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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写时评者，还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喜欢在评论中谈论一些抽象的概念，将过多笔墨用在给某个名词下定义、辨析某个大词的概念上面，这也是违反评论的表达效率要求的。
像《论自由》《论正义》《论平等》《论宽容》这类题目，可以做很大很大的论文，可以写成小册子，但不适合在时事评论中花过多的笔墨去辨析。因为类似这种抽象的概念，几万字都说不清楚，千字文就更说不清楚了。时事评论应该尽可能在常识、共识、众所周知的意义上使用那些抽象的概念，以约定俗成的理解来用那些大词，而无须纠缠于这些概念的语义学分析上。
时评至多也就一千来字，当过多的笔墨被这些概念分析占去后，哪里还有说理的空间。
在题为《不要为概念体系的关系所累》的博客文章中，马少华先生也谈到过这个意思，他以某位评论员在文章中论述“民主”和“法治”“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评论作为抽象思维的写作，难免在抽象和宏大的概念之间打转，并且回答概念之间的关系。但它们往往是评论写作之累，也是评论阅读之累。我感觉，有的时候并无太大必要。
时事评论要将有限的文字用在与紧扣论点相关的说理上，在概念上绕来绕去，在抽象的事物上打转，问题没说清楚，读者也一头雾水，越读越迷糊。
实际上，对很多问题而言，在观念上抽象地辨析是永远都扯不清的，抽象地谈正义，什么都可以说成是正义的（因为再周全的界定，也都会有例外的时候，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一个抽象的定义），在时事评论中判断正义，很多时候只能就事论事，也许才能分辨清楚是非。
表达效率要求，评论作者在论证时应尽可能使用具体的事物作为论据，而不是抽象的。比如论证政府部门采购腐败的问题，你引用审计署报告说每年采购腐败有成千上百亿，这样的抽象数字公众看了没感觉。但如果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某地某个部门采购近3 000元的苹果iPod当U盘使，或者为了节省纸张而每个人发一台笔记本电脑，这样的案例虽不及数千亿宏大，但这是具体且直观的，这种直观的采购腐败更能让公众有感觉。读者就是这么感性，尤其是报章文体的读者，直观具体的事物更能触动和影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