前，有必要先说说他的经历意味着什么。在我们已经解释了他做某件事的原因之后，我们得提一下他做的这件事是什么。从表面看，他的人生是由相当常规的事件构成的，而且很容易用相当常规的语句来归纳。他的人生可能是任何都柏林职员、曼彻斯特社会主义者或者伦敦作家的人生。如果我先讲述他的人生再谈论他的作品，那他的人生将会显得似乎微不足道；带上他的作品来谈论他的人生，后者就显得举足轻重了。简而言之，你很难知道萧伯纳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除非你知道他为何有那些行为。这个困难仅仅是顺序和结构上的，但让我十分为难。我打算克服它，也许有点笨拙，但我会以最真诚的方式进行。在我开始写下他与戏剧之间的关系之前，我将先写三种造就了这种关系的环境因素。换句话说，在我写萧伯纳之前，我要先写三种他受到的影响。这三种影响都是他出生之前就存在的，但从某个角度来看，每一种影响都是他自身，都是他非常生动的肖像。我将之称为三传统：爱尔兰人、清教徒，以及进步派。我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前言性的论述，因为举例来说，如果我简单地说萧伯纳是个爱尔兰人，那读者产生的印象可能与我的想法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与萧伯纳本人大相径庭。比如说，人们可能会认为，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负责任”，这样就与我在本书中想表达的意思背道而驰了，因为萧伯纳绝对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责任感就像钢铁一样箍着他。又比如，如果我简单说他是个清教徒，这可能意味着某些跟裸体雕像
有关的事情，或者“见风使舵的假正经”。如果我说他是个进步派，这可能意味着他在县议会选举中投票支持进步派，而这一点我非常怀疑。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像萧伯纳本人那样，简要地解释这些事情。某些挑剔的人可能会反对我这样“本末倒置”，他们可能会天真地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清教徒”这个词，或者更神秘的“爱尔兰人”这个词。事实上，我相当肯定，唯一一个会赞同我这样做的人，就是萧伯纳本人，这个会写长篇引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