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柏拉图《申辩》的历史性

伯内特（John Burnet）在《申辩》评注本的“小引”开篇便提到：“我们应对《申辩》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份历史文件。”（第63页）许多学者的确考察了这一基本问题。从这一立场来看，解读《申辩》是重构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辅助。然而，没有理由认为该问题是应对《申辩》提出的首要问题，而不对《斐多》或《会饮》提出；也没有先验的理由认为我们不应首先将柏拉图的每部作品作为柏拉图的作品加以考察（带有柏拉图的文学和哲学目的），并且用一种普适的方法（适当考虑每部作品的独特性），即寻找作者本人留给我们的信号，以正确地理解他的作品。

伯内特认为，在《申辩》中，柏拉图称自己在苏格拉底进行法庭申辩时在场（34a1，38b6—9），这是体现柏拉图本人意图的重要迹象。由于柏拉图的目标是“通过陈述苏格拉底的真实性格和活动，为有关苏格拉底的回忆进行辩护” ，并且许多潜在读者也参加了那次审判，所以柏拉图“如果虚构了苏格拉底的态度及其申辩的主线，便是否定了自己的目标”（第63—64页）。这一论证意味着，柏拉图《申辩》的读者所期待的不仅仅是阐明苏格拉底对指控的反应、对审判可能结果的态度与他的一生和性格是相一致的，而且还期待一份关于他在法庭中的发言的客观记录，即便不可能是一字不差的记录。为了弄清柏拉图的作品所面向的读者是否抱有这种期待，我们应把《申辩》放在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散文语境中加以考虑。当然，本文篇幅有限，仅能进行简短的考察。文中的许多内容已被学者们讨论过多次，但一些内容仍需再次提及，以避免毫无根据的臆测。

我们从历史学家开始。希罗多德的历史批判方法仍处于早期阶段；他试图通过检验材料的可靠性来查明真相，但在叙述演说和对话时，仍遵循了诗歌的模式。修昔底德最早认识到这种方法的问题，并指出，要记住演说辞要比记住事件更加困难。因此，他对前者的叙述与对后者的叙述有所不同。在引用演说辞时，他会遵循实际所说的话的大意（τῆς ξυμπάσης γνώμης），并依据他所认为的各种场合对演说者的要求加以推演（i 22，1）。他并不试图复述演说者的发言，因为这不仅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与他的基本写作风格（包括极端精炼）背道而驰。例如，他为我们提供了伯利克里的三篇演说辞，第一篇发表于战争爆发前（i 140—144）；第二篇（ii 35—46）是这位雅典领袖解释他的公民同胞所抗争的是什么，以及是什么精神在和平和战争期间引领他们；第三篇（ii 60—64）是关于他们在困难时期应表现出的坚韧和冷静。毫无疑问，伯利克里曾反复就这些问题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但更重要的是伯利克里的主要思想，而不是他是否真的在三个场合提到了三篇演说辞中的所有问题，也不是他在这些场合中是否说过在修昔底德看来不值一提的话。如果连修昔底德也有这样的自由，我们会认为色诺芬更不关心《希腊史》和《远征记》中的演说辞与真实演说之间的对应性，因为他远远不如修昔底德那样费神去发现历史真相，而是沉迷于自由的修辞 ^[1] 。

对于演说辞而言，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在此我无法一一考察有关演说辞的写成、发表或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所有问题 ^[2] 。特别有趣的是，当一名政治家写就一篇演说辞，打算在公民大会或法庭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打算用在其政治盟友的诉讼中，经常会在事后出版他的文章，以期进一步激起公众舆论以反对他的对手或支持他的政治路线。如果对自己有利，他也会使之适用于新的目的。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如德摩斯提尼在《诉美狄亚斯》（xxi）中那样，演说家写了一份完整的诉状，之后又接受了庭外和解，但仍在补充新材料后将之出版 ^[3] 。公众对此不会有疑问，因为他们对生动的论证感兴趣，而对演说辞是否符合当时双方的实际说法不感兴趣 ^[4] 。

至于展示性演说辞，这一体裁只是松散地关注历史现实。例如，高尔吉亚的《帕拉梅德斯的申辩》（ Defence of Palamedes ）等作品就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在《奥林匹亚演说》（ Olympicus ）中，高尔吉亚本人可能向参加泛希腊节日的人群发表演说，但在《葬礼演说》（ Funeral Oration ）中，他不可能在雅典官方纪念阵亡将士的典礼上发表演说，因为他是外邦人。伊索克拉底未受诉讼当事人请求所写的演说辞也都是虚构的，原因是，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xii 10），他缺乏演说家所必需的有力嗓音和勇气。然而，这一点并未阻止他将一些作品表现为是在公民大会（vii, viii, xiv）或法庭（xv）上发表的。在《尼可克勒斯》（ Nicocles ）（iii）中，名为尼可克勒斯的塞浦路斯国王向其臣民提出有关他们的职责的建议，但无人认为，这篇演说辞中体现的是这位国王的思想而非伊索克拉底本人的，更不必说语气和风格方面。

