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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还是一种极为稀缺的“生物”，因为稀缺所以重要，毕业后都能拥有不错的工作去处。
1967年，任正非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涯，顺理成章地迎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步入社会。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对于高校毕业生也“统包统分”、“包当干部”。与那届所有的毕业生一样，任正非满心期待着国家的分配，憧憬着报效祖国，回报父母。
但受“文革”影响，这一等就是整整一年。到了1968年，政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规定，大学毕业生只能当工人、农民，不能当干部，也不能从事科学技术工作。这种变化对于任正非来说是莫大的打击。四年的寒窗苦读都是为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但工人和农民的职业与四年学习毫不相干，而且收入很低，何以完成父亲希望他“照顾家庭”的重托？
虽然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地域和时代，但在自己能够左右的关键时刻，抉择更能体现一个人的魄力所在。正如一句名言所说，“要让自己选择生活，而不能让生活决定我们的命运”。任正非坚信天无绝人之路，他决定顺遂本心，自主择业，选择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于是毕业后，他去了建筑工程单位。
后来，任正非遇到了第一任妻子孟军，两人相爱并于1970年初结婚，1973年生下女儿孟晚舟，1975年有了儿子任平。
由于仍处于“文革”时期，任正非的家境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更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再加上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母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几乎耳聋。弟弟妹妹们为了赚钱被介绍去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们还一起凑了100元在任正非结婚时作为贺礼。
在女儿孟晚舟出生的这一年，恰是国家为了加快经济建设国家扩编基建工程兵之际，孟军与任正非商量着要不要响应国家号召入伍。当时，中国主流价值由工人、农民和军人主导，既然不想做工人和农民，军人就是他们最理想的选择。
就这样，孟军先行入了伍。随后，任正非也提交了入伍申请。然而，想起自己的家庭变故，他心里一点谱都没有。好在那时，国家已经有上千万干部被打倒，任正非不再是被孤立的一员，再加上对任摩逊的审查一直没有定论，所以任正非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基建工程兵的一员，以技术兵的身份入伍。
所谓基建工程兵，其实全称为“基本建设工程兵”，是陆军的一个兵种。这个兵种设立于1966年8月，初衷是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解决地方施工队伍在其施工期间因家属拖累较大、跨区调动困难等因素带来的矛盾。基建工程兵虽然不参与战斗，但在军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周恩来总理曾如此评价他们：“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他们还有一首热情洋溢的《基建工程兵之歌》：“我们是光荣的基建工程兵，毛主席的教导牢牢记心上，阶级斗争我们做先锋，基本建设当闯将。从南方到北方，从内地到边疆，艰苦奋斗，四海为家，祖国处处摆战场，艰难万险无阻挡……”
入伍后，任正非参与的第一个工程是建化纤工厂。当时，中国工农业的运作已经进入完全无序的状态，国家处在极度困难之中，中国人在吃饭、穿衣上都面临着巨大的苦难，大家的衣服上大都打着各种补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希望每个老百姓每年都能穿上一套新衣，而化纤在当时被认为是不错的材质，它不会变得皱巴巴，做成衣服也很漂亮。于是，国家就从法国的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化工设备，建立化纤厂，通过生产化纤提供化纤服装。
化纤厂设在东北辽阳市太子河边上，条件非常艰苦。任正非跟随部队进入施工现场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数十平方公里内，没有一间房屋，部队只能全部睡在草地上。即便是后来工厂拨款建了一批土坯房子，也漏雨漏风，最低温度达到零下28摄氏度。那时，肉和油的供应极少。东北老百姓每月供应食用油3两，没有任何新鲜蔬菜。任正非他们每年有半年时间每天吃的是杂交高粱，以及一个大混凝土池腌制出来的酸菜和酸萝卜。
虽然吃了很大的苦，但在那段日子，任正非心是甜的。他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叫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也可以放心大胆地读书，学习那些他完全搞不懂的现代化设备。要知道在其他地方读书大多是要受批判的，唯有在工厂，他可以潜心学习。后来，当华为在世界范围内闻名遐迩时，他再次回忆起这段生活，说道：
我们一边学习最先进的技术，一边过着最原始的生活，这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用一个词总结，就是“冰火两重天”。
由于技术突出，再加上能吃苦，任正非很快便在人才济济的军队中脱颖而出，一路从连队的技术员晋升到一个20多人小型建筑研究所的副所长，技术职级是副团级。
在日复一日的艰苦生活中，任正非仍然记得父亲的那句话，“知识就是力量”。除了读一些必要的专业书籍，他还读了很多别的书，从《资本论》《逻辑学》到《毛泽东选集》，都在他的书单之中。在所有书籍中，他最喜欢读毛泽东的，吸纳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很多精华。在后来的创业生涯中，他又将这些思想拿出来，指导着华为的千军万马，披荆斩棘。
在化纤厂的建设过程中，任正非发现设备缺少一种仪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一个技术员在国外见过这种仪器，并告诉了任正非该仪器的样子。善于钻研的任正非，整日泡在仪器研究上，最终用数学推导的方式推导出仪器的设计。但当时他对结果并没有把握。为了确定推导是否合理，他跑到东北大学请教了一位教授，得到教授的肯定后，任正非才把仪器发明了出来，也因此填补了国家的这项技术空白。
但由于父亲的事情一直没有着落，无论任正非表现多么突出，他都像一个绝缘体，与立功、获奖无缘。在他领导的集体中，几乎每年都涌现大批奖项，如个人三等功、个人二等功、集体二等功等，而唯独他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但这恰恰造就了任正非淡泊名利的品格。多年以后，他回忆说：
我也从未有心中的不平，我已习惯了我们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
1976年10月，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国家需要好的案例证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任正非因在部队中有过发明创造而被报刊广为宣传，在广泛的宣传影响下，他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突然之间“标兵”“功臣”等称号全来了。1978年3月，他幸运地被选中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阐述。当时他只有34岁，而在6000多个代表当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人。从那时起，他意识到了科技对于未来中国的意义所在。
