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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比尔·盖茨和克莱特同时考入哈佛大学。大二时，盖茨建议克莱特和他一起退学去开发 32Bit财务软件。但是克莱特认为Bit系统默尔斯博士才教了一点皮毛，不学完大学的全部课程是不可能的。
十年后，克莱特成了哈佛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研究生。当他认为自己学到了足够的知识，有能力研发 32Bit财务软件的时候，盖茨已经成为世界首富，并且已经开发出比Bit快 1500 倍的Eip财务软件。
盖茨的成功激励了无数大学生前仆后继投入创业大潮，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康盛世界CEO戴志康等IT企业家几乎都有大学创业的经历。但是雷军却不以为然。
我不提倡不鼓励大学生创业，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国情差别很远，我们的大学教育包括高中的素质教育和能力教育相对偏弱，这样出来创业的话，成功率非常之低。过去十年，很多大学都鼓励大学生创业，但结果几乎是全军覆没。而且我们鼓励学生创业还耽误了他应该有的学业，有点得不偿失。
雷军建议大学生首先要提高自身技能，甚至毕业初始也不该急着创业。最好先找个创业公司，或者是找个大公司先锻炼自己，有相应的商业网络，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再创业。
雷军的肺腑之言应该与他大学时苦中作乐的创业经历密不可分。
1990 年的盛夏，武汉的太阳一如既往的毒辣，热得令人窒息，可这丝毫没有影响雷军的创业行动。那时他已经在电子一条街“混”了好几年，自我感觉良好，梦想自己写的软件运行在全世界的每一台电脑上，梦想着创办一家全世界最牛的软件公司。
刚好那时王全国有个同事和朋友想办家公司，就拉雷军和他入伙。于是，大家一拍即合，创立了三色公司（Sunsir，红、黄、蓝三色），寓意放飞创业梦想，创造七彩新世界。
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凭勇气创业的时期，摆地摊卖瓜子的都能赚得盆满钵满，那么，90 年代就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的拥挤创业年代。很显然，雷军并没有看到这些。那时他还是个热血青年，创业团队正处于热血沸腾的状态，从来没想过开公司谁投钱、开张后做什么、靠什么赚钱等实际问题，真有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无知无畏。
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找投资人的意识，什么赚钱做什么，没有什么套路。直到公司接到的第一张单子赚了四五千元，公司才有了第一笔收入，也算是启动资金了。就凭着年轻人一股子的激情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白天跑市场销售，晚上拼命做开发，每天忙得热火朝天。后来，盲目干活的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方向——汉卡。
汉卡的利润很高，一套卖几千，成本往往不到一半。联想汉卡创造了利税上亿的辉煌，史玉柱也因为汉卡成为青年偶像。确定方向之后，雷军和同伴就在十几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摆上桌子和电脑，没日没夜地搞开发，困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办公室里睡一会儿。实在找不着地方躺的人，就只能坐在电脑前继续干活。
不久之后，李儒雄也加入了他们的团队。25 岁那年，他因为雷军的一句话而“下海”。几年之后，雷军对他说：“求伯君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话促使他果断加盟金山北京开发部，为金山WPS文字处理软件的迅速推广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李儒雄成为连邦软件总裁。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可以说，无论雷军、王全国，还是李儒雄，都相当有技术实力，也非常自信。他们的汉卡很快就上市了，但是那时国内已经有很多山寨产品，他们提前遭遇滑铁卢——花费大量财力、精力研发产品，上市后迅速被跟风、同质化，如一场旋风吹过，迅速失去了竞争能力。
这让他们逐渐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窘境，团队阵容里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技术比较过硬的牛人，公司人最多的时候有 14 个人，业务范畴也挺宽广，但是账户里却没有钱，连吃饭都是个问题。这有点像端着金饭碗要饭，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这也反映了技术型创业者的普遍缺陷。他们身上的技术情结，或许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芒。但是在商业世界的水土不服，也在他们身上无不应验。作为一个技术出身的创业者，一般对自己的技术能力都相当地有把握。对于技术的“路径依赖”，会让他们有意无意地往技术那头使劲儿。每当看到不如自己的产品销售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时候，他们往往想到的是再开发一个更牛的功能或许就让对手望尘莫及了，而不是考虑一下自己在销售、产品推广、知识产权保护、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短板。
当年的柳传志和倪光南就曾有过先技术还是先贸易的激烈争执，倪光南对技术有着近乎痴狂的迷恋，立志通过技术创新打造IT强国，这是科学家的思维。但柳传志则是企业家的思维，更为现实一些，他认为做贸易是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第一步，再好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卖不出去这个企业就没法生存，因此坚决推行“贸工技”的道路，避免了被市场淘汰或者迅速枯死的命运。
比起柳传志四十多岁创业时的成熟阅历，当时的雷军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毛孩，其他成员也较年轻，自以为有雄图伟略，对所有的权威都不屑一顾，街上老板的吹捧也助长了他们的虚荣心。可实际上，除了技术和激情，他们几乎一无所有，被市场经济大潮打得够呛。困难的时候，甚至接过打字印刷的活。实在没钱的时候，就派个兄弟跟食堂师傅打麻将赢饭菜票。
除此之外，他们还面临很现实的内部矛盾，关于四个股份相同的股东谁做董事长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争吵不休。雷军原本不想掺和这些不利于团结的事情，但却经常被他们从武汉大学的自习室里叫出来开会，一开就是一通宵。短短几个月，董事长就改选了两次。
市场销售没搞好，劳动成果（知识产权）没保护好，内部管理一团糟，内讧还如此严重。高涨的创业热情被一盆一盆的冷水渐渐泼没了，雷军也开始反思：作为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四学生，自己是否具备了创业所需要的能力与阅历？
翻来覆去想了好几夜，雷军提出了散伙。一个创业团队没有两三年的磨合期很难达成默契，但是他们一起创业的时间却只有短短半年。经过了创业的煎熬，回到校园的雷军有种久违的轻松。一个人走在武汉大学的樱花路上，觉得阳光很灿烂。
雷军后来总结说，创业就像跳悬崖，只有 5%的人会活下来。“我不支持大学生创业，除非你优秀如盖茨，一般的大学生就不要试了。”不仅大学生创业难，对所有人来说创业都很艰难。“当你不具备社会资源，没有资金，不知道运营一个企业需要做哪些工作，只有满腔热血和冲动去创业”，结果只会被撞得头破血流。