这自然让我们转向多部大致发表于公元前395年至前375年间的《苏格拉底的申辩》。除了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外，我们知道还有一篇由吕西阿斯 ^[5] 所写，另一篇由法赛里斯的特奥德克忒斯（Theodectes of Phaselis）所写的作品无法确定时间，但也可能是在公元前375年之后 ^[6] 。这些《申辩》必定不是当时写就的仅有作品，正如色诺芬在《苏格拉底的申辩》（1）中写道：（关于苏格拉底对陪审员和死亡的态度）γεγράφασι μὲν οὖν περὶ τούτου καὶ ἄλλοι, καὶ πάντες ἔτυχοντῆς μεγαληγορίας αὐτοῦ【其他人的确也写了这个，并且他们全都写出了他的大言不惭】。如果色诺芬仅指柏拉图和吕西阿斯的作品，便不会用πάντες【全部】一词。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在这一时期，有许多个版本的《申辩》在流通，而其中苏格拉底的语气都是傲慢的。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必然有足够的差异，每个作者都认为值得发表一部新的作品，让公众阅读。很显然，苏格拉底圈子的成员无法接受苏格拉底被定罪，几年后，他们的抗议采用了文学论证的形式，类似于政治家死后的辩护，像特拉梅内斯（Theramenes）和亚西比得（Alcibiades）那样 ^[7] 。

除苏格拉底的朋友为他的为人和观点辩护外，他的对手也来轮番攻击他。我们从伊索克拉底的作品中（xi 4）可知，智术师波吕克拉忒斯（Polycrates）发表了一篇《诉苏格拉底》（Σωκράτουςκατηγορία），关于这部作品我们所知相对较多 ^[8] ，它写于公元前394年后，可能在之后不久。阿努图斯（Anytus）应该是演说者，他控告苏格拉底，除其他事情外，煽动青年蔑视雅典法律，并用暴力推翻这些法律；其学生包括克里提阿斯（Critias）和亚西比得，他们对雅典公民集体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破坏了青年对其父亲的尊敬和对其阶层传统价值观的尊重。作为雅典中庸民主派领袖的阿努图斯，不能因苏格拉底与大赦投票时死去的人有联系而批判他。波吕克拉忒斯的《诉苏格拉底》事实上是一篇虚构的演说辞，其中提到的雅典长墙的重建是公元前394年或前393年才开始的事情，这篇演说辞可能发表于此后二三年之后，即柏拉图发表《高尔吉亚篇》前后。其他多部《苏格拉底的申辩》都是在同样的辩论框架中创作的。由于每个作者在写作时都依据自己对苏格拉底的为人及其思想利弊的看法，所以他们都没有致力于准确地复述阿努图斯或苏格拉底的演说。公众也不会期望这些作品与公元前399年法庭上的实际发言保持一致。

至于柏拉图重述苏格拉底观点的准确性，一些学者假设《申辩》与对话录之间存在一个基本区别。持此观点的权威学者如格思里（W. K. C. Guthrie, Hist. Gr. Phil . iv 73）称，“柏拉图的对话录是毫不讳言的虚构作品，或至少有想象成分”，而“《申辩》是完全不同的类型”。的确，“许多对话录所呈现的场景发生在柏拉图尚未出生之时或孩童时代”，而《申辩》不是如此。《申辩》的两个段落告诉我们，柏拉图就在审判现场，但是，这两段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第一段（34a1），柏拉图的名字出现在七名父亲或兄长的名单中，他们与其儿子或弟弟（柏拉图属于后者）一同出席法庭，以支持苏格拉底，因为他们自己受到苏格拉底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对青年有益。第二段（38b6—9）中提到柏拉图和另外三人，他们准备在苏格拉底被陪审员判处30明那罚金时为他缴纳保释金。两处均不能证明柏拉图的在场使他可以充当见证者，即能够最大限度的准确报告苏格拉底申辩的内容者。