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运转。1977年8月，党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的终结。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任摩逊终于苦尽甘来，得以沉冤昭雪，并应国家要求去重点中学做了校长。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直到1984年退休。
父亲的任劳任怨精神感染着任正非，他说：
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德自豪，他们从牛棚中一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一往无前。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迎来了历史性转折。
时代的变迁，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的生活。任正非的生活更是今非昔比。在父亲平反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弥补了一直以来未入党的遗憾。1982年，时值国家提倡干部要“四化”，即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任正非恰恰符合条件，幸运地被推荐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幸运地与党中央领导合了照。任摩逊将这张照片裱好挂在了墙上，每当看到这张照片，他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任家终于走出了苦难岁月。
任正非还有了新的奋斗目标，他希望在自己退伍之前，能够获得中校军衔。可惜的是，这个梦想还没来得及实现，就迎来了大裁军。1982年9月，解放军进行第七次大裁军，51万余人的铁道兵，以及1978年1月成立的基建工程兵，将被集体转业到铁道部和原配属的国家各部委或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部队转到武警部队。
在部队工作生活了14年的任正非，内心极为不舍。二十多年后，忆及裁军政策，任正非说：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来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青，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二、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
基于他在部队中出色的技术表现，部队准备安排他去军事科研基地工作。军事科研，既是国家重视的方向，也是任正非擅长的、心之所向的领域。去或者不去，他的心中已有答案。
为了宣布这个好消息，他把妻子、女儿叫到军事科研基地参观，但在参观过程中，女儿突然说了一句话：“爸爸，这地方好荒凉啊！”
女儿无意中的一句话间接地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自从入伍以来，即与妻子、孩子两地分居，很少见面，无论是作为丈夫还是父亲，他都未尽到陪伴的责任。如果自己继续留在军事科研基地，就意味着妻子和孩子要继续过着与他聚少离多的日子。他可以在荒凉、艰苦的地方生存，但不能让妻子、孩子跟着他继续受苦。
想到这些，他想：“是时候离开了。”就这样，任正非为他的部队生活划上了句号。如今再回头看，部队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他的雷厉风行、淡泊名利、艰苦奋斗等都是他军人气质的最好证明，而他后来创办的华为也成为典型的军事化管理企业。
军队转业后，38岁的任正非来到了深圳，到妻子孟军所在的单位南油集团工作。从军队步入社会，任正非感到非常陌生。当时，社会开始进入PC时代，但他不知道电脑所为何物。当美国、加拿大留学归来的同学，跟他讲“超市”的故事时，他完全不理解什么叫“超市”，同学解释说，就是“货架上就可以把货取下来”，他还是听不懂。他不知道什么是“卫生间”，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把“卫生间”搬到卧室里，有限的见识让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这多臭呀”。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他不知道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所有人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市场化程度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作为一个一直在军队里工作、完全服从命令的人，突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进行货物的交付运作，任正非从头到脚都不适应。
对商场上的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官僚主义作风，任正非更是深恶痛绝。他激进耿直又刚正不阿，不喜阿谀奉承。他崇尚奋斗，习惯热血，憎恨得过且过，而这些都与同事们显得格格不入。
不止如此，让任正非更难以忍受的是，由于妻子孟军是南油集团的高管，他被误认为进公司靠的是裙带关系，被同事在背后议论纷纷。他发誓要用一番作为证明自己，于是便跑到老板的办公室，问老板能不能让他去管理一家集团旗下的公司，并立下军令状保证超预期完成目标。
老板抹不开面子，且不想打击他的一腔热情，就派他去了集团旗下的另外一家公司担任“总经理”职位。此时的任正非已经理解了商场复杂、人心险恶，但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还是一脚踏进了商业陷阱，被骗了200多万元。200多万元，对于当时的任正非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当初夫妻俩从军队转业也才发了3000元。对于公司而言，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以至于公司高管大发雷霆，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并开除了他。
离开了令人艳羡的国企南油集团，他该何去何从？任正非心有不甘，更有一种看不清未来的痛苦，那是一种人至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却在事业上一无所有的彻骨之痛。但军人骨子里的担当让任正非来不及疗伤，他急需一份事业去证明自己，让父母、妻儿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没想到的是事业的不幸也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那是任正非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来到深圳一起同住，一家人平时虽有小矛盾但不至于分崩离析。但任正非失业之后，养育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妻子孟军一个人的肩上，孟军在重重压力之下难免心存哀怨。
因为事业而心烦意乱的任正非已无暇顾及妻子的情绪。家庭矛盾不可避免地一触即发，慢慢地，原本异常和谐的夫妻关系有了裂隙。两人常为一些琐碎小事争吵不休，最终闹到了将“离婚”二字说出了口。父母听说后心如刀割，但劝说已经动摇不了二人想要离婚的决心。最终，这段婚姻宣布了解体。
商场失意，情场也失意，接二连三的打击让44岁的任正非迈入人生的至暗时刻。然而，风能吹灭蜡烛，也能吹旺篝火。对于军人出身的任正非而言，至暗时刻也正是绝地反击的时刻。经历过三年灾害、“文革”的他，打心底里觉得，活下去是最低也是最高的目标。
为了活下去，他再一次站了起来，探索自己未来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