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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不朽荣光，在于他既为哲学而生，更为哲学赴死；是他把哲学塑形成一种既能为之生，亦能为之死的生活方式——一种唯有宗教（或近乎宗教的信仰）方可比拟的生活方式。诚然，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多种不同但又互通的生活方式。比如，赫拉克利特崇尚的孤绝而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让他在隐遁中观赏整个宇宙的游戏而达成审美的人生；毕达哥拉斯学派恪守的“毕达哥拉斯的生活方式”，通过灵修来实现灵魂的蜕变，最终向“精灵”转化；恩培多克勒力行的自我神化的生活方式，以他最后向埃特纳火山口的纵身一跃，得以圆满完成。然而，唯有苏格拉底为哲学的生活方式接受审判，并选择为之赴死，把自己献祭于哲学的神坛之上，成为哲学的奠基英雄。
“苏格拉底之死”乃哲学生活方式的奠基性事件， 其最深层的意蕴由苏格拉底最伟大的弟子柏拉图向世人昭示。柏拉图所撰对话录里，有四篇构成了“苏格拉底之死”四联剧，即《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以下简称《申辩》）、《克里同》和《菲多》，其中《申辩》是继《游叙弗伦》之后情节陡转的关键一部，与四联剧的高潮、展现苏格拉底临终场景的《菲多》在主题上多有呼应之处。正是《申辩》里的苏格拉底为自己的哲学生活做了最为全面、透彻的说明与辩护，况且《申辩》不仅以话语为这种生活方式辩护，更重要的是以行动——赴死——为之辩护。《申辩》里的苏格拉底甘为哲学赴死，成为“苏格拉底之死”四联剧的转折点（用亚里士多德《诗学》术语来说，不啻情节的“突转”），也将苏格拉底抬升到悲剧英雄的高度。
以《苏格拉底的申辩》命名的文本流传至今的不止柏拉图一篇，还有色诺芬的同名作品（此外，存世的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的开篇数章，也属于苏格拉底的申辩，但这是色诺芬以自己的口吻在为苏格拉底辩护；关于这些文本的历史性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参阅本辑埃尔布泽一文）。柏拉图的《申辩》篇幅上远大于色诺芬的《申辩》，思想性与文学性也远超后者（关于柏拉图《申辩》的历史性、创作意图、创作时间及谋篇布局，参阅本辑德·斯特里克一文）。这两篇《申辩》都针对苏格拉底面临的控告而让苏格拉底进行自我辩护。控告的核心内容是，苏格拉底不敬城邦所敬众神，而另外引进新的灵异之物（daimonia）；苏格拉底败坏青年（这第二项控告可以理解为从第一项派生而来：苏格拉底不敬城邦所敬众神，以此来败坏青年；或者说，这是其败坏青年最危险的方式）。这一控告实际上触及了问题的关键之处，这便是 苏格拉底哲学生活方式的宗教根基 。针对不敬神的控告，色诺芬《申辩》里的苏格拉底旨在证明：这一控告与事实不符，自己像普通的雅典人那样，供奉城邦所敬众神，而他的“灵异”（daimonion）不过是经由声音传达的普通神兆，与鸟兆相类。迥然不同的是，柏拉图《申辩》里的苏格拉底旨在展示：自己完全不像普通的雅典人，是个独一无二的人，且有着无人可及的深刻的宗教性；他敬神，以至于把自己的哲学活动看作执行神（阿波罗）所委派的任务，坚守在神安排他所在的地方，死而后已。苏格拉底接受这一神圣的使命，与他自幼起便听到的一个神的声音——他称之为“灵异”——有关，这既因为苏格拉底是受到神明格外关照的对象（这个声音在他一生当中从未停止，且常常在各种场合、琐细的事物上频繁出现），也因为苏格拉底的“灵异”指向一种内在的宗教体验，是常人所不具备的，而属于那些与神亲近者或神人之间的沟通者。