将这些不经意提及柏拉图在场的段落与《斐多》的开头相比较是有意义的。彼处艾克格拉底（Echecrates）问道：Αὐτός, ὦ Φαίδων,παρεγένου Σωκράτει ἐκείνῃ τῇ ἡμέρᾳ ᾗ τὸ φάρμακον ἔπιεν ἐν τῷδεσμωτηρίῳ, ἢ ἄλλου του ἤκουσας【斐多啊，苏格拉底在狱中服毒那天，你本人在场还是你从别人那里听说的？】；斐多回答：Αὐτός, ὦἘχέκρατες【艾克格拉底，我本人在场】（57a1—4）。随后，斐多列举了苏格拉底最后时日到场和未到场的朋友，艾克格拉底又要求他尽可能地描述每一个细节：ἀλλὰ πειρῶ ὡς ἂν δύνῃ ἀκριβέστατα διεξελθεῖνπάντα【那么，你试着尽可能准确地详细介绍一下吧】（58d8—9）。如果我们承认《斐多》是“毫不讳言的虚构作品，或至少有想象成分”，我不能理解为何不对《申辩》持同样的态度。

当然，“虚构的”“想象的”一类词是模糊的。我可以确信，柏拉图在《申辩》和对话录中所呈现的，是对苏格拉底的性格和活动的非常真实的写照，尤其是那些作品中所包含的传记细节，应该被认为是历史的，除非有无可争辩的相反证据（事实并非如此）。但本文不是要重提整个“苏格拉底问题”，我在别处（“Les témoignages ...”）对这一问题及其论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本文中，我想表达的是，没有一部柏拉图的作品是为了忠实地呈现苏格拉底在某场私人对话或演说时所遵循的特定思路。以下几段和本文第二节将进一步厘清这一点。

在我看来，柏拉图写作《申辩》时不认为应尽可能紧扣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主要思路，对此加以证明的最确凿的证据，是其非凡的文笔。大多数认为柏拉图以忠实再现苏格拉底演说为目的的学者也会同意，《申辩》的风格是柏拉图本人的。然而，这一问题不应从狭义的风格角度来考虑，而主要与作品构成有关，我所指的不仅仅是整体结构，而且包括结构组成的具体方式：每一个观点都各安其位并得到适当的强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既使整体具有关联性，也赋予整体以统一性。

关于柏拉图在这方面的意图和成就，我将在本书对《申辩》各部分的分析中详细讨论，此处仅举几个例子。当苏格拉底描述自己审查雅典的聪明人时，区分了三个阶层，以此将他与他们的谈话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文学意义。每一个时刻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以避免单调，并给我们带来一种每次都有新突破的印象。不仅如此，σοφοί【智者】在这三组人中的分布使一种时间顺序成为可能，正如通常在法庭演说叙述中所期望的那样，尽管没有客观理由说明为何苏格拉底不应在审查完全部政治家之前去审查一部分诗人或匠人。当22e6—23c1处得出神谕含义的结论后，说话人立即转向对新指控者的反驳似乎是正常的，但这会破坏心理学和文学上的连续性。22e6—23c1段落结尾处的语气是最严肃的，令人感受到苏格拉底宗教意识的深度和真诚。在他能够以幽默的笔调刻画出对莫勒图斯（Meletus）的“审问”前，需要插入一个过渡。柏拉图通过对苏格拉底的年轻朋友们的一些反思来完成这个过渡，他们模仿他审查聪明人，从而加剧了对他的怨恨（见本书第五章第69—70页）。从整体上看，对旧指控者的反驳，尤其是叙述部分（Narration），描述了苏格拉底的活动，但事实上只揭示了其消极和反诘（elenctic）的一面。题外话部分（Digression）则保留了积极和劝勉（protreptic）的一面，该部分突出了这两方面如何互补。

同时，诘问首先通过论辩（dialectical）的方法，其次通过原告轻率的回答产生的可笑效果，起到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作用。这两个部分看起来相似，但在内容和方法上极为不同。题外话是《申辩》的核心，该部分揭示了苏格拉底无可征服的勇气的秘密来源，即他对同胞的关心和对神的忠诚。尽管不是很明显，题外话部分包含了对指控的真正反驳，但在Ἐρώτησις【诘问部分】中颠倒了指控的顺序。本书的分析部分考察了该部分的丰富内容，以及作者通过神话例子、来自日常生活的幽默比喻、苏格拉底生活中戏剧性事件的叙述所组织和表达的观点。我不在此进行过长的列举。虽然长篇列举枯燥乏味，但那将充分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只有技艺最高超的文学艺术家才能写出柏拉图的《申辩》这样一篇演说辞，而这样一部精致的作品只能是长时间深思熟虑和耐心润色的产物。认为《申辩》简单、直接、缺乏有意识的艺术性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艺术性在每个部分和每个句子中都发挥着作用。

