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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事评论，香港著名评论人梁文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很多人在谈论时评人时，会认为时评没有思想性，比起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它可能没有那么深刻；比起文学作品，时评又显得浅薄短小，时评写得快，出得快，过时得也快。时评潮流甚至被当成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力度浅薄化、文学轻薄短小化的趋势。这种说法恰恰表明了不少人对时评是多么的陌生。
我很认同梁文道对时评的理解。拿时事评论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学术著作的深刻性、学术论文的思想性、散文的美感、小说的故事性比，对时事评论是很不公平的。反问一下，又有哪一篇学术论文、哪一部学术著作、哪一本小说能像一篇成功的时评那样，对时事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到过那种立竿见影的、即时的推动作用，以短短的千字文而对人们的认知、舆论的取向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每一种文体的社会功用是不一样的，它们承载着不同的文体使命，时评的核心在“时”，应时而生，为时而作，其作为一种文体的使命在于公民表达和影响时事，“表达”和“影响”是关键，而不能用对其他文体的审美来苛求时评。
梁文道说得很好：我们看别的国家，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时事评论家，但从来没有人会说这些时事评论家的思想深度不及某个大师。他们干的是不同行当的事，拿他们进行比较，就无异于要求一个计程车司机开车要像F1车手。
时事评论不同于散文、小说、论文，甚至不同于杂文，它是一种公民表达和影响时政的实用表达文体，是公民介入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它的价值不在于其文学性，不在其是否能流传后世，也不在于它有多大的思想内涵，它存在的价值与时代紧密相连，最大功用就是通过表达影响和推动时事的发展。
常有人嘲讽时评快餐式的生产方式和它的速朽，第二天就随报纸一起被扔进垃圾桶了，没有几篇的生命能超过两天，更遑论流传后世了。这恰恰就是时评的特点，时评确实是速朽的，但只要它在其生存的短短一天中起到了公共表达、影响社会、推动社会的作用，那就足够了，时评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时评文章有流传后世的经典力量，这恰恰是时评失败之处。隔许多年后将时评拿出来赏阅，发现其仍有现实批判价值，这也许是文章的大幸，却是时代的大不幸。10年前批判的问题，10年后翻阅旧文时发现问题依旧存在，这难道不是时评的失败吗？
时评的文字优美不优美，对一篇时评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篇评论在文字和语言上也许略显粗糙，但只要把道理说清楚了，就已经实现了它的传播价值。时评不是用来让人边喝茶边品赏的，而是公民表达的工具，表达功能远高于其文字审美功能。
当然了，我说这些，并不是排斥时评文字的优美、思想的深刻和文章的精致，而是谈时评作为一种文体最重要的品质。如果一篇评论，它有非常优美的文字，思想有学术论文一般的深刻，又有如散文那样娓娓道来的从容，像小说那样引人入胜，当然非常好。比如林达夫妇的评论，就有这样的魅力。可这些不是衡量一篇成功的时评最重要的标准，在评判时评的价值次序上，这些都居于次要位置，或者说，这些都是服务于“最有效率地表达和最大限度地影响时事”这个核心功用。
在一个多元、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不可能人人都是作家，作家需要高超的叙述能力，不可能人人都是专家，专家需要专业的知识素养和精深的探索，也不可能人人都是思想家，思想家需要智慧的心灵和对人情世故深邃的洞察力。——可，人人都需要表达，当遭遇不平时需要表达，当看到丑恶侵犯公益时需要表达，当感觉公共道德受到恶俗的玷污时需要表达，当听到不同观点大行其道时需要表达。所以，人人都是时评家，时评成为一种公民表达和影响时事的实用文体。作为一种大众表达文体，一种公众进行意见传播和观点交流的实用工具，我们不能用那些“精英文体”的要求来度量和苛求它，只能以庸常的智识和一般人就能企及的规范来要求它。否则，设置过高的写作和表达门槛，它只能沦为少数精英的特权，“公民表达”的功能就会丧失，公共性就会大打折扣。
接受了时评是一种公民表达和影响时事的实用文体，那么，时评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你的表达更容易让人接受，如何让你的评论更能影响时事，如何让你的文章更实用。这就是我想谈的：时评的表达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