两相对照，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为自己做了更深层次上的辩护，从中我们更能领悟苏格拉底哲学生活的根基所在。据苏格拉底自述（柏拉图《申辩》20e—21a），他的哲学生活的真正开端是德尔菲的一则神谕——“世上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为了理解这则神谕的涵义，苏格拉底开始探究何为“智慧”，且终生不辍。可以说，阿波罗的神谕规定了苏格拉底一生的哲学活动。这一活动的基本前提是神谕对于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的分判，而两种智慧的分判又决定了苏格拉底哲学生活的走向，即从人的智慧向着神的智慧趋近的过程。缘于此，苏格拉底自视为阿波罗的哲学使者，甘当神性智慧在人间的媒介，为阿波罗的神性智慧服务。苏格拉底与阿波罗的这种关系恰如诗人与缪斯女神的关系：在古希腊，诗的智慧有其神性来源，那就是缪斯女神，缪斯女神传达的真理在宇宙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而诗人便依凭缪斯女神的真理来维系人的智慧与神性智慧的关联；同样，苏格拉底追求的哲学智慧亦有其神性来源，那就是代表了整个奥林坡斯众神世界的阿波罗传达的真理（经由德尔菲神谕），而哲学家也依凭阿波罗的真理来维系两种智慧的关联。
这样一位沟通神、人的哲学家必定有着独特的宗教体验，我们在苏格拉底著名的“灵异”上便能见出端倪。据苏格拉底说：“这始于孩提时代，有一个声音产生了，当它出现时，总是劝阻我做我想要做的这件事，却从不驱策我。”（《申辩》31d5）这是一个神性的声音，一种神的兆示，总是呈显为否定性的力量（尤为关键的是反对苏格拉底从事政治活动），与德尔菲神谕的肯定性力量一起框定了苏格拉底的哲学生活。虽说“灵异”的外在显现是某位神（哪一位神无法确定）发出的一个声音信号，可以看作一个神兆（关于“灵异”的性质及其宗教背景，参阅本辑布里松一文），但它的内在来源是苏格拉底个人的一种宗教体验，与发生于他身上的其他类似体验相通，例如灵魂出窍而进入浑然忘我的入定（最著名的例子是，苏格拉底于前线服役之际，兀立某处，纹丝不动，独自默想长达一天一夜之久；另外，苏格拉底还惯于在半途中立定，陷入沉思，时间不拘长短，过后如梦方醒，又行走如常；以上分别见《会饮》220c—d和175b），或者神灵附体而如诗人般即兴创作（《费德若》里苏格拉底的两篇意气激昂的爱若斯颂词，便是受到缪斯女神的感应而作），其底下汹涌着宗教体验的暗流。
这些独特的宗教体验造就了苏格拉底的独特人格，一种被他的同时代人津津乐道的atopia——“古怪、奇特、独异”。柏拉图和色诺芬都曾着墨于此，就连阿里斯托芬《云》里的苏格拉底也不仅流于滑稽，更显得十分古怪。众人一致认为：苏格拉底异于常人，带给其追随者和与其交往者的感受是一种极不寻常的魔力，正如亚西比得在《会饮》（218a）里所言：“如被蛇啮一般，感觉灵魂上的疼痛，却愈是逃避，愈是受其吸引而无力挣脱。”同样是这位亚西比得，随后又对苏格拉底大加赞颂（《会饮》221d）：“苏格拉底这个人完全没有别人和他相似，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这是十分惊人的事。……只有这个人十分奇特，无论在为人还是在言论方面，都找不出任何今天的或古代的人来跟他相比，除非像我那样，不拿他和人比，而拿他比西勒诺斯和萨提尔。”这段话可看作对苏格拉底之“独异”的绝妙品评。
“独异”的苏格拉底所行的最为“独异”之举，正是为哲学赴死。原来，古希腊人认为，死亡才是衡量生命价值的终极标准。据此，他们最初崇尚史诗——悲剧的死亡观，也就是说，史诗或悲剧的“英雄之死”是实现个体价值的最高方式，而这一价值体现于“美名”——kleos——即人的诗性存在的华美外观。此后出现了秘教——哲学的死亡观，也就是说，向着更高的存在方式过渡的死亡成为个体生命的最高价值，而这一价值体现于“真理”——alētheia——即与神趋同的生命体验。秘教——哲学的生死观始于狄奥尼索斯宗教与俄耳甫斯教，经由毕达哥拉斯学派而完成于苏格拉底。正是“苏格拉底之死”最终实现了源于秘教的哲学生活方式，赋予其英雄主义的特质，使之与史诗——悲剧的“英雄主义”生活方式抗衡。作为哲学的奠基英雄，苏格拉底足以和史诗——悲剧的奠基英雄阿基琉斯媲美（关于苏格拉底与阿基琉斯的类比，参阅本辑巴雷特一文及豪兰德一文的相关部分），甚至足以取而代之——柏拉图《申辩》的根本旨趣即在于此。
张 巍
二〇二〇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