就《申辩》作为历史文件的可靠性问题，我再进行最后一点讨论。由于《申辩》显然不像高尔吉亚的《帕拉梅德斯的申辩》和色诺芬的《希罗》（ Hieron ）那样，纯粹是柏拉图想象的产物，学者们做了许多尝试来区分哪些部分是忠实地呈现了苏格拉底在申辩时的发言，哪些部分是柏拉图的创造 ^[9] 。在我看来，前文的分析表明，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我确信苏格拉底关于30明那罚金的提议（38b6—9）是他本人在法庭上提出的，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见本书第10章第198—199页）；我也确信苏格拉底不可能有机会在法庭上发表第三段演说的前半段（38c1—39d9，见本书第11章第1节） 。而至于《申辩》其余部分，一方面，我敢确定没有一句话 是苏格拉底无法说出的；另一方面，这部出版的作品中不包含任何一个非柏拉图式的片段（从而证明这不是柏拉图的作品）。因此，无论在本文还是本书其他部分我都不再讨论这些问题。

[1] 比较E. Delebecque, Essai sur la vie de Xénophon , Paris, 1957, pp. 56–57, 264–265,271–272（讨论《希腊史》）；96–98, 292（讨论《远征记》）。

[2] Dover, Lysias , pp. 148–174，该章（“委托人与顾问”）非常详尽且全面地讨论了雅典法庭演说辞的各种可能性。

[3] 这一点受到了质疑，最近的质疑来自D. M. MacDowell, Demosthenes, Against Meidias , Oxford, 1990, pp. 23–28。比较Dover, Lysias , pp. 172–174。

[4] 此处可以引用Dover的几句话（ Lysias , pp. 170–172），可与Burnet在“小引”第63—64页中的观点（见上文第38页）相对比：“认为希腊演说家的声誉会因所出版演说辞中的不准确和歪曲之处而受损的学者，必定会对自己所处的世界的运作方式视而不见，尤其是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政治生活中，击溃对手比明智地评价其行为更重要……所以我发现很难看到一篇演说辞在出版之前进行的重大修改，会在任何重要方面损害法律顾问或诉讼当事人的政治和艺术声誉。”

[5] 西塞罗（ De Or . i 54, 231）和第欧根尼·拉尔修（ii 40）称，吕西阿斯为苏格拉底准备了在法庭上发表的辩词，但苏格拉底拒绝使用，因为它是修辞学的，而非哲学的。然而，这个故事属于希腊化时期的轶事创作，把文学原料转换成了传记事实。同样的，伊索克拉底《布西里斯》（ Busiris ）（xi）的“梗概”（ὑπόθεσις）时代错误地称波吕克拉忒斯为阿努图斯和莫勒图斯提供了控告苏格拉底的演说辞。比较第欧根尼·拉尔修，iii 38。吕西阿斯的《申辩》可能也是一篇展示性演说辞。比较Dover, Lysias , pp. 192–193。

[6] 特奥德克忒斯是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的“学生”，并在亚里士多德还在学园时参加了其修辞术训练。他可能生于公元前405—前400年。根据F. Stoessl为《小保利》所撰的Theodektes条目，他死于公元前334年后；而根据E. Diehl为《大保利》所撰的 Theodektes 1条目（1725—1726），他死于公元前334年之前。由于特奥德克忒斯的修辞学活动主要在其前半生，因此《申辩》不可能是其年轻时期的作品，但也不排除较晚时期。参见L. Radermacher, “Θεοδέκται”, AAWW 76 (1939): 62–69，另见本书第七章注释51以及27c5评注。

[7] P. Mich . inv. 5982, 比较R. Merkelbach-H. Youtie, ZPE 2 (1968): 161–169被A.Andrewes, ZPE 6 (1970): 35–38解释为一部为特拉梅内斯申辩的小册子。关于亚西比得的文学辩论，伊索克拉底《论马队》、吕西阿斯《第十四篇演说辞》和《第十五篇演说辞》、伪安多基德斯《诉亚西比得》，以及匿名演说辞（或后来的朗诵辞？） P. Strassb . inv. 2346, 柏拉图《会饮》和斯费托斯的埃斯吉尼斯（Aeschines of Sphettus）的《亚西比得》可能也与同一场辩论有关。

[8] Dodds, Comm. Gorg . pp. 28–29对已知信息做了简短且可靠的介绍；Chroust, Socrates ch. iv提供了更多细节，但批判性不足。

[9] 据我所知，沿着这一思路最系统的努力是Hackforth, Composition 第五章（第80—134页）。 cGqA5YtGkyGJIWVbHhnS4fBdSu0IzbRLvWpDfO73BvGmWg5mZ+wITOPUtFLYfR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